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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的时候打游戏,有人的时候搭搭讪
http://www.100md.com 2014年9月1日 《幸福家庭》 20149
     我比廖信忠先生提前15分钟到达康定路上的Coffee Groupies,这里大门敞开,像是邻舍的家,40平方米的地方,6张小桌,一溜吧台座,没有刻意的精致或距离感,咖啡机的声响混杂着收旧货的摇铃音。有位上海大叔进来要了杯美式,坐下看报。只是一站地铁的距离,静安寺的兴旺香火就成了市民的人间烟火。听说,廖信忠每天都来这里报到。

    他来了,斯文干净,背着台南特产的帆布包,礼貌地叫我老师,礼貌地称呼“您”,照常点了杯美式,赶上10点之前的特价15元。在这一带住了5年的廖信忠,因为去年的一次采访,得知了Coffee Groupies,“这是上海性价比最高的咖啡馆,咖啡很正,也是我社交的地方,不过如果咖啡30元一杯,那我也就不来了。”

    每天中午12点半,廖信忠步行10分钟到咖啡馆,待上一个半小时,不写书,不工作,纯聊天。每天中午,总有在附近居住或工作的同一批人默契地聚在这里,六七个人一字排开,占满吧台,跳跃散漫地聊着,有一句没一句,偶尔这群“聊友”也会约着一起吃晚饭。咖啡馆下午5点半关门,老板Derek—熟客称他老德—开始自己烘焙咖啡豆。中午饭点,熟客们有时会叫水饺或盖浇饭的外卖,混搭拿铁和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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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信忠喜欢这种混搭的趣味,但他总是吃完午饭来,一碗面配一碟上海烤麸。上海菜的咸甜,伴随着他成长的记忆。台北家的楼下就有一对上海老夫妻开的餐厅,那时对大陆的认知很懵懂,但味蕾却已熟悉。

    1977年,廖信忠出生于被赶出联合国的“风雨飘摇”的台湾。在台北上学、服兵役、工作,后知后觉,跌跌撞撞,同龄人用功读书的时候,他在玩,大学4年,他读了6年;同龄人感觉到生活重担的时候,他浑然不觉。2007年10月,30岁的一记爱情冲动,他带着从光碟教材里学来的“古早味”沪语,从台湾来到上海。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分手的结局在意料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他被裁员,可不打算回台湾,“还是有点不甘心吧”,他并非存有什么野心和理想,倒是出于实际的考量,反正台北也没什么好机会。

    2008年年中,他失业,从长宁区搬到现在居住的静安区,刚好有大把时间泡天涯论坛。他想起每年来大陆旅行,常被人问起诸如“为什么台湾‘立法院’经常打架”的符号化问题,去书店搜罗一圈,发现记述台湾平凡人故事的书籍特别少,于是就开始在天涯上连载自己眼中台湾百姓的故事—从他出生那一年起,台湾乃至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如何微妙影响到台湾人的柴米油盐。连载第二天,居然就火了,并引起了出版社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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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远看将来、不忧虑前方的台湾小伙,第一次下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他的第一本书《我们台湾这些年》经过一年多的编审,删去5万字,终于在2009年出版。因为这本书的畅销,名利迅猛向他袭来,之后的两年里,他说自己“变得骄傲、挥霍”,被媒体捧得不知轻重,“毫无计划地花钱,却想不起花在了哪里。”所幸,刚刚出版的第二本书《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因为审查达两年之久,给了他缓冲的时间,“哇,如果第二本书紧接着第一本出版,我的骄傲会膨胀得更厉害。”

