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尽头的尊严
□ 陈思畅
在神经内科，我轮转的是溶栓组。也就是说，我们治疗的是神经内科最凶险的疾病——脑梗死。有一位老人，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命的尽头可能是死亡，而死亡的背后还有两个字——尊严。
那是一个忙碌的中午。听说眼科有个患者术后出现脑梗死，已经溶栓治疗，现在正在来神经内科的路上。这患者会是什么情况？我这样想着。来了一看，是个重病号，初步查看完后，要去做 CT。由于是中午，大家都在忙各种事情，我立刻自告奋勇去陪患者做 CT。做之前，我们准备好了简易呼吸器等基本的抢救设备。我看了看患者的瞳孔，一边做了白内障手术，另一侧的瞳孔已经散大固定了。患者已经陷入中度昏迷，仅有的生命体征还在维持着。
紧赶慢赶到了CT室，我们把患者抬到了CT机上。随着嗡嗡的 CT机移动声，一张张片子逐层显像。大面积脑梗死，出血转化，中线移位，环池消失……种种迹象表明，患者的时间不多了，内科治疗已经帮不了他，想要救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把脑梗一侧的颅骨打开，让坏死水肿的脑组织压力释放，挽救脑干的残余功能。但是已经梗死的脑组织就没有办法了，患者即便活下来，很可能也是植物人，或者存在严重的偏瘫和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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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去的路上，我给神经外科的会诊医生打了电话，并且告诉他相关的情况。“患者脑疝有多久了？”他急切地问道。“半小时吧，做CT之前，瞳孔刚刚散大，来的时候还是好的。”我告诉他。“80多岁了，这么重的患者，家属选择手术吗？”他这句话把我问得一愣。是啊，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能保住老爷子这条命。但是，只是保命，这真的是患者和他家人的愿望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回到了病房。在请主任阅片的同时，神经外科的会诊医生也到场了。“保命的话，必须要做手术。”主任斩钉截铁地说道。“确实是这样。但是手术以后，患者不一定能活下来，也不一定能醒过来。而且，他一定会瘫痪在床，没有任何生活质量。看看家属的意见吧!”会诊医生正说着，家属进来了。是一位老太太，年纪看着也将近 80 岁了。看着我们讨论的情况，她眼圈红了，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原来也是在医院工作的。他的情况，我非常清楚。”一句话让我们既感到为难，又感到难过。为难的是，对面曾经的同行、前辈，这些不好的话，怎么对她说出口？难过的是，家属是我们的同行，她本来是在医治别人，但现在，她仍然不得不面对亲人即将到来的死亡。
, 百拇医药
“老爷子在退休前，是一个工程师。退休这20多年，他一直在乐团当指挥，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家。”说着说着，老太太停了下来。眼泪从她遮掩着脸庞的指缝中渗了出来。“他就是为了能看清楚乐谱，才做的白内障手术。80多岁了，他能听清楚每个乐器的音符和节奏。”老太太清了清鼻子，接着说道。“我想知道，如果做了手术，最好的情况，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他能醒过来吗？他能生活自理吗？”
一时间，身经百战的各位医生也陷入了沉思。真相可能是很伤人的，怎么让老太太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呢？老太太好像读出了我们的犹豫，她直接问神经外科会诊医生：“医生，你说老爷子如果现在做手术，他以后还有可能生活自理吗？”“不可能了。手术创伤很大，除了要去掉骨瓣，很可能要把肿胀的脑组织也去除。就算能活下来，植物人的概率也非常大。右侧肢体功能，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了。”会诊医生在犹豫之下，又说出了这些话。听到这些，我有点不忍直视老太太的反应。
老太太突然露出一丝微笑。她平静地说道：“指挥是他60多年来的爱好。从他参加工作，就一直在业余乐团当指挥。退休这20年，更是一天都没有落下。如果他做了手术，活下来却没有办法活成自己希望的样子，这样的活法还有什么意义？老爷子以前就说过，真到了这一步就不要救了，该去的……就会去的。”说到后边这几句时候，老太太有些哽咽。医生们的眼圈也有点发红。又和患者家属聊了聊，老太太在放弃手术的同意书上签了字，离开了办公室。
其实，这个患者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当我陪他做 CT，陪他家属面临着生死选择的时候，我仿佛也融入了其中，好像内心对他也有牵挂。晚上，他的呼吸心跳还算平稳，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比平常更早来到医院，看到值班医生正在满脸倦容地写着什么材料。我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患者怎么样了？”我问。“后半夜走了。”她眼圈红红地告诉我。我没有再问。我知道，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所做出的选择，一定是穷尽了他毕生的智慧和经验。从他的离去中我看到，真的能有人在生命的尽头，用尊严来为自己书写这最后的绝唱。
(摘自《中国医学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 百拇医药
