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皇汉医界》杂志创办沿革与稿件来源考(3)
2.2 直接投稿
从创办之初,作者直接投稿即是杂志重要的稿件来源方式。在《汉文皇汉医界》第8号中,编辑部即通告曰,“昨今猥蒙海内外通知,惠赐鸿文大著,不胜荣幸,惜篇幅有限,未能全载”[13]。1931年 8月,编辑部再次于第34号《台湾皇汉医界》发布通告称,“本刊每期辱承海内外诸同志踊跃宠赐鸿文,实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无任感佩。惜以篇幅有限,未能一一登载,殊深抱歉”[14]。显然,杂志的稿源还是相当充足的。中国台湾地区廖启钦共在杂志发表15篇文章,属于高频发文作者之一,这些文章或与他人商榷,或提供独家验方,或讲述治疗验案,俱为投稿。1933年3月19日,廖氏写信告知编辑部,希望不要擅自更改其投稿中有关处方的内容,“至于处方,则注重经验实际,药味分两,祈照原录,庶乎得验案之名而符其实”[15],编辑部若有不同看法,可用按语的方式进行批注,以免误导读者。另一位中国台湾地区高频作者李开章甚至向编辑部写信催促尽快发表其投稿,否则将自行撤稿,“昭和七年十二月间,小生提出精神病论,大有利益于医界研究之材料,千祈贵室详细揭载于五月号之台湾皇汉医报中,若贵室仍置之度外,小生必然行脱退之手续”[16]。
, 百拇医药
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渐频繁,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开始与该杂志交换阅读,中国大陆作者直接投稿的频率也不断增加。1934年5月,中国大陆医家刘剑南致函苏锦全,希望在杂志刊登其历年来汇录之医案,“如蒙采登贵报,不胜荣幸”[17]。以福建人李健颐为例,李氏与该杂志联系非常密切,杂志主编苏锦全不但连续刊登其药铺和独家秘方的广告,还以中国台湾汉医药研究室的名义为其《实用汉药遍览》发行单行本。1936年1月,杂志刊发李健颐《治例三则》一文,明确注明“寄自福建”[18],且此文不见于中国大陆中医药期刊,应系他本人自行投稿。李氏在杂志共发表稿件23篇,是所有作者中发文最多者,考虑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李健颐的直接投稿数量应占一定的比例。
1935年1月,为促进中国台湾地区中医复兴,杂志编辑部广泛悬赏征稿,共拟定6个选题。当年3月第76号《台湾皇汉医报》设立“特别论坛”栏,刊发文章11篇,其中台湾地区作者4篇,中国大陆作者7篇,同号《悬赏征稿余谈》云,征稿通知“自发表后,海内外同志诸君踊跃惠稿者颇多,因篇幅有限,不能尽刊于本号报上”[19]。中国大陆的7篇稿件系作者直接投稿毫无疑问。
, 百拇医药
另外需注意者,有些文章尽管同时在中国大陆医学期刊和台湾地区杂志发表,也不能一概武断地认为彼此之间有转载关系,不少作者存在一稿多投的情况。1935年4月《东西医药报》第77号刊登了新加坡华侨黎伯概的《精神卫生根本在道德》,文末标注“三月五日寄自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这篇文章亦刊载于1935年3月《医林一谔》第51期,1935年4月《杏林医学月报》第74期,1935年6月《医学杂志》第83期,各自文末同样标注“三月五日寄自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按照常理推论,这些刊物之间可能存在转载关系。不过,《东西医药报》同号刊登了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主席梁如山的信函一通,告知编辑苏锦全,联合会主办的《医药月刊》停刊,此后无法互相交换,“兹有敝会监察长(即前敝报主编)黎伯概先生,最近所撰一文,内容是寓道德于病理,而于世道人心不无裨补,故特奉寄一篇,至日请为刊登贵报”[20]。此文显然为本号刊登的《精神卫生根本在道德》,本文系投稿确凿无疑。
从具体情况看,中国台湾作者的稿件绝大部分为直接投稿,这从作者和编辑部之间的互动可以明晓。中国大陆作者的稿件由编辑部转载者不在少数,直接投稿者亦占相当比例。
, 百拇医药
2.3 編辑部自行采稿
《汉文皇汉医界》杂志前期由陈茂通聘请曾六瑞一人独立支持,后期由苏锦全以一己之力全力应对,编辑部自行采编的稿件非常有限。大体而言,主要由以下几类:
