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提供医疗资源适合与否自己考量
在《重生手记》中凌志军谈论了大多数病人的困惑，以及遇到的种种医坛怪相。有对医生医术医德的质疑，也有对整个医疗体制不够完善的重重解构。尽管有不公平的现状，尽管医患之间矛盾依旧存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本书中体会到普通百姓在就医路上的种种艰辛。
找到合适的医生属运气
在现行体制里，肿瘤患者找到合适的医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绝大多数案例中，都是靠碰运气。因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缺乏对医生人品和技能的科学准确的评价方法，加之各个领域普遍伦理约束淡化，诚信缺失。见得到的“医生简历”，对于“站立者”是注水、拔高，对于“扑倒者”是贬低、毁谤，罕见恰如其分的。
在此大背景之下，我还是谈谈自己对于找医生这方面的个人建议。即，患者必须穷尽一切手段收集与所患疾病有关的临床资料以及医生、科室、医院资料，多渠道资料汇集比对，请教值得信赖的人。
何谓好医生？我1987年从医后就一直坚持自己“好医生观点”：本院、本科的同事竞相把生病的自家人安排给谁的床位上，那位，就是真的好医生。
, http://www.100md.com
兼听则明降低误诊率
在普通患者看来，对于医生的话，应该是只对不错的。但其实，医生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错的时候。而医生的经验也是从不断犯错中积累起来的。因此误诊率的高低并不是对医生个人医术的绝对判断。谁都不愿意成为医生误诊的病人，但谁都不可避免成为误诊的对象。正如凌志军一开始被众多肿瘤界权威误诊脑瘤一样，即使大牌专家也有犯错，而且是低级错误的时候。
减少误诊率一个世界性难题，简单来说，减少误诊，医患双方都有可为。
作为医方，要仔细认真地听取患者的主诉，恰当地检查，不能忽视“触、叩、听”这些技艺，注意鉴别诊断和讨论会诊。凌志军对医生缺乏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专家们不喜欢听取患者的诉求，只关心患者的检查结论。
800块的特许专家号换来“三分钟”的就医时间，对于医者，无法获得患者准确的医疗信息，在患者看来，也是一种敷衍的诊疗态度。专家不仅要医术高明，更要谦虚好学，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给其他医生作好榜样。
, 百拇医药
作为患者，要如实并尽量有条理地主动告知自己的感受和病史。如今市面上很多有关养生、健康的书籍，多读书是好事，但一定要理性对待自己理解，与医生理解的差异之处。
患者如果对某个医生的诊疗不放心，不妨多跑几家医院，综合各家意见自己判断，再次就诊的时候，将自己的判断带给医生，这样医生出错的可能性就能大大下降。
患者不是“小白鼠”
在凌志军的抗癌之路中，众多医生推荐的治疗方案一度让他觉得失去方向，“开颅”还是“化疗”，“中药”还是“西药”？在患者面前，似乎有很多选择，可惜，众多的选择如同将患者当成“小白鼠”。
医疗是高科技专业，也是多学科复合的专业，外行人是绕不清的。因此，患者来甄别医生推荐的药物、方案的动机和得失，几乎不可能。但是也还是可以做些尝试的。
, 百拇医药 比如，把方案和药物拿给别的医院的医生看看，听听其他人的评判。自己和家人上网检索有关信息，尤其是投诉信息。看看医生推荐的药品和治疗方案是否符合“临床路径”的要求等。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生的诚信就是患者的唯一判断依据”，这也是一个好经验。凌志军在书中骄傲地提及自己当记者养成的“阅人”本领，这一点用在医生推荐的治疗方案和医药方面也是适用的。
过度医疗很难界定
凌志军研究了很多有关放疗的资料，在他的书中提及了“过度医疗”治死人的问题。在中国，过度医疗属于法律空白，医学法学界很难界定。但在国外，患者对医生、医院提起诉讼，乃至医生因此吊销执照、医院赔偿患者大笔钱也有存在的普遍现象。
尽管我国无法在法律层面将“过度医疗”治死人看做判刑入狱的手段，但在限制“过度医疗”方面出台了不少规范，比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均有规范医疗的要求，此即对“过度医疗”的禁止。而2010年7月1日生效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有更明确规定，其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这是对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明确禁止。
既然有法律规制，就有罚则。轻者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至于民事赔偿，那是最常见的责任承担方式。在针对过度医疗的“罚则”体系设计上，中外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差异在于，维权的方式与渠道。法治国家以律师代理诉讼解决为主，显得比较文明，但是耗时费力。我国大陆地区则常见“医闹”，而后多半转入协商或人民调解这些ADR(非诉解决机制)方式解决纷争。
从医疗体系的高度来说，只有将患者对医生的医术、医德的考察，纳入与医生个人、行政管理者个人的评分、评级、考核等当中，才能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单纯的提高专家挂号费用，无疑是饮鸩止渴。, 百拇医药(胡晓翔)
找到合适的医生属运气
