参政议政,让更多患者受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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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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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公立医院改革已拉开大幕,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教授的提案,主要围绕医疗改革内容,就政府对医疗主体的投入问题及改善医务人员待遇、鼓励民营医院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
从1998年被推荐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到2002年当选为农工党江苏省委副主委、江苏省九届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医卫体委员会主任,再到200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十几年来,随着参政议政工作层次的陆续提高,孙建方委员深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当记者问及参政议政的体会时,他由衷地说:“作为从事医务工作的政协委员,我有一个感触:治好一位病人,成功的只是一个案例;但是如果在参政议政方面有所作为,一个提案被采纳了,受益面将更宽,意义则更加深远。从这个角度来看,‘参政议政’的意义更大。”
奋发上进,结缘皮肤病学
孙建方教授出身于教师世家,老家在山东青岛,受家庭环境影响,他自小就酷爱学习,即使是后来插队到了农村,也从未改变他爱学习的习惯。机遇总是青睐有所准备的人。1977年年底,他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有幸成为插队知青组70多个人中唯一一位通过高考走进大学的新一代学子。
大学期间,为了学习,尽管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时称青岛医学院)离家只有10多分钟的路程,但一年之中,他也只是偶尔回家看看,其余时间都是在教室、图书馆中度过的,哪怕是星期天。整整五年的大学生活他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留校当了一位教师,后因为个人兴趣使然,他到了皮肤科,成为一名年轻的住院医师,从此走进了皮肤科领域。对此,他谦虚地说:这也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大学生的真实写照。正是凭着这么一种奋发上进的精神和刻苦学习的意志,孙建方于1986年考入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性病学专业,硕博连读,先后师从我国著名皮肤病理学专家刘季和教授、著名皮肤病性病学专家叶干运教授,并于1990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皮肤病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93年,孙建方晋升为副研究员,1995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中国皮肤病领域最年轻的教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这个大熔炉中,经过多年的熏陶和奋斗,现已成为我国皮肤病临床及皮肤病理学的著名专家。目前他还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担任着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医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皮肤科学会理事、《中华皮肤科杂志》副总编等职务。一路走来,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孙建方十分淡定,只是谦逊地将其归功于“幸运”和“机遇”。他说:“我只是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非常用功而已,皮肤病学是我毕生的事业。”
坚守在临床第一线
医学,尤其是皮肤病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近30年来,孙建方从来没有脱离过临床,为时刻掌握皮肤病学的发展趋势,他长期出门诊、查病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少见和疑难皮肤病的诊治,同时对皮肤组织病理诊断有很深的造诣,已成为国内皮肤病理领域的权威专家,有很高的影响和威望。正是由于孙建方在皮肤病学专业方面有着宽广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基本功,数十年来诊断出数百例少见病和疑难皮肤病,经过他成功抢救过的各种重危疑难皮肤病患者数不胜数。曾经有一位被多家大医院诊断为“恶性黑素瘤”的患者,绝望之余,带着病理切片找到孙建方,请他确诊。孙建方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确定是“梭形黑色素细胞痣”,是一种没有生命危险的良性痣。他对疾病的确诊,给了患者极大的生活勇气。后来经过几年时间的检验,也证实了孙建方诊断的正确性,患者及其家属把此事作为一段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此种经历在他近30年的临床生涯中已不计其数。
凭着多年来对皮肤组织病理诊断的较深造诣,孙建方先后在国际上首次命名了“儿童特发性真皮弹力纤维溶解”、“弥漫性色素沉着并点状色素减退”、“肢端角化病”、“耳廓群集性粟丘疹”等5种新的皮肤病,并代表中国在欧洲皮肤病及性病大会上作报告,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兴趣及关注。同时他也在国内首报“皮肤混合性囊肿”等罕见皮肤病10余例,引起了皮肤病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孙建方在医疗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在临床工作中,孙建方仍时常感觉到个人力量的渺小,感到力不从心。为了能够救治更多的患者,他决定发挥“连锁作用”——带学生、培养下一代学子。目前他所领导的皮肤病理科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皮肤病理医师培训基地,为全国培养皮肤病及皮肤病理进修医师数百名;同时他也成为了国内皮肤病专业最受欢迎的讲学教授之一。作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先后指导了27名博士研究生,并为全国各地培养出了数百名皮肤病理医师和临床皮肤病医师。
应提高医务人员待遇
谈到今年的提案,孙建方委员首先分析了公立医院的财务收入来源及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现状。他指出,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不足导致了医院的趋利行为。此外,当今中国的医务人员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政府和群众一直强调他们应履行的义务,却很少提及他们应享受的权利,缺乏应有的被尊重和被肯定,对于医生这种高体力、高智力、高压力和高风险的职业来说,更没有得到合理的待遇,这种现象已经挫伤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医疗质量。医改面对的“看病贵”问题其实是买药贵、检查贵、手术器材贵,但真正体现医生水平的劳务费,比如诊费、手术费反而长期偏低(如挂号费:5～14元;床位费:28元/天;手术费:阑尾切除术304元,肺癌全肺切除术983元、心脏搭桥术2 200元)。在病人全部的医疗成本中,医疗服务费比例低于10%,90%竟由药费、检查费和医疗器械使用费构成。孙建方委员认为,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标准,扭曲了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为此,孙建方委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我认为,‘以人为本’的医疗政策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这将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孙建方委员建议政府通过体制改革,加大对医院的财政投入,担负起公立医院的应有开支,使医生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钻研业务、为病人解决病痛,使医院从经营模式还原为服务模式,最终回归到公益性的医疗服务中。二是加强医改过程中对医疗主体的投入,改善医务人员待遇。“医务人员是医改的重要力量,也是医改的执行者。新医改不能让600万医务人员这一直接参与群体‘缺席’,应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孙建方委员强调,如果医改不能调动中国数百万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将难以成功。他建议,参照社会同类人员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结合技术等级、受教育的时间、从业年限及服务质量等来确定医务人员工资报酬标准,使其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应有的收入水平。医务人员的底薪起码应该等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待遇(国外医生的待遇一般为公务员的5～10倍),使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另外应适当提高医生手术费、挂号费、某些诊疗费等这些真正体现医生水平的劳务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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