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MMT人员中HIV感染者的告知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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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告知配偶或性伴的情况(139人)
告知具体原因：保护对方(79.14%)、关系密切(52.52%)、认为无法隐瞒(20.14%)、寻找家庭支持(12.23%)、其他(5.67%)；
实施告知的最佳人选：自己(88.49%)、医生(6.47%)、与医生一起(2.16%)、亲属(1.44%)、与亲属一起(1.44%)；
2.2.5 除配偶和性伴以外的告知情况(131人)
首选对象的排序为：父母(81.68%)、兄弟姐妹(17.56%)、陌生人(0.76%)、朋友(0)、子女(0)。
告知原因为：寻求精神安慰(72.52%)、最值得信任(69.47%)、寻求经济支持(38.93%)、其他(17.56%)。
2.2.6不愿告知情况
在15名不愿意告知配偶或性伴(配偶：6人，占4.92%；性伴：9人，占32.14%；)的人中，其原因依次为：怕对方不能承受(100%)，怕受到歧视(86.67%)，怕关系破裂(46.67)。
3讨论
3.1 首选的告知对象
按告知率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依次为：配偶、父母、性伴、兄弟姐妹；极少有主动告知子女和朋友的；有95.08%的首选的告知对象是配偶；而首选告知性伴的仅占57.14%；可见，稳定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对首选告知对象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得知自己感染HIV以后，这种敏感性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震撼[3]，这为我们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VCT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测前咨询、检测后咨询，提供了参考依据。
3.2告知时间
告知配偶或性伴的时间，可以反映出感染者在 “是否告知”以及“何时告知”这两个问题上思想斗争的时间。
在(对配偶或性伴)当天告知的人数上进行对比(以性别、民族、文化为变量)：在民族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维72.04%，回52.65%，汉13.33%)；又对维、回、汉3个人数较多的民族进行了两两比较，发现两两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因此，在探索告知模式时应考虑到民族宗教等深层次的因素。
3.3告知意愿
在告知配偶或性伴的具体原因上，最主要、最根本的是为了“保护配偶”。
其中绝大部分(88.49%)的人认为“自己”是实施告知的最佳人选，这就指导我们在探索告知模式时应当以自觉告知[5]为首选方式，主要方式。
3.4除配偶之外的首选告知对象及其告知意愿
由于调查对象的感染多与吸毒、性有关，社会上存在的偏见、歧视，对HIV/AIDS形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精神压力。由结果表明，告知主要是获取精神上的需求，这不但和病人自身的孤独感有关，也应该和HIV的敏感性[4]有关。
3.5不愿意告知的情况
共有15人不愿意告知配偶或性伴，而且以后也不愿意再告知。主要原因依次为：怕对方不能承受，怕受到歧视，怕家庭破裂。其中怕受到歧视还占有相当的比重。也可以反映出社会对HIV/AIDS的偏见和歧视存在。研究资料显示[6]，艾滋病病毒阳性的妇女在告知以后，心理压力明显缓解。如果不进行告知，则感染者或病人将一直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感染者或病人的身心健康。如果经常对性伴和家属进行宣传教育、咨询检测，正确认识并正视HIV/AIDS，将会减少感染者及其病人不愿告知性伴的疑虑，从而将减少性伴处于不知情、无防护的危险。云南省卫生厅根据国务院、卫生部的有关精神，下发了《云南省卫生厅关于告知艾滋病检测结果有关事宜的通知》[7]，规定确认结果必须告知受检本人及其配偶。以一个月内本人自愿为主，逾期不告知者，将有疾控专业人员告知配偶。
参考文献
[1]张大庆，中国医学人文评论[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7：53.
[2]钱足庶,余冬保.HIV检测阳性结果性伴告知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19)：3675-3679.
[3]Clark HJ, Lindner G, Armistead L, et al. Stigma, disclosure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mong HIV-infected and non-infected African-American wome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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