    等待第二本书的编审,是廖信忠来到上海后最难熬的日子,挫败忐忑。有那么一阵子,他每天待在Coffee Groupies。开业不久的咖啡馆,生意也不见起色,他和老德坐在店里,惺惺相惜地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他们等待的答案和客人几时会来。廖信忠害怕将来每一本书都要经历不确知的编审,每天码字泡咖啡馆的轻松生活开始显露危机,于是他决定再找些事做。2014年1月开始,廖信忠在淘宝开店,销售自己的手工巧克力,采购、制作、包装、发货到客服,一人全包,他的微信名字叫:巧克力贩子。3月底,他接到总编电话,说书已经在印刷厂,挂了电话,躲进厕所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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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信忠的书收取了两极化的反馈。他不介意批评,因为“知道自己只能代表某个群体的看法”,他想说的是,这几十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柴米油盐的生活都一样,大家都过得不容易。而廖信忠在上海的这7年,虽然因为写作,生活变得开阔,却渐渐体会到同龄人经历过的“责任”二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以前的日子太轻松了,现在没什么好叫苦的,我已经比大多数人爽很多了。”

    廖信忠的生活范围很小,以家为中心,方圆500米,“我连静安寺都不去,可是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在徐家汇吃完饭,我就走回家(6公里不到)。”他每天9点起床,读一点书。书看得杂,最近的都和食物相关。接着练琴,出于好玩,3年前重新拾起了小时候学过的钢琴技能。中午在家附近吃个饭,12点半左右去Coffee Groupies报到。一个半小时后,回家做巧克力,包装、发货、做淘宝亲,6点下班。晚饭后休息一下,8点开始码字两个小时,接着又开始做巧克力,直到凌晨1点。

    他请咖啡馆的朋友们试吃,也曾寄卖,只是现在“店大欺客”,订单的量超出了他一个人的承受范围。有时订单一多或者要出差为新书宣传,他就把产品下架一周,消化完了再上架,“有一次,报社记者找不到我,竟然在阿里旺旺上给我留言,我的自动回复是‘亲,我出差一周,不能立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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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前来到上海,廖信忠对大陆的流行语就丝毫没有违和感,偶然提到江西宜春,他就迅速接茬:“哎,就是那座一直叫春的城市。”冒出一句过时的上海话时,他会告诉你,张曼玉在《花样年华》里就是这么说的。说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并不准确,因为他既不打算和台湾人抱团,也没当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而是和生活的这个社区、城市共同经历伤痛与变迁。“11·15胶州路大火”,距离他的住处很近,和每一个上海市民一样,他关心,他哀痛,头七那天,他加入了市民们自发组成的哀悼洪流。前几年的反日游行,他也有近距离观察。事实上,他对大陆有强烈的热情,从苏北到东北中俄边境,他都颇感兴趣,“我想知道为什么大陆人说苏北是阿姨和民工的故乡”,于是就在宿迁、徐州、阜阳、淮北一带住了一阵。

    廖信忠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他懂得以上海人的方式拿捏分寸,比如咖啡馆的闲聊群,大家不会过于亲密,更不会越界交谈,能交往多深,能聊多深,彼此心里有一份默契的分寸感。

    因为故乡距离遥远,所以会有惦念;因为对所在处有陌生感,所以才有乡愁。这两点在廖信忠身上,都被稀释了,如果有乡愁,至多也就是台湾小吃,他形容为一种可怕的心魔和冲动,每三四个月回一次台湾,都会惊喜地吃到新发明的小吃,以至曾经是仪仗队成员的挺拔身材一去不返。

    上午11点半,附近经营艺术培训的聊友Steven来了,看到廖信忠,说:“你今天来早了。”没错,不过廖信忠准备先出去吃个午饭,在上海最舒服的时节,梅雨未至,热度刚好,阳光从茂密的梧桐叶中溜进来。如果不是因为拍摄,他会趿双凉拖,穿条短裤,过两个街口,去一家平民的上海餐厅吃一碗浇头面。

    吃完回到咖啡馆,聊友们竟然没有出现,他拿出新换的智能手机,乐此不疲地投入Megapolis游戏。老德看他一眼:“他就是个大男孩,没人的时候打游戏,有人的时候搭搭讪。”

    (摘自《人物》), http://www.100md.com(文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