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医疗能为中国带来什么？——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付强谈深化医疗改革
文图/《中国医药科学》记者 费 菲 杜 涛
为避免医疗过度服务或无效结果，2019 年12 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指导的“2019首届中国价值医疗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付强从个人角度阐述了我国该如何看待和应用价值医疗的学术观点和建议。
付强表示，“健康中国”是目前引领我国深化医疗改革的宏大战略格局，可以概括为“1-3-5”。“1”是指一个目标，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既定目标。“3”是指3 个维度。指的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持续推进的三个制度：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5”是指5 项制度，这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主要的构成部分，在2018 年至2020 年这三年期间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具体分为五个方面。在“1-3-5”的格局下，反观我国医疗卫生的现状发现：医疗改革推进到今天，三级医院依然人满为患，在医疗技术和医疗手段选择仍然存在共行和过度并存的现象。比如，对所有终末期肾病患者而言，腹膜透析是进行血液净化性价比最好的一种方式，但大家听到更多的是血液透析不是腹膜透析。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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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进行时，挑战持续存在
医疗改革的不少问题一直伴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挑战持续存在。付强指出，医疗改革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我国慢性病得到有效控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降下来。从1990 年到2014 年，我国4 种主要慢性病死亡率构成比从城市到农村均出现总体提升。2014 年至今虽然有改善，但总体趋势慢性病死亡率仍在上升。2005 年至2015 年患者就诊流向仍然向更高级别医院聚集，级别越高，上升越多。
□付强：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我国价值医疗最根本的价值体现
医疗改革进程中要解决的目标问题仍然存在，还在按照原来的惯性发展。而这并非我国专有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全球卫生领域每年花费7.1万亿美元，其中20%～40%被浪费在一些性价比并非最佳的技术手段或策略，也就是投入和产出比并非最优的方式上。医疗领域的决策如何更加合理高效，如何减少资源的浪费，如何让适宜技术更加可及，这些都关乎大局。此外，医疗质量和安全导致了一些非必要的费用支出，比如诊疗过程中导致的意外或感染。这反映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医疗卫生健康总体系的现实，如果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是不公平且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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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每年卫生费用被大量浪费，但多少钱才够用，多少才算多？美国卫生领域的总费用已占GDP 的17.8%[2018 年3 月哈佛公卫学院发表在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文章]，2016 年中国卫生领域的总费用总计达7000 亿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已经提升至6.2%，而在前几轮医疗改革启动之初，卫生费用在GDP 占比仅为3%左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09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显示，2009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96%。
价值医疗的概念是由美国最早提出，是在其卫生领域的总花费已达到GDP 的17%的情况下提出的。我国在只占GDP 的6.2%之时，就开始对价值医疗的概念进行实践转化和中国化的操作。近些年我国卫生GDP 占比和投入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增长速度能否支撑需求的实现。由于价值医疗产生背景和应用环境不一样，我国在价值医疗或医疗价值领域里的做法和美国并不会完全一致，也不能完全一致。
价值医疗：花同样的钱获得更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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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强在谈到价值医疗时表示，美国会更多考虑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美国制度设计里考虑到的政策因素相对较少，而我国卫生费用不可能达到占GDP 的17%，也不能让它达到这一比例，因此，价值医疗在“健康中国”的战略实践中更有必要性。
“健康中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初级保健服务。这里体现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之时，要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作出一些选择：不是什么服务都可以买，也不是什么服务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买。这些选择与美国提出价值医疗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面临的这一情况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然而，在面对共同问题之时，我国的筛选机制和度量机制的设计与其他国家会有差异。从全球来看，有限资源和增长的需求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甚至是无限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种有限资源和无限需求之间是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
