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侠”炼成记(2)
这个自嘲“有点懒”的年轻人，一接到求助信息，就像上了发条般飞速运转起来：初步判定能救助，就迅速向医院核实、联系志愿者。如果是来自异地的消息，立刻对接当地熟识的献血组织者。有些周边区县的患者家属，因为信息匮乏或与医生沟通不畅，在已有备血的情况下还是找上了谢英峰，但无论怎样，他都会一一回复，做出详细解答。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熊猫血’和稀有血型，之后再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他欣慰的是，不少患者从最初的求助者慢慢变成了志愿者，角色正在悄悄地进行转换。
和北京一样，上海是全国患者扎堆儿的中心城市。医院里常常人满为患，手术的用血量需求非常大。不少患者从偏远区县或农村大老远赶来，经济条件不乐观，能住院治疗的时间有限，因为不怎么会使用互联网，他们找起血源来也格外困难。
“等了两个月或半年的患者很常见，还有人甚至过了一两年还是找不到血源，后来撑不住了只能先回老家。”他心痛地说。
也因此，他和群友每献完一次血，都会在血站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如果一旦碰上有需求的人，血站都可以第一时间找上他们。遗憾的是，谢英峰至今未收到来自血站的献血请求。
“光靠我们群里这500多人的力量太有限了。”谢英峰叹了口气，他希望未来血站能够进行大数据管理，将献血者的信息有效地统计和利用起来。
谢英峰天生热心肠。說起组织献血以来最困难的事，他的神色顿时有些黯淡：因为求助者越来越多，为保证“熊猫血”能有效供应，他有时不得不狠下心来拒绝患者家属，为此也受到质疑。
2017年年初，一个30岁出头的男人患急性肝衰竭、肺栓塞，后来又被检查出双肾衰竭，手术用血量最少要5000毫升。绝望的家属找到谢英峰，他在核实、求证后判断，这个人被治愈机会渺茫，只好一口回绝。有群友看不过去，硬是凑足了10多个人前去献血。手术当天，谢英峰接到患者家属的电话，患者不治身亡，献血的群友从最初的义愤填膺，一下子变得沉默。
谢英峰也在慢慢学着和最初一腔热情的自己和解。献血涉及重症救治，家属的疑虑往往格外多：找志愿者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他不要钱，干活又耗心力，干嘛要积极投入？这种献血能靠谱吗？
令他无奈的是，他曾多次自己找到医院，或是按照网上救助信息拨打电话过去，但没等他说完，对方一听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无偿献血，就立即挂断了电话。“都以为我是骗子或者恶作剧。”
自2018年3月31日起，最新一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互助献血全面取消。自此，实施长达20年的互助献血政策正式谢幕。
上海也已叫停互助献血。据多家媒体报道，取消这一制度的主要原因是该制度导致以互助献血为名的非法血液交易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血液质量和用血安全。等待新政策落地的日子里，谢英峰再次陷入了迷茫。
尽管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对他而言，“熊猫侠”的身份依旧神圣。目前，互助献血还是患者最能依赖的方式。谢英峰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还有一位家属打来求助电话，救助群就会多存在一天。“如果有一天，手机里传来的不再是家属焦急的声音，这个群就可以消失了。”谢英峰说。
他已经习惯了，每周至少有3天会接到求助信息。这些万般焦急的电话常常在清晨和黑夜里打来，他的手机始终保持24小时开机。
为了保证第一时间接听电话，谢英峰两年前辞掉了原本的销售工作，这个新疆汉子现在在上海开起了家乡的水果店，上班时间挺自由。手机亮了，又是一条新的求助信息，他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开始回复。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8月31日) (蒋韡薇)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熊猫血’和稀有血型，之后再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他欣慰的是，不少患者从最初的求助者慢慢变成了志愿者，角色正在悄悄地进行转换。
和北京一样，上海是全国患者扎堆儿的中心城市。医院里常常人满为患，手术的用血量需求非常大。不少患者从偏远区县或农村大老远赶来，经济条件不乐观，能住院治疗的时间有限，因为不怎么会使用互联网，他们找起血源来也格外困难。
“等了两个月或半年的患者很常见，还有人甚至过了一两年还是找不到血源，后来撑不住了只能先回老家。”他心痛地说。
也因此，他和群友每献完一次血，都会在血站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如果一旦碰上有需求的人，血站都可以第一时间找上他们。遗憾的是，谢英峰至今未收到来自血站的献血请求。
“光靠我们群里这500多人的力量太有限了。”谢英峰叹了口气，他希望未来血站能够进行大数据管理，将献血者的信息有效地统计和利用起来。
谢英峰天生热心肠。說起组织献血以来最困难的事，他的神色顿时有些黯淡：因为求助者越来越多，为保证“熊猫血”能有效供应，他有时不得不狠下心来拒绝患者家属，为此也受到质疑。
2017年年初，一个30岁出头的男人患急性肝衰竭、肺栓塞，后来又被检查出双肾衰竭，手术用血量最少要5000毫升。绝望的家属找到谢英峰，他在核实、求证后判断，这个人被治愈机会渺茫，只好一口回绝。有群友看不过去，硬是凑足了10多个人前去献血。手术当天，谢英峰接到患者家属的电话，患者不治身亡，献血的群友从最初的义愤填膺，一下子变得沉默。
谢英峰也在慢慢学着和最初一腔热情的自己和解。献血涉及重症救治，家属的疑虑往往格外多：找志愿者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他不要钱，干活又耗心力，干嘛要积极投入？这种献血能靠谱吗？
令他无奈的是，他曾多次自己找到医院，或是按照网上救助信息拨打电话过去，但没等他说完，对方一听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无偿献血，就立即挂断了电话。“都以为我是骗子或者恶作剧。”
自2018年3月31日起，最新一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互助献血全面取消。自此，实施长达20年的互助献血政策正式谢幕。
上海也已叫停互助献血。据多家媒体报道，取消这一制度的主要原因是该制度导致以互助献血为名的非法血液交易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血液质量和用血安全。等待新政策落地的日子里，谢英峰再次陷入了迷茫。
尽管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对他而言，“熊猫侠”的身份依旧神圣。目前，互助献血还是患者最能依赖的方式。谢英峰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还有一位家属打来求助电话，救助群就会多存在一天。“如果有一天，手机里传来的不再是家属焦急的声音，这个群就可以消失了。”谢英峰说。
他已经习惯了，每周至少有3天会接到求助信息。这些万般焦急的电话常常在清晨和黑夜里打来，他的手机始终保持24小时开机。
为了保证第一时间接听电话，谢英峰两年前辞掉了原本的销售工作，这个新疆汉子现在在上海开起了家乡的水果店，上班时间挺自由。手机亮了，又是一条新的求助信息，他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开始回复。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8月31日) (蒋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