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报告中指出，因医疗不良事件而死亡的美国人有4.4万～9.8万人

    。不良事件不仅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伤害和痛苦，也给参与不良事件的医务人员带来负面的生理和心理影响。Wu

    称受不良事件伤害的病人及其家属为第一受害者，而不幸卷入不良事件并经历与事件相关的心理和情感创伤的医务人员为第二受害者，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提出“第二受害者”这一术语。尽管Wu把这一概念首先应用于医生，但他认为包括护士在内的其他医疗服务者也同样适用。目前，国内外公认的关于第二受害者的定义是Scott等

    提出的：第二受害者指在突发性不良事件(医疗差错或病人相关损伤)中遭受到身心伤害的医疗保健卫生服务提供者。多达约一半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第二受害

    。第二受害者遭受长期的心理痛苦，在紧急事件后易受伤害

    。Waterman等

    对加拿大和美国的3 171名医务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和美国约有30%和43%的医务人员在经历不良事件后都存在负面情绪反应，其中包括对未来错误的焦虑(61%)、信心丧失(44%)、入睡困难(42%)、工作满意度下降(42%)和对声誉受损的恐惧(13%)。并且极有可能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此外，对未来病人的护理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导致整体护理质量下降

    。并且在一名或多名病人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情况下，大多数卫生组织没有第二受害者支助方案或保护机构声誉的计划

    。Jones等

    认为所有的医疗保健人员都是潜在的第二受害者，但研究大多数针对的对象是医生，其实护士成为第二受害者的风险更大。本研究旨在对护士作为第二受害者的心理体验的影响因素和国内外相关的干预进行综述，从而为改善第二受害者的不良体验提供改善依据。

    本次模型上边界采用1972年6月～2014年5月共42年的流量资料，下边界为水位边界。考虑最不利情况，即预测河流流量在典型枯水年(P=90%)水文条件下的污染物排放过程。

    1 影响因素

    1.1 个人因素

    普遍认为，年轻且缺乏经验的护士更有可能经历更大的第二受害者反应

    。也有研究认为，职称越高的医护人员更容易遭受更多的心理困扰，职称越高，更有可能意识到医疗事故的风险。而有更高职称的医护人员倾向于承担更多的工作压力，发现处理情绪困扰的难度更大

    。不同的婚姻状态、科室也对第二受害者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已婚护士得到的非工作相关支持水平高于未婚护士

    。但Gupta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