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中西医汇通运动的发展及其意义(2)
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平书、张竹君创办上海医院和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前者是上海第一所私立中西医汇通医院，分别开设中医科和西医科，由李平书主诊中医，张竹君主诊西医；后者则是我国最早的中西医汇通的教育机构。
发展初期的汇通派在翻译西医著作、向中医宣传近代医学知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丁福保翻译西医学著作就达数十余种。《中华医学杂志》刊登鲁德馨、张锡五的文章说：“以个人之资力发行医学书籍至100余种之多者，则有无锡丁福保氏。丁氏自1908年至1933年大部分译自东籍，篇幅简短，行文流畅，虽不合医学校之用，但颇为中医及一般普通社会所欢迎。”。丁福保1910年创办中西医研究会，同时还开办新医学讲习所，通过函授形式向中医家传播西医知识。
2.3 成熟期(1917-1937年)
发展成熟期是中西医汇通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期又可分为二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16至1928年，以余云岫的著作《灵素商兑》发表、恽铁樵撰文驳斥为标志，此阶段也可称为论争期。这一阶段的中西医学论争引发了中医界对于中医学术改革的广泛反思和讨论，涉及到对中医传统理论的看法、中医中药的关系、中医与西医孰优孰劣、中医学的命运及发展的未来等等。这场由上海引发，影响至全国的中西医论争不但发生在中医与西医之间，也在整个中医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论证过程中，汇通派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使中西医汇通的思想更加鲜明，内涵也进一步丰富。
, 百拇医药
后一阶段从1929至1937年，以“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提出和大量中西医汇通实践为标志。1929年初，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所谓“废止旧医案”，此举引发全国性的中医中药界大抗争运动，首先由上海而起，几乎全国的中医都被卷入这场关乎中医药命运的抗争中。与先前的学术论争不同，1929年的“三一七”抗争已经上升到政治斗争层面。然而，这一事件的背后实质仍然是如何对待中医学以及中医与西医的关系。广大中医们在争取生存权的同时，反思中医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医汇通的问题。
“三一七”抗争之后，许多医家开始对“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有所认识，在思索的同时，也开始了实践。1929年，陆渊雷、徐衡之、章次公等发起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办学宗旨。1935年朱南山携子朱小南、朱鹤皋创办新中国医学院，仍然秉承这一宗旨。这两所学校均以中西医汇通作为教学路线，在课程设置上中西医之比达六比四，聘请西医名家担任讲师、教授。新中国医学院还开设了研究院和新中国医院，“采用‘国医为体、西医为用’之旨，内、外、妇、儿四科，各项设备参照现行各大医院办理，藉作学生临床实习之用。另设化验室，聘请西医数人主持化验、药物、诊病等事宜，以供临诊之助诸事宜，以供临床之助，使见习学生得以平日所见，充分探求实习”(见1936年5月《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章程》)，让学生开展临床实践和研究。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上海也建立分馆，在中西医汇通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如统一病名、教材改革、办学办刊等，一直到抗战爆发。在此阶段，涌现出的著名汇通医家有恽铁樵、陆渊雷、蔡陆仙、时逸人、余无言、章次公、陈无咎、徐衡之、张赞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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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出现多所具有中西医汇通色彩的医院，如20世纪20年代由安徽旅沪医生汪洋开办的上海中西医院；还有粤商医院(1923年)，中医郭柏良曾任医务部主任，中医余子贞曾任内科、外伤科负责人；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医院(1927年)，该院分设中、西医部，章次公、徐衡之先后担任中医部主任；上海中西疗养院(1932年)，聘请名中医陆仲安为董事，并主持中医医疗；上海虹桥疗养院(1934年)，聘请陈存仁主持中医诊疗。