一是每号较为固定的“编辑余话”或“编辑启事”栏。每号杂志编辑完毕,主编者多以编辑部的名义对本号杂志需要说明的问题加以总结,其内容也较为庞杂,或征集稿件,或致谢捐赠,或倡导中医复兴,或表达编辑感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杂志创办的初衷即为复兴中国台湾地区中医,主编者往往通过“余话”的方式表达对台湾地区中医复兴的观点。1931年5月,杂志创办2年有余,中国大陆和日本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中医复兴运动,唯中国台湾地区未见有任何起色。日本全面废除中医后,仍保留了针灸术得以合法执业,苏锦全主编杂志时期,痛感复兴无望,决心另辟蹊径,通过针灸恢复中医,“故愿我岛内同志,将用工于汉医药术研究之精神,渐先研究针灸术,到州厅受检定,以获得针灸术之治疗权,然后专心于汉医药术实验制度复活之运动”[21]。为此,他于1935年春东渡日本研习针灸术,希望“借针灸术之智识,而改革汉医药学术之短处,若能如是,汉医药学术,将来或能受当局认定”[22]。尤其宝贵的是,编辑部还刊登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医药发展的部分数据,如全岛1897-1928年医生及药种商数量、1930年台北市中医师一览表、1931年中国台湾各地中西医师及中西医药统计表、1934年上半年中国台北市中药价格表等等,提供了民国时期地区中医药发展不可多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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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汇录各类消息,答复作者、读者的咨询。陈茂通时期,杂志依托东洋医道会台湾支部主办,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如全岛医药大会的召开、各种医药组织的创办、与日本殖民当局的交涉等,一般均由编辑部整理后刊发。苏锦全时期,随着与中国大陆交往日益频繁,山西太原、广东东莞、江苏武进等地中医期刊社致函编辑部,希望互相交换杂志,苏氏以编辑部名义撰写了大量回信。广东顺德同仁医院开业之时,该院院长特地将开办情况的文稿寄至《台湾皇汉医报》,请代为宣传,并请赠送杂志作为阅览之用[23]。《中国针灸》杂志社告知台湾汉医药研究室,希望互为对方刊登杂志广告,以期扩大影响,“今敝报检同广告一则,仰恳贵刊按期刊登,而贵刊之广告,敝刊中已为刊出”[24]。编辑部也不时接到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读者的来信,或致谢杂志给予帮助,或祝贺杂志蓬勃发展,或鼓励杂志积极进取,编辑部均一一予以答复。, 百拇医药(王尊旺)
从创办之初,作者直接投稿即是杂志重要的稿件来源方式。在《汉文皇汉医界》第8号中,编辑部即通告曰,“昨今猥蒙海内外通知,惠赐鸿文大著,不胜荣幸,惜篇幅有限,未能全载”[13]。1931年 8月,编辑部再次于第34号《台湾皇汉医界》发布通告称,“本刊每期辱承海内外诸同志踊跃宠赐鸿文,实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无任感佩。惜以篇幅有限,未能一一登载,殊深抱歉”[14]。显然,杂志的稿源还是相当充足的。中国台湾地区廖启钦共在杂志发表15篇文章,属于高频发文作者之一,这些文章或与他人商榷,或提供独家验方,或讲述治疗验案,俱为投稿。1933年3月19日,廖氏写信告知编辑部,希望不要擅自更改其投稿中有关处方的内容,“至于处方,则注重经验实际,药味分两,祈照原录,庶乎得验案之名而符其实”[15],编辑部若有不同看法,可用按语的方式进行批注,以免误导读者。另一位中国台湾地区高频作者李开章甚至向编辑部写信催促尽快发表其投稿,否则将自行撤稿,“昭和七年十二月间,小生提出精神病论,大有利益于医界研究之材料,千祈贵室详细揭载于五月号之台湾皇汉医报中,若贵室仍置之度外,小生必然行脱退之手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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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渐频繁,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开始与该杂志交换阅读,中国大陆作者直接投稿的频率也不断增加。1934年5月,中国大陆医家刘剑南致函苏锦全,希望在杂志刊登其历年来汇录之医案,“如蒙采登贵报,不胜荣幸”[17]。以福建人李健颐为例,李氏与该杂志联系非常密切,杂志主编苏锦全不但连续刊登其药铺和独家秘方的广告,还以中国台湾汉医药研究室的名义为其《实用汉药遍览》发行单行本。1936年1月,杂志刊发李健颐《治例三则》一文,明确注明“寄自福建”[18],且此文不见于中国大陆中医药期刊,应系他本人自行投稿。李氏在杂志共发表稿件23篇,是所有作者中发文最多者,考虑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李健颐的直接投稿数量应占一定的比例。
