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防治要“重防早治”(1)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政协委员驻地。虽然室外的温度让人感觉到阵阵寒意，但参加政协分组讨论的委员们的发言却非常热烈和精彩。
在分组讨论会间隙，记者就我国的肿瘤治疗与预防领域的现状以及科研经费管理等相关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红阳教授。
应纠正肿瘤“重治轻防”现状
在谈到我国肿瘤的发病现状时，王红阳院士介绍说：“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职业暴露、食品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物学和遗传学因素的影响，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态势，肿瘤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死于恶性肿瘤的病例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3%。预计到2030年，将有1300万人死于癌症。而在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恶性肿瘤已经呈现年轻化发病趋势，许多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肿瘤发病率以每年3%至5%的速度增长。2009年全国肿瘤发病率为每10万人有285.91人发病，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有8550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同时，我国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肝癌、甲状腺癌等肿瘤的高发年龄段均在提前，呈年轻化发病趋势。 2009年，全国肿瘤死亡率为每10万人有180.54人，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病例高达270万例。国人因肿瘤死亡的几率是13%，即每7到8名肿瘤患者中，就有1人因癌症死亡。肿瘤患者平均5年存活率仅为20%至30%。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让老百姓谈癌色变，也时常让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在消耗了大量卫生资源的情况下，恶性肿瘤不仅难以治愈，还使许多民众‘因病返贫’，肿瘤的防控形势极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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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阳院士接着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十分关注大众健康，重视肿瘤研究和治疗，提出防控战略计划，并有逐步增长的资金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肿瘤的终末期治疗上，我国消耗的卫生资源大大超过肿瘤的预防和预测，而在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发病基线确定和预防肿瘤的科普教育上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而且，我国各类肿瘤发病数据的报告也时常有不统一、不准确的现象，国外机构和同行多有质疑。近年来，‘降低肿瘤发病率、病死率必须注重肿瘤的预防和早诊’的观点渐被认同，但是如何纠正‘重治轻防’，有效推进肿瘤预防，使之成为国民的自觉行动却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王红阳院士接着谈到了我国在肿瘤普查方面所开展的工作：“2008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我国开展了一项针对53万适龄女性的乳腺癌普查。结果显示，通过普查检出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患者的比例达40.5%，但在同时期医院门诊诊断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肿瘤的检出比例仅为17%。防癌普查和筛查明显提高了早期乳腺癌检出比例，治愈率和生存期随之大大提高。但是，由于经费和技术所限，其他多种恶性肿瘤高危人群的大规模筛查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也没有相应的队列研究。一份调查表明，同是肝癌多发高发的日本，其诊断筛查出的早期肝癌超过60%，5年生存率大于43%；而我国治疗肝癌的主要单位早诊肝癌仅占21.2%，5年生存率自然也大大低于日本。着眼于我国肿瘤高发的实际情况、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开展肿瘤的全民预防和早期筛查显然是控制肿瘤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 百拇医药
五项建议防控肿瘤
基于上述情况，王红阳院士针对我国肿瘤的发病状况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五条建设性的构想。