这时期出现的中西医汇通学术团体主要有中西医药研究社(1932年)、中医科学研究社(1936年)等。中西医药研究社由宋大仁、丁福保、褚民谊、徐元甫、万友竹等人筹备发起成立，参加者既有中医学者，也有西医学者。中医科学研究社发起人是徐恺，社长谢利恒，副社长方公溥、龚醒斋。该社主张“研究医药不分古今中外，冶新旧于一炉，黜虚崇实，去芜存精，促进中医科学化，以发挥医药伟大使命，保障人类健康”。
此阶段创办的汇通期刊主要有1929年祝味菊、陆渊雷创办的《自强医学月刊》，1934年陆渊雷创办的《中医新生命》，1935年中西医药研究社创办的月刊《中西医药》，1936年中医科学研究社创办的《中医科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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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近代重要的中西医汇通文献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如吴瑞甫著《中西医温热串解》(1921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1922年)及《伤寒论研究》(1924年)，汪洋、顾铭盛合著《中西医学丛书》(1926年)，祝味菊著《祝氏医学丛书》(1931-1932年)，章次公著《药物学讲义》(1930年)，陆渊雷著《伤寒论今释》(1931年)，朱仁康著《中西医学汇综》(1932年)，时逸人著《中国时令病学》(1931年)，何廉臣著《实验药物学》(1936年)等等。
2.4 充实期(1938-1949年)
1937年“八一三”后，上海沦陷，不少中医人士避难西南，社团中止，学校萎缩，报刊停办。但因为租界孤岛仍维持繁荣局面，有许多活动并没有完全停下来，医学活动仍在继续，同时有一些新的汇通思想期刊创办，如《新中医刊》《国医导报》《国药新声》《复兴中医》等。由于抗战的爆发，使中西医之间的论争暂缓下来，报刊上的谩骂和攻击性语言已经少见，多的则是对如何改进中医进行的条分缕析的见解和方法论述。而就中医内部来讲，中西医汇通己成为中医界普遍的一种思想，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冶新旧于一炉，以振兴固有医学是当时中医界的主流看法。许多中医都在医学活动中或多或少自觉地实践和实施。一大批思想新锐的中青年中医脱颖而出，成为中西医汇通的新生力量，如姜春华、钱今阳、吴涵秋、朱小南、章巨膺、朱仁康、陈苏生等。, 百拇医药(毕丽娟 杨杏林 杨枝青 苏丽娜 张晶滢 肖芸 杨奕望 陆明)
发展初期的汇通派在翻译西医著作、向中医宣传近代医学知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丁福保翻译西医学著作就达数十余种。《中华医学杂志》刊登鲁德馨、张锡五的文章说：“以个人之资力发行医学书籍至100余种之多者，则有无锡丁福保氏。丁氏自1908年至1933年大部分译自东籍，篇幅简短，行文流畅，虽不合医学校之用，但颇为中医及一般普通社会所欢迎。”。丁福保1910年创办中西医研究会，同时还开办新医学讲习所，通过函授形式向中医家传播西医知识。
2.3 成熟期(1917-1937年)
发展成熟期是中西医汇通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期又可分为二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16至1928年，以余云岫的著作《灵素商兑》发表、恽铁樵撰文驳斥为标志，此阶段也可称为论争期。这一阶段的中西医学论争引发了中医界对于中医学术改革的广泛反思和讨论，涉及到对中医传统理论的看法、中医中药的关系、中医与西医孰优孰劣、中医学的命运及发展的未来等等。这场由上海引发，影响至全国的中西医论争不但发生在中医与西医之间，也在整个中医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论证过程中，汇通派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使中西医汇通的思想更加鲜明，内涵也进一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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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阶段从1929至1937年，以“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提出和大量中西医汇通实践为标志。1929年初，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所谓“废止旧医案”，此举引发全国性的中医中药界大抗争运动，首先由上海而起，几乎全国的中医都被卷入这场关乎中医药命运的抗争中。与先前的学术论争不同，1929年的“三一七”抗争已经上升到政治斗争层面。然而，这一事件的背后实质仍然是如何对待中医学以及中医与西医的关系。广大中医们在争取生存权的同时，反思中医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医汇通的问题。