有限资金和技术竞争也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可以看到，技术发展需求也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技术是否都要购买，还是只购买最好的技术？现有的很多技术，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现实的医疗问题，而是先有了技术，而后技术转化成了产品，再由一些资本或是技术力量来推动，要求我们临床和健康领域必须使用，这样的情况今天在全球都是广泛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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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强谈到，前一段时间他去杭州参加“大数据和全民健康大会”时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眼下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人工智能(AI)、健康大数据的产品，比如可穿戴产品、可植入人体皮下实时监测血糖的技术，都在不断推广。而我们今天不得不考虑，面临技术力量的推动就会出现一种诱导需求的情况。他认为，这些技术没有问题，如果确实能连续采集这些数据也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这样去做，是否有必要为这样的技术做出改变。我国的电商“双十一”“双十二”实际上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物流”的一个呈现。我国的电商平台之所以能发展走到今天，最重要的不是电商本身也不是金融无线支付，而是他们拥有一支快递小哥队伍(可以直接把货物送达亿万用户手中)，如果没有快递小哥这支队伍，众多的电商就无法实现销售，更不要谈增长。
实现健康中国，要找到筛选和度量机制的平衡点
假设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了可穿戴医疗、远程医疗，可以实时上传健康大数据，那么，在利用这些健康大数据的过程中，医疗这一环节或领域里的健康小哥的队伍在哪里？很多人说，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辅助来充分利用这些有价值的数据。付强提醒说，计算机和大数据在当前健康领域里最有价值的应用是在用药以及药品研发的环节和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必须认识到，居民的健康大数据是给专业人士提供信息的，而不是给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比方说，如果医生告诉一个患者说：通过基因检测发现了你有一些高风险的问题，你会有40%的患病率。面对这样的告知，这就会带来两种情况：一种是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可以选择动用所有的资源去除其基因中的高风险因素，通过消耗个人资源(实际上也是消耗社会资源)来去除这种风险。另一种是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就会每天生活在恐惧不安中，这些基因测序结果会告诉他，可能会在什么时间患什么疾病，这样的情况可能并非是符合“健康中国”要求的，也并非是我们想要的“互联网+医疗”或“大数据+医疗”的应用的，因此，需要考虑如何找到筛选机制和度量机制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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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强表示，关于有专家提到的卫生技术评估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药品评估、卫生技术评估的挂靠单位。2014 年5 月，第67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卫生技术评估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的支持系统。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NICE)执行主席David Haslam 在会上表示，“每一块钱只能花一次，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花费，将可能置患者于危险中，而且可能走向负向结果。所以基于循证决策且公平的优先领域确定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由此确定医疗服务全覆盖政策中应该覆盖哪些服务。”
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如何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正如很多人提出的美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健康服务模式。价值医疗是一种医疗服务的模式，而不是一个概念，基于患者健康结果来收费，同时价值医疗中的“价值”是指健康结果的测量和医疗花费的支出。在我国，还应该考量价值医疗的“价值”是谁的诉求，政府、医保部门、卫生健康部门、企业、患者的总体目标相同，但各自核心的追求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我们对于价值医疗服务的设想是，患者、医生、医保部门、企业、社会共同受益，但很多人在讲这其实是一种博弈，认为医改形势可以用打麻将来类比，四方参与，每一方都想赢，有没有可能让四方都能赢？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为何我们提出价值医疗，但要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实现价值医疗的成功转化还需要考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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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覆盖全生命周期，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确定若干优先领域，强化干预，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全面维护人民健康。优先领域可以覆盖哪些内容？比如，公平可及；降低自费；可得性、可及性；叫停或淘汰等。