王红阳院士认为，首先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加政府投入”。因为重视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和重要的基线调查癌情监测是防治工作的基础，是制定规划、评估防治措施与效果、引领科研方向的重要依据，既造福于当代人，也惠及子孙后代，必须予以加强。目前这项工作在我国还相当薄弱，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经费不稳定和人员素质低等诸多问题。由于肿瘤流行病学和队列研究缺少有效的顶层设计，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和训练有素的稳定研究队伍，我国正规和(或)不正规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常不准确，发病率和病死率多以登记数据推算，大量未登记病例遗漏；生存期的随访调查往往漏算失访的患者，造成来自不同人群的数据或不同单位报告的数据误差很大；某些地区利益也影响真实数据的获得与发布……因此，单纯完成基线调查一项，就要求政府既有稳定的专门资金投入，又要有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制定制度法规，以保证监测能不间断地顺利实施。从整个肿瘤流行病学的研究看，必须加强政府专项投入，才能尽快赶上国际现有的水平。
, 百拇医药
其次，要“重视高危人群筛查，提高预测、早诊水平”。王红阳院士认为，肿瘤二级预防的目的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患于疾病初始。对高风险人群应进行队列、社区、高发现场的定期监测和筛查，提高肿瘤的早诊率。只有早期预测、监测，才能早期预防、阻断；只有早期发现，才能彻底治愈。加拿大就专门设立了“国家癌症筛查项目咨询委员会”，并在全国构建癌症筛查的研究和评估网络，定期出版监测报告，积极推进了肿瘤二级预防工作。因此，建议我国也应加强肿瘤的咨询和预测，整合相关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制定适于我国的标准、规范的常见恶性肿瘤筛查方案，共同推进常见肿瘤的早期诊断和高危人群筛查工作。同时，还应改革公共卫生政策，加大医疗保障体制对高危人群的覆盖面，使更多的高危人群能够方便、免费或低价地进行肿瘤筛查。
第三，要“快速发展适于监测、早诊的新技术，并加强其转化应用”。就这方面的问题，王红阳院士阐述说，在我国推进创新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的新形势下，各科研院所前期已发现和筛出一系列具有应用潜能的肿瘤检测标志物和新技术。国家相关部委应积极创造条件，开辟绿色通道，精简中间步骤，加快审批进程，使方便、有效的新方法，不要长期滞留在实验室、或耽搁在利益的谈判桌上，尽快推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第四，要“建立居民保健档案，推进信息化管理”。王红阳院士进一步解析说，目前国内肿瘤发病与死亡登记报告大都基于大医院，再用其他渠道数据加以补充更正。随着社区建设的日臻完善和城镇化进程，建议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和完善肿瘤病因调查和登记报告制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形成稳定的大队列，并为居民建立体检保健档案和电子病历，逐步使肿瘤流行癌学调查数据、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更加准确详实，实现实时动态的全国联网监测与报告体系。, 百拇医药(王光跃)
在分组讨论会间隙，记者就我国的肿瘤治疗与预防领域的现状以及科研经费管理等相关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红阳教授。
应纠正肿瘤“重治轻防”现状
在谈到我国肿瘤的发病现状时，王红阳院士介绍说：“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职业暴露、食品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物学和遗传学因素的影响，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态势，肿瘤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死于恶性肿瘤的病例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3%。预计到2030年，将有1300万人死于癌症。而在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恶性肿瘤已经呈现年轻化发病趋势，许多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肿瘤发病率以每年3%至5%的速度增长。2009年全国肿瘤发病率为每10万人有285.91人发病，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有8550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同时，我国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肝癌、甲状腺癌等肿瘤的高发年龄段均在提前，呈年轻化发病趋势。 2009年，全国肿瘤死亡率为每10万人有180.54人，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病例高达270万例。国人因肿瘤死亡的几率是13%，即每7到8名肿瘤患者中，就有1人因癌症死亡。肿瘤患者平均5年存活率仅为20%至30%。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让老百姓谈癌色变，也时常让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在消耗了大量卫生资源的情况下，恶性肿瘤不仅难以治愈，还使许多民众‘因病返贫’，肿瘤的防控形势极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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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阳院士接着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十分关注大众健康，重视肿瘤研究和治疗，提出防控战略计划，并有逐步增长的资金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肿瘤的终末期治疗上，我国消耗的卫生资源大大超过肿瘤的预防和预测，而在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发病基线确定和预防肿瘤的科普教育上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而且，我国各类肿瘤发病数据的报告也时常有不统一、不准确的现象，国外机构和同行多有质疑。