“三一七”抗争之后，许多医家开始对“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有所认识，在思索的同时，也开始了实践。1929年，陆渊雷、徐衡之、章次公等发起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办学宗旨。1935年朱南山携子朱小南、朱鹤皋创办新中国医学院，仍然秉承这一宗旨。这两所学校均以中西医汇通作为教学路线，在课程设置上中西医之比达六比四，聘请西医名家担任讲师、教授。新中国医学院还开设了研究院和新中国医院，“采用‘国医为体、西医为用’之旨，内、外、妇、儿四科，各项设备参照现行各大医院办理，藉作学生临床实习之用。另设化验室，聘请西医数人主持化验、药物、诊病等事宜，以供临诊之助诸事宜，以供临床之助，使见习学生得以平日所见，充分探求实习”(见1936年5月《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章程》)，让学生开展临床实践和研究。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上海也建立分馆，在中西医汇通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如统一病名、教材改革、办学办刊等，一直到抗战爆发。在此阶段，涌现出的著名汇通医家有恽铁樵、陆渊雷、蔡陆仙、时逸人、余无言、章次公、陈无咎、徐衡之、张赞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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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出现多所具有中西医汇通色彩的医院，如20世纪20年代由安徽旅沪医生汪洋开办的上海中西医院；还有粤商医院(1923年)，中医郭柏良曾任医务部主任，中医余子贞曾任内科、外伤科负责人；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医院(1927年)，该院分设中、西医部，章次公、徐衡之先后担任中医部主任；上海中西疗养院(1932年)，聘请名中医陆仲安为董事，并主持中医医疗；上海虹桥疗养院(1934年)，聘请陈存仁主持中医诊疗。
这时期出现的中西医汇通学术团体主要有中西医药研究社(1932年)、中医科学研究社(1936年)等。中西医药研究社由宋大仁、丁福保、褚民谊、徐元甫、万友竹等人筹备发起成立，参加者既有中医学者，也有西医学者。中医科学研究社发起人是徐恺，社长谢利恒，副社长方公溥、龚醒斋。该社主张“研究医药不分古今中外，冶新旧于一炉，黜虚崇实，去芜存精，促进中医科学化，以发挥医药伟大使命，保障人类健康”。
此阶段创办的汇通期刊主要有1929年祝味菊、陆渊雷创办的《自强医学月刊》，1934年陆渊雷创办的《中医新生命》，1935年中西医药研究社创办的月刊《中西医药》，1936年中医科学研究社创办的《中医科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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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近代重要的中西医汇通文献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如吴瑞甫著《中西医温热串解》(1921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1922年)及《伤寒论研究》(1924年)，汪洋、顾铭盛合著《中西医学丛书》(1926年)，祝味菊著《祝氏医学丛书》(1931-1932年)，章次公著《药物学讲义》(1930年)，陆渊雷著《伤寒论今释》(1931年)，朱仁康著《中西医学汇综》(1932年)，时逸人著《中国时令病学》(1931年)，何廉臣著《实验药物学》(1936年)等等。
2.4 充实期(1938-1949年)
1937年“八一三”后，上海沦陷，不少中医人士避难西南，社团中止，学校萎缩，报刊停办。但因为租界孤岛仍维持繁荣局面，有许多活动并没有完全停下来，医学活动仍在继续，同时有一些新的汇通思想期刊创办，如《新中医刊》《国医导报》《国药新声》《复兴中医》等。由于抗战的爆发，使中西医之间的论争暂缓下来，报刊上的谩骂和攻击性语言已经少见，多的则是对如何改进中医进行的条分缕析的见解和方法论述。而就中医内部来讲，中西医汇通己成为中医界普遍的一种思想，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冶新旧于一炉，以振兴固有医学是当时中医界的主流看法。许多中医都在医学活动中或多或少自觉地实践和实施。一大批思想新锐的中青年中医脱颖而出，成为中西医汇通的新生力量，如姜春华、钱今阳、吴涵秋、朱小南、章巨膺、朱仁康、陈苏生等。, 百拇医药(毕丽娟 杨杏林 杨枝青 苏丽娜 张晶滢 肖芸 杨奕望 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