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医生，“文革”中被冠以“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两顶帽子，关进了“牛棚”。我赴“三线”的头一天晚上，父亲被特许从“牛棚”里回来为儿子送行。与母亲的眼泪和絮叨不同的是，父亲只交给了我一包药(有氯霉素、土霉素、四环素、黄连素、痢特灵等等)。父亲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你一定要把这些药带上，肯定会用得着。”稍加沉吟，他又说：“这些药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示人，关键时刻这些药会救命的!”说完两个“一定”，父亲便重重叹了一口气，匆匆走了。

    父亲的“预言”真的不幸应验了，然而救的却不是我。

    发药救战友

    1970年深秋，因水土不服和卫生条件不好，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全连大面积流行。部队派驻我连的卫生员胡大银的药箱里，却只有红汞、紫药水、纱布、绷带和一把银针，不管什么病，都是针灸一种办法。患病的战友们大多怕疼，不去胡大银那儿，就那么干耗着。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拉痢疾的严重后果，可我知道，拉痢疾是会死人的!

    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使我到“三线”以后在饮食卫生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十分严格。凡是认为不太卫生的东西，我宁可饿着，也不会去动一下。发现馒头被苍蝇叮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