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院士：一部中国肿瘤内科发展(1)
“孙燕院士60年的学习、从医经历，就是我国肿瘤内科从创立、发展到壮大的历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远凯教授这样评价。
孙燕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肿瘤内科治疗专业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
83岁的孙燕院士是一位摄影“发烧友”，他在飞机上拍摄的雪山云海气势磅礴，美轮美奂，曾被收入2012年度院士经典挂历中。他笑着说，人总得有点爱好，生活才会精彩。
其实，孙燕院士最大的爱好就是致力于肿瘤内科的发展。1964年，中国肿瘤化学治疗会议召开时，参会的只有14名内科医生。如今，飞速发展的肿瘤内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三大支柱之一，主持和参与者均为肿瘤内科医生的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的会员已经超过1万人。
而CSCO就是在孙燕院士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1997年，在孙燕等老一辈专家的倡导下，CSCO在北京正式成立。随后的15年里，以“团结、协作、务实”作为发展目标，CSCO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先锋队和最活跃的专业学术组织。2003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与CSCO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同年11月，孙燕作为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当选ACOS主席。目前，CSCO代表中国，成为我国医学界第一个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学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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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师表彰显大医风范
在海峡两岸临床肿瘤学界，孙燕是公认的内科肿瘤学科带头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多年来获得的学术成就，更由于他总是殷切关怀和无私帮助同道和后辈医生。在从事肿瘤内科工作的53年里，孙燕始终致力于团结肿瘤界人士。他常常说：“活到这个年纪，我已经很快乐，很满足，因为我已经把所有学术思想和科研项目传给学生们，看到我的学术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那种满足无法言喻，我更高兴地看到，有的学生比我做得更好。”
针对肿瘤界曾出现的不团结，孙燕也曾提出批评：“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同行，攻克肿瘤的工作已很艰苦，不能把精力再放在内耗上。就像同场竞技一样，大家一道努力攻克癌症，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有人把他当对手，他则总是把别人当朋友，还常常说：“监督有什么不好？有人挑剔你使你更加谨慎，遇事多加思考使你把工作做得更好。” 著名肿瘤内科专家储大同教授也曾发出感慨：“孙教授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他胸怀大志，对别人总是大度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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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肿瘤病人，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半个多世纪的行医路，承受过极大压力却从未发生过医疗纠纷的孙燕这样说：“医生和商人的目标恰好相反，没有一个医生改做商人能成功。因为病人来求医，医生全部精力想的应该是怎么帮助病人；商人的目标则是最大限度从顾客身上获取利益。医生哪怕有一闪念想从病人身上攫取好处，就丧失医生的根本了。如果一个人目标是赚钱，当医生不是好的选择，因为这一职业注定辛苦而回报少。”
他寄望于今天有理想的年轻医生，不被一时的利益蒙蔽双眼，要把治病救人、帮助别人当成平生最大的乐趣和使命，就会比较快乐；如果整天抱怨待遇不如人，就很难做出对病人有益的事。
“当收到很多淋巴瘤小患者治愈后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寄来全家福照片时，你会感到幸福吗？我总是热泪盈眶，觉得人生太短，总想帮助更多病人。”孙燕欣慰地笑着说。
孙燕说，我们要致力于培养肿瘤人才，尤其是要培养有创新精神、不满足现状的人才，每年的CSCO会议上，都会出现很多有思想、有价值的报告，我们老一辈肿瘤学家愿意全力支持他们。我们这个学科应该多留心全局和预防的概念，医生多说一两句话，对病人就会产生很大收益，长此以往，我国的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定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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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肿瘤内科治疗实体肿瘤
在孙燕之前，我国已有学者研究血液肿瘤，但实体瘤研究领域仍是一片空白。1959年孙燕刚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不久，两位老院长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开创肿瘤内科这一全新学科。开拓者往往必须披荆斩棘，克服万难，5张病床、4种药物，就是他接受这项任务时的全部。