在神经内科，我轮转的是溶栓组。也就是说，我们治疗的是神经内科最凶险的疾病——脑梗死。有一位老人，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命的尽头可能是死亡，而死亡的背后还有两个字——尊严。
那是一个忙碌的中午。听说眼科有个患者术后出现脑梗死，已经溶栓治疗，现在正在来神经内科的路上。这患者会是什么情况？我这样想着。来了一看，是个重病号，初步查看完后，要去做 CT。由于是中午，大家都在忙各种事情，我立刻自告奋勇去陪患者做 CT。做之前，我们准备好了简易呼吸器等基本的抢救设备。我看了看患者的瞳孔，一边做了白内障手术，另一侧的瞳孔已经散大固定了。患者已经陷入中度昏迷，仅有的生命体征还在维持着。
紧赶慢赶到了CT室，我们把患者抬到了CT机上。随着嗡嗡的 CT机移动声，一张张片子逐层显像。大面积脑梗死，出血转化，中线移位，环池消失……种种迹象表明，患者的时间不多了，内科治疗已经帮不了他，想要救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把脑梗一侧的颅骨打开，让坏死水肿的脑组织压力释放，挽救脑干的残余功能。但是已经梗死的脑组织就没有办法了，患者即便活下来，很可能也是植物人，或者存在严重的偏瘫和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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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去的路上，我给神经外科的会诊医生打了电话，并且告诉他相关的情况。“患者脑疝有多久了？”他急切地问道。“半小时吧，做CT之前，瞳孔刚刚散大，来的时候还是好的。”我告诉他。“80多岁了，这么重的患者，家属选择手术吗？”他这句话把我问得一愣。是啊，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能保住老爷子这条命。但是，只是保命，这真的是患者和他家人的愿望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回到了病房。在请主任阅片的同时，神经外科的会诊医生也到场了。“保命的话，必须要做手术。”主任斩钉截铁地说道。“确实是这样。但是手术以后，患者不一定能活下来，也不一定能醒过来。而且，他一定会瘫痪在床，没有任何生活质量。看看家属的意见吧!”会诊医生正说着，家属进来了。是一位老太太，年纪看着也将近 80 岁了。看着我们讨论的情况，她眼圈红了，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原来也是在医院工作的。他的情况，我非常清楚。”一句话让我们既感到为难，又感到难过。为难的是，对面曾经的同行、前辈，这些不好的话，怎么对她说出口？难过的是，家属是我们的同行，她本来是在医治别人，但现在，她仍然不得不面对亲人即将到来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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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在退休前，是一个工程师。退休这20多年，他一直在乐团当指挥，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家。”说着说着，老太太停了下来。眼泪从她遮掩着脸庞的指缝中渗了出来。“他就是为了能看清楚乐谱，才做的白内障手术。80多岁了，他能听清楚每个乐器的音符和节奏。”老太太清了清鼻子，接着说道。“我想知道，如果做了手术，最好的情况，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他能醒过来吗？他能生活自理吗？”
一时间，身经百战的各位医生也陷入了沉思。真相可能是很伤人的，怎么让老太太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呢？老太太好像读出了我们的犹豫，她直接问神经外科会诊医生：“医生，你说老爷子如果现在做手术，他以后还有可能生活自理吗？”“不可能了。手术创伤很大，除了要去掉骨瓣，很可能要把肿胀的脑组织也去除。就算能活下来，植物人的概率也非常大。右侧肢体功能，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了。”会诊医生在犹豫之下，又说出了这些话。听到这些，我有点不忍直视老太太的反应。
老太太突然露出一丝微笑。她平静地说道：“指挥是他60多年来的爱好。从他参加工作，就一直在业余乐团当指挥。退休这20年，更是一天都没有落下。如果他做了手术，活下来却没有办法活成自己希望的样子，这样的活法还有什么意义？老爷子以前就说过，真到了这一步就不要救了，该去的……就会去的。”说到后边这几句时候，老太太有些哽咽。医生们的眼圈也有点发红。又和患者家属聊了聊，老太太在放弃手术的同意书上签了字，离开了办公室。
其实，这个患者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当我陪他做 CT，陪他家属面临着生死选择的时候，我仿佛也融入了其中，好像内心对他也有牵挂。晚上，他的呼吸心跳还算平稳，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比平常更早来到医院，看到值班医生正在满脸倦容地写着什么材料。我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患者怎么样了？”我问。“后半夜走了。”她眼圈红红地告诉我。我没有再问。我知道，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所做出的选择，一定是穷尽了他毕生的智慧和经验。从他的离去中我看到，真的能有人在生命的尽头，用尊严来为自己书写这最后的绝唱。
(摘自《中国医学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