1935年1月,为促进中国台湾地区中医复兴,杂志编辑部广泛悬赏征稿,共拟定6个选题。当年3月第76号《台湾皇汉医报》设立“特别论坛”栏,刊发文章11篇,其中台湾地区作者4篇,中国大陆作者7篇,同号《悬赏征稿余谈》云,征稿通知“自发表后,海内外同志诸君踊跃惠稿者颇多,因篇幅有限,不能尽刊于本号报上”[19]。中国大陆的7篇稿件系作者直接投稿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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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注意者,有些文章尽管同时在中国大陆医学期刊和台湾地区杂志发表,也不能一概武断地认为彼此之间有转载关系,不少作者存在一稿多投的情况。1935年4月《东西医药报》第77号刊登了新加坡华侨黎伯概的《精神卫生根本在道德》,文末标注“三月五日寄自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这篇文章亦刊载于1935年3月《医林一谔》第51期,1935年4月《杏林医学月报》第74期,1935年6月《医学杂志》第83期,各自文末同样标注“三月五日寄自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按照常理推论,这些刊物之间可能存在转载关系。不过,《东西医药报》同号刊登了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主席梁如山的信函一通,告知编辑苏锦全,联合会主办的《医药月刊》停刊,此后无法互相交换,“兹有敝会监察长(即前敝报主编)黎伯概先生,最近所撰一文,内容是寓道德于病理,而于世道人心不无裨补,故特奉寄一篇,至日请为刊登贵报”[20]。此文显然为本号刊登的《精神卫生根本在道德》,本文系投稿确凿无疑。
从具体情况看,中国台湾作者的稿件绝大部分为直接投稿,这从作者和编辑部之间的互动可以明晓。中国大陆作者的稿件由编辑部转载者不在少数,直接投稿者亦占相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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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皇汉医界》杂志前期由陈茂通聘请曾六瑞一人独立支持,后期由苏锦全以一己之力全力应对,编辑部自行采编的稿件非常有限。大体而言,主要由以下几类:
一是每号较为固定的“编辑余话”或“编辑启事”栏。每号杂志编辑完毕,主编者多以编辑部的名义对本号杂志需要说明的问题加以总结,其内容也较为庞杂,或征集稿件,或致谢捐赠,或倡导中医复兴,或表达编辑感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杂志创办的初衷即为复兴中国台湾地区中医,主编者往往通过“余话”的方式表达对台湾地区中医复兴的观点。1931年5月,杂志创办2年有余,中国大陆和日本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中医复兴运动,唯中国台湾地区未见有任何起色。日本全面废除中医后,仍保留了针灸术得以合法执业,苏锦全主编杂志时期,痛感复兴无望,决心另辟蹊径,通过针灸恢复中医,“故愿我岛内同志,将用工于汉医药术研究之精神,渐先研究针灸术,到州厅受检定,以获得针灸术之治疗权,然后专心于汉医药术实验制度复活之运动”[21]。为此,他于1935年春东渡日本研习针灸术,希望“借针灸术之智识,而改革汉医药学术之短处,若能如是,汉医药学术,将来或能受当局认定”[22]。尤其宝贵的是,编辑部还刊登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医药发展的部分数据,如全岛1897-1928年医生及药种商数量、1930年台北市中医师一览表、1931年中国台湾各地中西医师及中西医药统计表、1934年上半年中国台北市中药价格表等等,提供了民国时期地区中医药发展不可多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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