价值医疗所讲的“价值”就是医疗结果和费用比，实际上就是最好的性价比，花最少的钱达到最优效果。在等效高价还是等效低价中选择，看起来理念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如何让理念变成现实。在“健康中国”战略下的价值医疗的这个“医疗”更多的被赋予了整合型医疗和医防融合的因素，已经不是疾病控制和康复层面的狭义医疗，而是基于整合型医疗、医防融合的医疗，价值医疗真正追求的是价值健康。
我国的价值医疗、价值健康的选择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当追求健康效果的时候，低费用+高效果才是我们要选择的，而费用高+效果低，或效果好+费用高都不是我们的选择项。“健康中国”的价值医疗是基于对维护和实现全方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最有效的整合型医疗和医防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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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已有了一些成功案例，泰国等不少国家都在考虑，在相同投入下，能够为国民增加怎样的健康，是单纯增加寿命，还是增加有质量的寿命。在医疗服务的演进脉络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是一条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再到价值医学，也就是从碎片化证据到整合型系统综述证据，再到加入费用证据的脉络。
价值医疗：驱动医疗健康/投入政策措施持续优化
我们面对价值医疗驱动医疗健康/投入政策持续优化，应该怎么选择？付强的理解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最首要的也是最基础的方面是0 层级，即降低人群的整体发病率。这是今天思考价值医疗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但并不仅仅依靠医疗卫生的手段与路径。正如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副司长卢春山所说，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要把环境、教育、宣传、体育都纳入其中，要采取各种措施使人群的总体发病率降下来，有了这样的前提，价值医疗就能体现出最大的价值。
然而，不管怎么预防，还是会有人患病，因此就要谈到价值医疗的1 层级：推迟发病时间，延长健康/缩短“带病”生存时间。《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17 年的76.7 岁提高到2018 年的77.0 岁。77 岁是个固定性指标，其中有不少人在很年轻时就带病生存甚至带瘤生存到77 岁，如果50 岁发病到77 岁，与60 岁发病到77 岁，或70 岁发病到77 岁，给我国政府和居民带来的健康价值是很不相同的。群体的发病时间越往后，价值越高。在寿命时长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应该尽量推迟发病时间，延长健康生存时间，缩短带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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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层级是延缓疾病进展。有些人肯定迟早要患病，当他们患病后，最重要的是要尽量延迟其疾病进展。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迟滞原发病发展到严重阶段，二是控制严重的致病致残的并发症出现。价值医疗的意义就体现在，它是分层级的，如果患者已经患病，医疗的任务就是要延缓疾病进展。目前的实践和研究表明，对医疗资源耗费最大的往往是疾病终末期到生命结束的阶段，所以对疾病的进展也要延缓其发生。
3 层级是必须进行疾病治疗时，合理选择最具有价值医疗特征的医疗政策措施与筛选/度量机制。此时患者必须接受疾病治疗服务，不存在不合理治疗或过度治疗，价值医疗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来看待适宜技术的。比如疫苗，应该在一级医院用还是二级医院用？乳腺筛查是否可以在一级医院开展？同样的筛查如果在三级医院进行，其价值判断是不一致的。再比如，核磁共振检测在三级医院才能进行，如果能在二级医院开展，对社会资源的占用消耗就会大幅降低。阑尾炎的手术在二级和三级医院到底谁开展的更好？卒中术后的治疗和康复如果能在一级医院开展，其性价比必定比三级医院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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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价值医疗的驱动适宜技术应用，一是设定准入，实现医疗优先领域确定：什么疾病到哪个级别的医院看病性价比更高。二是适宜性，提高资源技术效率。三是规范性，用指南制定标准。四是经济性，考虑价格因素。理想状态是，最适合的主体在最适合的地点、最佳的时机提供最适宜的技术和服务。
中国特色价值医疗正在贯穿“健康中国”实践。“王陇德院士谈到，价值医疗是舶来概念，但是必须要赋予中国的特色。我们对于价值医疗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量，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总结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这是我国价值医疗最根本的价值体现”。付强非常认可“价值医疗”的“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观点。他说，围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这一根本的价值体现，可以开展一系列工作，比如，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注册评估，主要考量治理模式选择、供给机制设计、资源配置方式；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技术评估(目标管理事项筛选)，主要评估的是诊疗项目、诊疗技术、诊疗药品和诊疗用材料；基于过程规范的质量评估(诊疗行为)，主要考察诊疗标准、临床路径、临床用药和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与联合供给情况；而基于价值实现的综合评估(治理结果)则是着眼于安全、有效、方便和价廉。, http://www.100md.com(文图 中国医药科学)
