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内经》以降历代医家的发挥

    杨巧芳[8]总结了历代医家对《内经》情志致病理论的发挥，认为医家学术思想受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所在的地域、所擅长诊治疾病的影响，对情志致病的理解和发挥也具有一定的特点和特色，但并不一定完善。如王冰的“五志甚则自伤，过用病生”；陈无择的“七情为内所因，各随本脏所伤”；刘完素的“情之所伤，皆属火热”；张子和的“五志所发，皆从心造”；李东垣的“七情所伤，皆损元气”；朱丹溪的“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张介宾的“情志之伤，从心而发”；李中梓的“妇人之病，易伤七情”；叶桂的“七情之郁，总由乎心”；沈金鳌的“七情之伤，发而过其节也”；费伯雄的“七情之伤，必归于心”等等。李成卫等[11]分析七情病因概念的形成，发现陈无择“七情”，六个(怒、喜、悲、恐、惊、思)来自《素问•举痛论》“九气”,一个(忧)来自《诸病源候论•七气候》“七气”，变“气”为情、其数为七，是仿《礼记•礼运》“七情”，而宋明理学心性论是“七情”病因概念形成的指导思想。禄颖等[12]分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情学说特点，指出陈无择明确提出了“七情”病因，强调七情致病的广泛性，重视气机及虚实在七情致病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注重疾病的情志调养。可谓中医病因学的一个突破性贡献，成为七情学说成熟的里程碑。张光霁等[4]也认为，陈无择总结前人理论，创“三因说”，并且明确提出“七情”概念，将喜、怒、忧、思、悲、恐、惊作为七情之具体内容，七情学说至此定型成熟。郝志等[13]对朱丹溪情志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研究认为，朱丹溪注重情志疾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