在现行体制里，肿瘤患者找到合适的医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绝大多数案例中，都是靠碰运气。因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缺乏对医生人品和技能的科学准确的评价方法，加之各个领域普遍伦理约束淡化，诚信缺失。见得到的“医生简历”，对于“站立者”是注水、拔高，对于“扑倒者”是贬低、毁谤，罕见恰如其分的。
在此大背景之下，我还是谈谈自己对于找医生这方面的个人建议。即，患者必须穷尽一切手段收集与所患疾病有关的临床资料以及医生、科室、医院资料，多渠道资料汇集比对，请教值得信赖的人。
何谓好医生？我1987年从医后就一直坚持自己“好医生观点”：本院、本科的同事竞相把生病的自家人安排给谁的床位上，那位，就是真的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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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则明降低误诊率
在普通患者看来，对于医生的话，应该是只对不错的。但其实，医生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错的时候。而医生的经验也是从不断犯错中积累起来的。因此误诊率的高低并不是对医生个人医术的绝对判断。谁都不愿意成为医生误诊的病人，但谁都不可避免成为误诊的对象。正如凌志军一开始被众多肿瘤界权威误诊脑瘤一样，即使大牌专家也有犯错，而且是低级错误的时候。
减少误诊率一个世界性难题，简单来说，减少误诊，医患双方都有可为。
作为医方，要仔细认真地听取患者的主诉，恰当地检查，不能忽视“触、叩、听”这些技艺，注意鉴别诊断和讨论会诊。凌志军对医生缺乏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专家们不喜欢听取患者的诉求，只关心患者的检查结论。
800块的特许专家号换来“三分钟”的就医时间，对于医者，无法获得患者准确的医疗信息，在患者看来，也是一种敷衍的诊疗态度。专家不仅要医术高明，更要谦虚好学，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给其他医生作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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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如果对某个医生的诊疗不放心，不妨多跑几家医院，综合各家意见自己判断，再次就诊的时候，将自己的判断带给医生，这样医生出错的可能性就能大大下降。
患者不是“小白鼠”
在凌志军的抗癌之路中，众多医生推荐的治疗方案一度让他觉得失去方向，“开颅”还是“化疗”，“中药”还是“西药”？在患者面前，似乎有很多选择，可惜，众多的选择如同将患者当成“小白鼠”。
医疗是高科技专业，也是多学科复合的专业，外行人是绕不清的。因此，患者来甄别医生推荐的药物、方案的动机和得失，几乎不可能。但是也还是可以做些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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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生的诚信就是患者的唯一判断依据”，这也是一个好经验。凌志军在书中骄傲地提及自己当记者养成的“阅人”本领，这一点用在医生推荐的治疗方案和医药方面也是适用的。
过度医疗很难界定
凌志军研究了很多有关放疗的资料，在他的书中提及了“过度医疗”治死人的问题。在中国，过度医疗属于法律空白，医学法学界很难界定。但在国外，患者对医生、医院提起诉讼，乃至医生因此吊销执照、医院赔偿患者大笔钱也有存在的普遍现象。
尽管我国无法在法律层面将“过度医疗”治死人看做判刑入狱的手段，但在限制“过度医疗”方面出台了不少规范，比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均有规范医疗的要求，此即对“过度医疗”的禁止。而2010年7月1日生效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有更明确规定，其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这是对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明确禁止。
既然有法律规制，就有罚则。轻者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至于民事赔偿，那是最常见的责任承担方式。在针对过度医疗的“罚则”体系设计上，中外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差异在于，维权的方式与渠道。法治国家以律师代理诉讼解决为主，显得比较文明，但是耗时费力。我国大陆地区则常见“医闹”，而后多半转入协商或人民调解这些ADR(非诉解决机制)方式解决纷争。
从医疗体系的高度来说，只有将患者对医生的医术、医德的考察，纳入与医生个人、行政管理者个人的评分、评级、考核等当中，才能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单纯的提高专家挂号费用，无疑是饮鸩止渴。, 百拇医药(胡晓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