为避免医疗过度服务或无效结果，2019 年12 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指导的“2019首届中国价值医疗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付强从个人角度阐述了我国该如何看待和应用价值医疗的学术观点和建议。
付强表示，“健康中国”是目前引领我国深化医疗改革的宏大战略格局，可以概括为“1-3-5”。“1”是指一个目标，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既定目标。“3”是指3 个维度。指的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持续推进的三个制度：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5”是指5 项制度，这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主要的构成部分，在2018 年至2020 年这三年期间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具体分为五个方面。在“1-3-5”的格局下，反观我国医疗卫生的现状发现：医疗改革推进到今天，三级医院依然人满为患，在医疗技术和医疗手段选择仍然存在共行和过度并存的现象。比如，对所有终末期肾病患者而言，腹膜透析是进行血液净化性价比最好的一种方式，但大家听到更多的是血液透析不是腹膜透析。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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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进行时，挑战持续存在
医疗改革的不少问题一直伴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挑战持续存在。付强指出，医疗改革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我国慢性病得到有效控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降下来。从1990 年到2014 年，我国4 种主要慢性病死亡率构成比从城市到农村均出现总体提升。2014 年至今虽然有改善，但总体趋势慢性病死亡率仍在上升。2005 年至2015 年患者就诊流向仍然向更高级别医院聚集，级别越高，上升越多。
□付强：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我国价值医疗最根本的价值体现
医疗改革进程中要解决的目标问题仍然存在，还在按照原来的惯性发展。而这并非我国专有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全球卫生领域每年花费7.1万亿美元，其中20%～40%被浪费在一些性价比并非最佳的技术手段或策略，也就是投入和产出比并非最优的方式上。医疗领域的决策如何更加合理高效，如何减少资源的浪费，如何让适宜技术更加可及，这些都关乎大局。此外，医疗质量和安全导致了一些非必要的费用支出，比如诊疗过程中导致的意外或感染。这反映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医疗卫生健康总体系的现实，如果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是不公平且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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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每年卫生费用被大量浪费，但多少钱才够用，多少才算多？美国卫生领域的总费用已占GDP 的17.8%[2018 年3 月哈佛公卫学院发表在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文章]，2016 年中国卫生领域的总费用总计达7000 亿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已经提升至6.2%，而在前几轮医疗改革启动之初，卫生费用在GDP 占比仅为3%左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09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显示，2009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96%。
价值医疗的概念是由美国最早提出，是在其卫生领域的总花费已达到GDP 的17%的情况下提出的。我国在只占GDP 的6.2%之时，就开始对价值医疗的概念进行实践转化和中国化的操作。近些年我国卫生GDP 占比和投入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增长速度能否支撑需求的实现。由于价值医疗产生背景和应用环境不一样，我国在价值医疗或医疗价值领域里的做法和美国并不会完全一致，也不能完全一致。
价值医疗：花同样的钱获得更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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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强在谈到价值医疗时表示，美国会更多考虑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美国制度设计里考虑到的政策因素相对较少，而我国卫生费用不可能达到占GDP 的17%，也不能让它达到这一比例，因此，价值医疗在“健康中国”的战略实践中更有必要性。
“健康中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初级保健服务。这里体现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之时，要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作出一些选择：不是什么服务都可以买，也不是什么服务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买。这些选择与美国提出价值医疗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面临的这一情况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然而，在面对共同问题之时，我国的筛选机制和度量机制的设计与其他国家会有差异。从全球来看，有限资源和增长的需求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甚至是无限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种有限资源和无限需求之间是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