近年来，‘降低肿瘤发病率、病死率必须注重肿瘤的预防和早诊’的观点渐被认同，但是如何纠正‘重治轻防’，有效推进肿瘤预防，使之成为国民的自觉行动却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王红阳院士接着谈到了我国在肿瘤普查方面所开展的工作：“2008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我国开展了一项针对53万适龄女性的乳腺癌普查。结果显示，通过普查检出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患者的比例达40.5%，但在同时期医院门诊诊断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肿瘤的检出比例仅为17%。防癌普查和筛查明显提高了早期乳腺癌检出比例，治愈率和生存期随之大大提高。但是，由于经费和技术所限，其他多种恶性肿瘤高危人群的大规模筛查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也没有相应的队列研究。一份调查表明，同是肝癌多发高发的日本，其诊断筛查出的早期肝癌超过60%，5年生存率大于43%；而我国治疗肝癌的主要单位早诊肝癌仅占21.2%，5年生存率自然也大大低于日本。着眼于我国肿瘤高发的实际情况、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开展肿瘤的全民预防和早期筛查显然是控制肿瘤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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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建议防控肿瘤
基于上述情况，王红阳院士针对我国肿瘤的发病状况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五条建设性的构想。
王红阳院士认为，首先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加政府投入”。因为重视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和重要的基线调查癌情监测是防治工作的基础，是制定规划、评估防治措施与效果、引领科研方向的重要依据，既造福于当代人，也惠及子孙后代，必须予以加强。目前这项工作在我国还相当薄弱，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经费不稳定和人员素质低等诸多问题。由于肿瘤流行病学和队列研究缺少有效的顶层设计，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和训练有素的稳定研究队伍，我国正规和(或)不正规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常不准确，发病率和病死率多以登记数据推算，大量未登记病例遗漏；生存期的随访调查往往漏算失访的患者，造成来自不同人群的数据或不同单位报告的数据误差很大；某些地区利益也影响真实数据的获得与发布……因此，单纯完成基线调查一项，就要求政府既有稳定的专门资金投入，又要有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制定制度法规，以保证监测能不间断地顺利实施。从整个肿瘤流行病学的研究看，必须加强政府专项投入，才能尽快赶上国际现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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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重视高危人群筛查，提高预测、早诊水平”。王红阳院士认为，肿瘤二级预防的目的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患于疾病初始。对高风险人群应进行队列、社区、高发现场的定期监测和筛查，提高肿瘤的早诊率。只有早期预测、监测，才能早期预防、阻断；只有早期发现，才能彻底治愈。加拿大就专门设立了“国家癌症筛查项目咨询委员会”，并在全国构建癌症筛查的研究和评估网络，定期出版监测报告，积极推进了肿瘤二级预防工作。因此，建议我国也应加强肿瘤的咨询和预测，整合相关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制定适于我国的标准、规范的常见恶性肿瘤筛查方案，共同推进常见肿瘤的早期诊断和高危人群筛查工作。同时，还应改革公共卫生政策，加大医疗保障体制对高危人群的覆盖面，使更多的高危人群能够方便、免费或低价地进行肿瘤筛查。
第三，要“快速发展适于监测、早诊的新技术，并加强其转化应用”。就这方面的问题，王红阳院士阐述说，在我国推进创新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的新形势下，各科研院所前期已发现和筛出一系列具有应用潜能的肿瘤检测标志物和新技术。国家相关部委应积极创造条件，开辟绿色通道，精简中间步骤，加快审批进程，使方便、有效的新方法，不要长期滞留在实验室、或耽搁在利益的谈判桌上，尽快推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第四，要“建立居民保健档案，推进信息化管理”。王红阳院士进一步解析说，目前国内肿瘤发病与死亡登记报告大都基于大医院，再用其他渠道数据加以补充更正。随着社区建设的日臻完善和城镇化进程，建议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和完善肿瘤病因调查和登记报告制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形成稳定的大队列，并为居民建立体检保健档案和电子病历，逐步使肿瘤流行癌学调查数据、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更加准确详实，实现实时动态的全国联网监测与报告体系。, 百拇医药(王光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