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药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医生,“文革”中被冠以“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两顶帽子,关进了“牛棚”。我赴“三线”的头一天晚上,父亲被特许从“牛棚”里回来为儿子送行。与母亲的眼泪和絮叨不同的是,父亲只交给了我一包药(有氯霉素、土霉素、四环素、黄连素、痢特灵等等)。父亲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你一定要把这些药带上,肯定会用得着。”稍加沉吟,他又说:“这些药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示人,关键时刻这些药会救命的!”说完两个“一定”,父亲便重重叹了一口气,匆匆走了。父亲的“预言”真的不幸应验了,然而救的却不是我。
发药救战友
1970年深秋,因水土不服和卫生条件不好,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全连大面积流行。部队派驻我连的卫生员胡大银的药箱里,却只有红汞、紫药水、纱布、绷带和一把银针,不管什么病,都是针灸一种办法。患病的战友们大多怕疼,不去胡大银那儿,就那么干耗着。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拉痢疾的严重后果,可我知道,拉痢疾是会死人的!
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使我到“三线”以后在饮食卫生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十分严格。凡是认为不太卫生的东西,我宁可饿着,也不会去动一下。发现馒头被苍蝇叮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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