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既“不高兴”又“不幸福”
2009年，中国流行一本书《中国不高兴》，说中国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中国与西方“有条件决裂”了。如今，中国再次不高兴了，缘由在于我们不仅与西方决裂，还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和周边某些国家发生了不愉快。
进入新世纪，中国不仅面临西方国家“轮盘赌”式的挑战，还面临周边国家对这些西方国家的竞相效仿。越南、菲律宾、日本在美国支持下轮番呼应，不断在东海、南海岛屿问题上挑起事端，这与2008年英、德、法等国在美国的支持下，交相在西藏、奥运等问题上制造麻烦如出一辙。似乎对手已经摸透了你的底牌——“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既然知道中国“务实”，那么挑逗“强大的中国”就成了某些小国的政客们显示“勇敢”以邀买本国民心的工具，而在一旁起哄的其他国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渔翁得利。在黄岩岛问题上明知没理还要搅三分的菲律宾以及在这个节骨眼上掀起“买岛闹剧”的石原慎太郎就持这种心理。
现实主义的原则是依据国家实力或国家的安全需要来制定对外战略。而实用主义的判断标准往往是功利，而不是原则。或许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太迅速了，实力增长已经超出任何人的预料。因此，中国的“不高兴”还是和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带来的不安全感有关。
, 百拇医药
最近与“中国不高兴”相呼应的还有“中国不幸福”。2012年4月，联合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出炉，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排名第112位。5月份，“幸福经济学”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领衔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显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总体呈现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多数人在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时的情况，这与同期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也印证了他在1974年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那么我们的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该如何提高呢？
总体来说，人的幸福感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心理层面，它往往和物质生活无关。而传统社会的幸福感也主要来源于这一层次。我们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充实的宗教信仰以及对生活的自主控制。但这一层次的幸福是无法持久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消亡。1974年，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垫底的不丹因发明了“国民幸福指数”(GNH)，并且97%的人感到幸福而著名。但今年4月份，由于消费主义盛行，不丹人不再感到幸福了。2010年该国国民幸福指数显示，只有41%的国民称过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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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是个人层面，也就是个人财富的增加和个人成就的满足。而这一层面的幸福感来源于和其他人的比较。在早期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因为人人追求个人幸福，才会出现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也会自发产生公共福利，因为个人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促进社会利益。而每个个人也被假定为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任何政府的帮助都被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束缚。结果导致整体社会出现“攀比”和“仇穷”心态。
第三层次是集体层面，这也是“福利国家”概念的起源。自“圈地运动”以来，英国偷盗者、流氓、乞讨者增多，社会不安因素急剧增加，早期的“个人幸福”论遭遇严重挑战。1834年，英国通过《新济贫法》，提出“总体幸福”概念，体现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思路。战后，“集体幸福论”进一步演变成“公民幸福论”。在福利经济学家看来，以福利表现出的再分配不再被看作是一种慈善行动，而是被看作享有公民资格后的结果。目前，幸福指数居前几位的恰恰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最为完备的“福利国家”，如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等。
由此可见，国人的“不幸福”恰恰体现了三个层面的强烈反差。一方面，市场机制打破了旧有的心理平衡，信仰缺失导致不幸福。另一方面，20年来的分配不公，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比较，导致大多数中国人整体满意度下降。第三方面，就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本应由国家主导的“集体幸福”还停留在“慈善”层面，而没被看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的“不幸福”与“不高兴”一样，都是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缺失的结果。一个国家对外安全环境需要国家实力的保障，对内安全同样需要国家的保障。如果我们把更多精力放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摘自《世界知识》), 百拇医药(杨晋)
进入新世纪，中国不仅面临西方国家“轮盘赌”式的挑战，还面临周边国家对这些西方国家的竞相效仿。越南、菲律宾、日本在美国支持下轮番呼应，不断在东海、南海岛屿问题上挑起事端，这与2008年英、德、法等国在美国的支持下，交相在西藏、奥运等问题上制造麻烦如出一辙。似乎对手已经摸透了你的底牌——“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既然知道中国“务实”，那么挑逗“强大的中国”就成了某些小国的政客们显示“勇敢”以邀买本国民心的工具，而在一旁起哄的其他国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渔翁得利。在黄岩岛问题上明知没理还要搅三分的菲律宾以及在这个节骨眼上掀起“买岛闹剧”的石原慎太郎就持这种心理。
现实主义的原则是依据国家实力或国家的安全需要来制定对外战略。而实用主义的判断标准往往是功利，而不是原则。或许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太迅速了，实力增长已经超出任何人的预料。因此，中国的“不高兴”还是和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带来的不安全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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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与“中国不高兴”相呼应的还有“中国不幸福”。2012年4月，联合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出炉，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排名第112位。5月份，“幸福经济学”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领衔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显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总体呈现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多数人在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时的情况，这与同期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也印证了他在1974年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那么我们的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该如何提高呢？
总体来说，人的幸福感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心理层面，它往往和物质生活无关。而传统社会的幸福感也主要来源于这一层次。我们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充实的宗教信仰以及对生活的自主控制。但这一层次的幸福是无法持久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消亡。1974年，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垫底的不丹因发明了“国民幸福指数”(GNH)，并且97%的人感到幸福而著名。但今年4月份，由于消费主义盛行，不丹人不再感到幸福了。2010年该国国民幸福指数显示，只有41%的国民称过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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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是个人层面，也就是个人财富的增加和个人成就的满足。而这一层面的幸福感来源于和其他人的比较。在早期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因为人人追求个人幸福，才会出现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也会自发产生公共福利，因为个人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促进社会利益。而每个个人也被假定为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任何政府的帮助都被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束缚。结果导致整体社会出现“攀比”和“仇穷”心态。
第三层次是集体层面，这也是“福利国家”概念的起源。自“圈地运动”以来，英国偷盗者、流氓、乞讨者增多，社会不安因素急剧增加，早期的“个人幸福”论遭遇严重挑战。1834年，英国通过《新济贫法》，提出“总体幸福”概念，体现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思路。战后，“集体幸福论”进一步演变成“公民幸福论”。在福利经济学家看来，以福利表现出的再分配不再被看作是一种慈善行动，而是被看作享有公民资格后的结果。目前，幸福指数居前几位的恰恰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最为完备的“福利国家”，如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等。
由此可见，国人的“不幸福”恰恰体现了三个层面的强烈反差。一方面，市场机制打破了旧有的心理平衡，信仰缺失导致不幸福。另一方面，20年来的分配不公，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比较，导致大多数中国人整体满意度下降。第三方面，就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本应由国家主导的“集体幸福”还停留在“慈善”层面，而没被看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的“不幸福”与“不高兴”一样，都是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缺失的结果。一个国家对外安全环境需要国家实力的保障，对内安全同样需要国家的保障。如果我们把更多精力放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摘自《世界知识》), 百拇医药(杨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