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日益活跃，很多分子靶向药物相继问世，使肿瘤学科发展迅速。由此很多临床肿瘤学家意识到，肿瘤的产生是因分子生物发生了网络障碍而导致，肿瘤是一个全身疾病，而非局部问题。
而纵观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上个世纪30年代他们就重视肿瘤研究，70年代肿瘤预防起步，对空气、环境治理、戒烟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治理，其分子生物学研究也已非常深入，目前已明显见效。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近两三年欧美国家肿瘤发病率已进入一个平台期，出现了下降趋势，真正实现了“让肿瘤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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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癌症法案，被认为是人类对癌症的正式宣战。法案签署30周年纪念时，看到肿瘤患者仍在增加，美国人悲观地认为多年投入的经费付诸东流。然而到了2011年，他们欣喜地发现，肿瘤的发病和死亡都下降了。二战前，美国只有30%的肿瘤患者可以治愈，而现在75%的肿瘤患者都可被治愈，且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以每年1% 和1.6%的速度递降，加拿大除艾滋病外，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出现了下降。
“这说明，21世纪我们已经找到了肿瘤防控、早期发现干预、治疗的门路，如果注重环境治理，改善生活习惯，癌症可以被预防和控制。”孙燕乐观地表示。
然而，根据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布的数据，我国肿瘤患者的治愈率还停留在30-40%，发病率、死亡率仍在增加，达到2.5-3‰，我国的肿瘤防治形势并不理想。
原因何在？孙燕分析，这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肿瘤研究目前面临双重负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上消化道癌的癌症历程还未走完，又开始了发达国家的下消化道癌的癌症历程。性紊乱导致的HIV、HPV的新感染在增加，吸烟、肥胖等老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谈到这里，孙燕表示，经过社会各界和肿瘤学家的努力和积极治理，我国在二三十年后也能“让肿瘤低头”，实现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双下降的目标。因为现在我国十几个肿瘤综合防治医疗机构的治愈率高于全国水平，肿瘤治愈率已与国际水平接近或一致。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治愈率就超过50%，院内职工的癌症治愈率达到了78%。“不少早期患肺癌、乳腺癌的医护人员都治愈了，一是相关知识较多，二是注重定期查体，早期肿瘤发现率高，治愈率也就会相应提高。”, http://www.100md.com(史费菲)
孙燕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肿瘤内科治疗专业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
83岁的孙燕院士是一位摄影“发烧友”，他在飞机上拍摄的雪山云海气势磅礴，美轮美奂，曾被收入2012年度院士经典挂历中。他笑着说，人总得有点爱好，生活才会精彩。
其实，孙燕院士最大的爱好就是致力于肿瘤内科的发展。1964年，中国肿瘤化学治疗会议召开时，参会的只有14名内科医生。如今，飞速发展的肿瘤内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三大支柱之一，主持和参与者均为肿瘤内科医生的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的会员已经超过1万人。
而CSCO就是在孙燕院士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1997年，在孙燕等老一辈专家的倡导下，CSCO在北京正式成立。随后的15年里，以“团结、协作、务实”作为发展目标，CSCO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先锋队和最活跃的专业学术组织。2003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与CSCO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同年11月，孙燕作为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当选ACOS主席。目前，CSCO代表中国，成为我国医学界第一个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学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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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师表彰显大医风范
在海峡两岸临床肿瘤学界，孙燕是公认的内科肿瘤学科带头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多年来获得的学术成就，更由于他总是殷切关怀和无私帮助同道和后辈医生。在从事肿瘤内科工作的53年里，孙燕始终致力于团结肿瘤界人士。他常常说：“活到这个年纪，我已经很快乐，很满足，因为我已经把所有学术思想和科研项目传给学生们，看到我的学术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那种满足无法言喻，我更高兴地看到，有的学生比我做得更好。”
