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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教子女
http://www.100md.com 2017年9月1日 《特别健康·上半月》 20179
     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只知道那还是“文革”初期。一天,晚饭之前,村中心路口的锣鼓就响了起来,全村人都知道又有大会。黑五类分子照例被押上来,而且是已经被绑了的。但有人又拿来一些绳子,在每人背后接一根,然后把绳子的另一头扔到了梁上。人们知道,这是要把他们吊上去。

    这一切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把他们拉上梁的任务,却不再由民兵积极分子完成,而是交给了那些黑五类的子女。村干部和驻队干部讲得清楚:这是要考验一下“可教子女”们是否真的与其反动父母划清了界线。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富农婆”和他的儿子。在民兵的呵斥之下,儿子开始拉紧绳子把他母亲往房梁上吊。可是,母亲的双脚刚刚离地,就疼得大叫了起来。儿子终于不忍,一松手就把他母亲摔在了地上。这边正要去扶母亲,那边民兵已在厉声呵斥,于是儿子再次去拉那根绳子。结果仍然是母亲刚刚悬空,就惨叫了起来,儿子又松手了,母亲再次被摔在地上。如此反复若干次,母亲最后说:“儿啊,你干脆把娘摔死算了……”那时候,我觉得她不是在埋怨儿子,而是在表达着内心的愿望。

    有人闭着眼把爹妈拉上了房梁,无论爹妈如何嚎叫,拴好绳子完成了任务,因而受到干部的表扬。有人则无论怎么威逼,就是拒不执行。前街的李文贤就是后者,因拒绝那根绳子而被民兵拳打脚踢。他最终也没接那根绳子,他宁愿顽抗到底,宁愿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几天后文賢就从村中消失了,据说是去新疆做了盲流,曾经秘密给家里捎过口信,但此后就没了消息。, 百拇医药(李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