有限资金和技术竞争也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可以看到，技术发展需求也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技术是否都要购买，还是只购买最好的技术？现有的很多技术，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现实的医疗问题，而是先有了技术，而后技术转化成了产品，再由一些资本或是技术力量来推动，要求我们临床和健康领域必须使用，这样的情况今天在全球都是广泛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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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强谈到，前一段时间他去杭州参加“大数据和全民健康大会”时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眼下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人工智能(AI)、健康大数据的产品，比如可穿戴产品、可植入人体皮下实时监测血糖的技术，都在不断推广。而我们今天不得不考虑，面临技术力量的推动就会出现一种诱导需求的情况。他认为，这些技术没有问题，如果确实能连续采集这些数据也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这样去做，是否有必要为这样的技术做出改变。我国的电商“双十一”“双十二”实际上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物流”的一个呈现。我国的电商平台之所以能发展走到今天，最重要的不是电商本身也不是金融无线支付，而是他们拥有一支快递小哥队伍(可以直接把货物送达亿万用户手中)，如果没有快递小哥这支队伍，众多的电商就无法实现销售，更不要谈增长。
实现健康中国，要找到筛选和度量机制的平衡点
假设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了可穿戴医疗、远程医疗，可以实时上传健康大数据，那么，在利用这些健康大数据的过程中，医疗这一环节或领域里的健康小哥的队伍在哪里？很多人说，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辅助来充分利用这些有价值的数据。付强提醒说，计算机和大数据在当前健康领域里最有价值的应用是在用药以及药品研发的环节和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必须认识到，居民的健康大数据是给专业人士提供信息的，而不是给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比方说，如果医生告诉一个患者说：通过基因检测发现了你有一些高风险的问题，你会有40%的患病率。面对这样的告知，这就会带来两种情况：一种是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可以选择动用所有的资源去除其基因中的高风险因素，通过消耗个人资源(实际上也是消耗社会资源)来去除这种风险。另一种是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就会每天生活在恐惧不安中，这些基因测序结果会告诉他，可能会在什么时间患什么疾病，这样的情况可能并非是符合“健康中国”要求的，也并非是我们想要的“互联网+医疗”或“大数据+医疗”的应用的，因此，需要考虑如何找到筛选机制和度量机制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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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强表示，关于有专家提到的卫生技术评估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药品评估、卫生技术评估的挂靠单位。2014 年5 月，第67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卫生技术评估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的支持系统。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NICE)执行主席David Haslam 在会上表示，“每一块钱只能花一次，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花费，将可能置患者于危险中，而且可能走向负向结果。所以基于循证决策且公平的优先领域确定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由此确定医疗服务全覆盖政策中应该覆盖哪些服务。”
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如何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正如很多人提出的美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健康服务模式。价值医疗是一种医疗服务的模式，而不是一个概念，基于患者健康结果来收费，同时价值医疗中的“价值”是指健康结果的测量和医疗花费的支出。在我国，还应该考量价值医疗的“价值”是谁的诉求，政府、医保部门、卫生健康部门、企业、患者的总体目标相同，但各自核心的追求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我们对于价值医疗服务的设想是，患者、医生、医保部门、企业、社会共同受益，但很多人在讲这其实是一种博弈，认为医改形势可以用打麻将来类比，四方参与，每一方都想赢，有没有可能让四方都能赢？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为何我们提出价值医疗，但要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实现价值医疗的成功转化还需要考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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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覆盖全生命周期，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确定若干优先领域，强化干预，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全面维护人民健康。优先领域可以覆盖哪些内容？比如，公平可及；降低自费；可得性、可及性；叫停或淘汰等。