针对肿瘤界曾出现的不团结，孙燕也曾提出批评：“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同行，攻克肿瘤的工作已很艰苦，不能把精力再放在内耗上。就像同场竞技一样，大家一道努力攻克癌症，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有人把他当对手，他则总是把别人当朋友，还常常说：“监督有什么不好？有人挑剔你使你更加谨慎，遇事多加思考使你把工作做得更好。” 著名肿瘤内科专家储大同教授也曾发出感慨：“孙教授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他胸怀大志，对别人总是大度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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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肿瘤病人，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半个多世纪的行医路，承受过极大压力却从未发生过医疗纠纷的孙燕这样说：“医生和商人的目标恰好相反，没有一个医生改做商人能成功。因为病人来求医，医生全部精力想的应该是怎么帮助病人；商人的目标则是最大限度从顾客身上获取利益。医生哪怕有一闪念想从病人身上攫取好处，就丧失医生的根本了。如果一个人目标是赚钱，当医生不是好的选择，因为这一职业注定辛苦而回报少。”
他寄望于今天有理想的年轻医生，不被一时的利益蒙蔽双眼，要把治病救人、帮助别人当成平生最大的乐趣和使命，就会比较快乐；如果整天抱怨待遇不如人，就很难做出对病人有益的事。
“当收到很多淋巴瘤小患者治愈后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寄来全家福照片时，你会感到幸福吗？我总是热泪盈眶，觉得人生太短，总想帮助更多病人。”孙燕欣慰地笑着说。
孙燕说，我们要致力于培养肿瘤人才，尤其是要培养有创新精神、不满足现状的人才，每年的CSCO会议上，都会出现很多有思想、有价值的报告，我们老一辈肿瘤学家愿意全力支持他们。我们这个学科应该多留心全局和预防的概念，医生多说一两句话，对病人就会产生很大收益，长此以往，我国的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定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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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肿瘤内科治疗实体肿瘤
在孙燕之前，我国已有学者研究血液肿瘤，但实体瘤研究领域仍是一片空白。1959年孙燕刚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不久，两位老院长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开创肿瘤内科这一全新学科。开拓者往往必须披荆斩棘，克服万难，5张病床、4种药物，就是他接受这项任务时的全部。
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日益活跃，很多分子靶向药物相继问世，使肿瘤学科发展迅速。由此很多临床肿瘤学家意识到，肿瘤的产生是因分子生物发生了网络障碍而导致，肿瘤是一个全身疾病，而非局部问题。
而纵观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上个世纪30年代他们就重视肿瘤研究，70年代肿瘤预防起步，对空气、环境治理、戒烟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治理，其分子生物学研究也已非常深入，目前已明显见效。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近两三年欧美国家肿瘤发病率已进入一个平台期，出现了下降趋势，真正实现了“让肿瘤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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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癌症法案，被认为是人类对癌症的正式宣战。法案签署30周年纪念时，看到肿瘤患者仍在增加，美国人悲观地认为多年投入的经费付诸东流。然而到了2011年，他们欣喜地发现，肿瘤的发病和死亡都下降了。二战前，美国只有30%的肿瘤患者可以治愈，而现在75%的肿瘤患者都可被治愈，且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以每年1% 和1.6%的速度递降，加拿大除艾滋病外，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出现了下降。
“这说明，21世纪我们已经找到了肿瘤防控、早期发现干预、治疗的门路，如果注重环境治理，改善生活习惯，癌症可以被预防和控制。”孙燕乐观地表示。
然而，根据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布的数据，我国肿瘤患者的治愈率还停留在30-40%，发病率、死亡率仍在增加，达到2.5-3‰，我国的肿瘤防治形势并不理想。
原因何在？孙燕分析，这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肿瘤研究目前面临双重负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上消化道癌的癌症历程还未走完，又开始了发达国家的下消化道癌的癌症历程。性紊乱导致的HIV、HPV的新感染在增加，吸烟、肥胖等老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谈到这里，孙燕表示，经过社会各界和肿瘤学家的努力和积极治理，我国在二三十年后也能“让肿瘤低头”，实现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双下降的目标。因为现在我国十几个肿瘤综合防治医疗机构的治愈率高于全国水平，肿瘤治愈率已与国际水平接近或一致。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治愈率就超过50%，院内职工的癌症治愈率达到了78%。“不少早期患肺癌、乳腺癌的医护人员都治愈了，一是相关知识较多，二是注重定期查体，早期肿瘤发现率高，治愈率也就会相应提高。”, http://www.100md.com(史费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