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壮，何广益 ，李良松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1279年元统一全国，不仅使得之前金宋对立的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大为变动，而且使得自绍兴以来就阻碍重重的南北文化交流在同一的政治环境下得以顺畅地展开。而作为文化事业的基础和支柱的印刷业，在北宋勃兴后就南北独立并各具特色地发展，此时也终于突破秦岭—淮河的界限，开始兼容南北，共同发展，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上均取得了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发展。燕山窦桂芳活济堂的出版活动既是南北出版业互相交流的典型，也因其特出医书的专一性，成为专业书肆初现的代表。关于此的研究散见于各书的版本考证，少见专门论述。

    1 时代背景

    1.1 元代大都的出版业发展 北京出版业[1]在辽金时代已经初步发展，工业流程相对完备，金代时中都已经成为北方仅次于平阳的出版中心；元在继承辽金两代出版工业成果基础上，继续发挥政治力量的作用，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大都出版业，包括尊经崇儒，搜集图书；兴学立教，供给学田；发展经济，保护百工等方面[2]，同时，元政府早在太宗八年1236年就在燕京设立编修所，之后又令秘书监的兴文署、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以及太医院的广惠局和医学提举司等专门出版各类图书，加上大都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文荟萃，科考用书和平话小说的大量印刷又反映出需求的旺盛，因此，人才、技术、资源、需求和政策多方面具备，使得大都既吸引着外来出版人才入京寻找机遇，又有足够的实力承载他们的事业。

    1.2 福建刻书业的发展和竞争 福建建宁地区的坊刻自南宋时期就取得的全国性的地位，在元代得到了继续发展和强化。据《中国古代书坊研究》[3]相关统计，元代建宁地区书坊总数已达50家以上，所印刻图书约160种2200余卷，占全国坊刻的半数以上，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绝对数量的庞大使得新技术新设计的采用依然领先全国。窦桂芳是建安人氏，毗邻建宁，学医之余掌握相关技术，并挟术北上，开始他的出版活动。另外，建宁地区自南宋来就有刻印医书的传统，南宋建阳余氏刻书中[4]余塘卿明经堂的《类证普济本事方》、余彦国励贤堂的《新编类要图注本草》、余恭礼的《活人事证方》等已有医学专业书坊的雏形，积累了大量医书出版的经验。

    1.3 大都官刻医书和针灸学的发展 大都医书官刻任务主要交由太医院及下属机构完成，辅以国子监，其出版书籍主要有《伤寒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世医得效方》等。可以看出太医院的出版兴趣集中在经方和方书上，对针灸类医书并未见相关刊刻，因此对于民间坊刻尤其是有针灸背景的窦桂芳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