价值医疗所讲的“价值”就是医疗结果和费用比，实际上就是最好的性价比，花最少的钱达到最优效果。在等效高价还是等效低价中选择，看起来理念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如何让理念变成现实。在“健康中国”战略下的价值医疗的这个“医疗”更多的被赋予了整合型医疗和医防融合的因素，已经不是疾病控制和康复层面的狭义医疗，而是基于整合型医疗、医防融合的医疗，价值医疗真正追求的是价值健康。
我国的价值医疗、价值健康的选择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当追求健康效果的时候，低费用+高效果才是我们要选择的，而费用高+效果低，或效果好+费用高都不是我们的选择项。“健康中国”的价值医疗是基于对维护和实现全方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最有效的整合型医疗和医防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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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已有了一些成功案例，泰国等不少国家都在考虑，在相同投入下，能够为国民增加怎样的健康，是单纯增加寿命，还是增加有质量的寿命。在医疗服务的演进脉络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是一条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再到价值医学，也就是从碎片化证据到整合型系统综述证据，再到加入费用证据的脉络。
价值医疗：驱动医疗健康/投入政策措施持续优化
我们面对价值医疗驱动医疗健康/投入政策持续优化，应该怎么选择？付强的理解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最首要的也是最基础的方面是0 层级，即降低人群的整体发病率。这是今天思考价值医疗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但并不仅仅依靠医疗卫生的手段与路径。正如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副司长卢春山所说，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要把环境、教育、宣传、体育都纳入其中，要采取各种措施使人群的总体发病率降下来，有了这样的前提，价值医疗就能体现出最大的价值。
然而，不管怎么预防，还是会有人患病，因此就要谈到价值医疗的1 层级：推迟发病时间，延长健康/缩短“带病”生存时间。《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17 年的76.7 岁提高到2018 年的77.0 岁。77 岁是个固定性指标，其中有不少人在很年轻时就带病生存甚至带瘤生存到77 岁，如果50 岁发病到77 岁，与60 岁发病到77 岁，或70 岁发病到77 岁，给我国政府和居民带来的健康价值是很不相同的。群体的发病时间越往后，价值越高。在寿命时长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应该尽量推迟发病时间，延长健康生存时间，缩短带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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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层级是延缓疾病进展。有些人肯定迟早要患病，当他们患病后，最重要的是要尽量延迟其疾病进展。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迟滞原发病发展到严重阶段，二是控制严重的致病致残的并发症出现。价值医疗的意义就体现在，它是分层级的，如果患者已经患病，医疗的任务就是要延缓疾病进展。目前的实践和研究表明，对医疗资源耗费最大的往往是疾病终末期到生命结束的阶段，所以对疾病的进展也要延缓其发生。
3 层级是必须进行疾病治疗时，合理选择最具有价值医疗特征的医疗政策措施与筛选/度量机制。此时患者必须接受疾病治疗服务，不存在不合理治疗或过度治疗，价值医疗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来看待适宜技术的。比如疫苗，应该在一级医院用还是二级医院用？乳腺筛查是否可以在一级医院开展？同样的筛查如果在三级医院进行，其价值判断是不一致的。再比如，核磁共振检测在三级医院才能进行，如果能在二级医院开展，对社会资源的占用消耗就会大幅降低。阑尾炎的手术在二级和三级医院到底谁开展的更好？卒中术后的治疗和康复如果能在一级医院开展，其性价比必定比三级医院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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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价值医疗的驱动适宜技术应用，一是设定准入，实现医疗优先领域确定：什么疾病到哪个级别的医院看病性价比更高。二是适宜性，提高资源技术效率。三是规范性，用指南制定标准。四是经济性，考虑价格因素。理想状态是，最适合的主体在最适合的地点、最佳的时机提供最适宜的技术和服务。
中国特色价值医疗正在贯穿“健康中国”实践。“王陇德院士谈到，价值医疗是舶来概念，但是必须要赋予中国的特色。我们对于价值医疗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量，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总结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这是我国价值医疗最根本的价值体现”。付强非常认可“价值医疗”的“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观点。他说，围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这一根本的价值体现，可以开展一系列工作，比如，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注册评估，主要考量治理模式选择、供给机制设计、资源配置方式；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技术评估(目标管理事项筛选)，主要评估的是诊疗项目、诊疗技术、诊疗药品和诊疗用材料；基于过程规范的质量评估(诊疗行为)，主要考察诊疗标准、临床路径、临床用药和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与联合供给情况；而基于价值实现的综合评估(治理结果)则是着眼于安全、有效、方便和价廉。, http://www.100md.com(文图 中国医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