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
如何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与西方女性文学区分开来，是不少学者致力探究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一书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将中国现代早期的女性文学定义为女学生文学，为该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她努力回到历史现场，观照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生长的语境，寻找属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自身传统。近日，中国妇女报《新阅读》专刊对张莉进行了采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如何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与西方女性文学区分开来，是不少学者致力探究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一书中，张莉将中国现代早期的女性文学定义为女学生文学，为该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她努力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观照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生长的语境，寻找属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自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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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中国历史语境里寻找女性文学发生的背景之外，张莉也关注当代女性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主编了《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和《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作品集。在这些女性年选里，我们不仅能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重大变化。而“新女性写作”的概念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希望作品将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
在张莉看来，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而不是对抗与排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回到中国历史语境里寻找女性文学发生的背景
女报《新阅读》：您当初是在什么缘由下关注到女学生文学，并从这个角度研究现代女性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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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那已经是二十年前了，我还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第一次读到戴锦华、孟悦老师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些现代女作家是怎样浮出历史地表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最终使这些人成为女作家呢，这是我的困惑，也是我的研究起点。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我逐渐意识到这所大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关系，逐渐发现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这些女作家成名时几乎都有女大学生的身份，因此，我将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定义为女学生文学，这是中国女性文学与西方女性文学的重要不同。在这样的理解背后，也包含了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调整，我想回到中国历史语境里寻找女性文学发生的背景而不是依靠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阐释。作为研究者，要努力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观照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生长的语境，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真正寻找到属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自身传统。
女报《新阅读》：冰心、庐隐和凌叔华这批女大学生开始写作，观察自己、反思女性的处境，对当时女性解放的思潮有哪些积极作用？这与最开始把国外的女性解放思潮引入国内的男性知识分子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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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这些青年女学生拿起笔写作，毫无疑问是新女性真正自我言说的开始，她们引领了人们对于新女性的想象，女性不再由男作家代言，她们开始说她们想说的话。当年许多读者都谈到过冰心作品对他们的巨大影响，那当然是新的女性文学作品的意义，但也是新女性形象的影响。人们从这些女作家作品里，开始想象现代女性精神和女性气质。
我要特别说到女作家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她们当然也书写个人经验，但她们更乐于抒写社会上的边缘人，比如小脚女人们、女工们、无家可归的人……在写作最初，这些女性就有对社会问题关注的自觉。这是中国女性文学传统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一传统从“五四运动”至今一直是存在的，我认为需要发扬。
女性文学之美和女性写作之美的判断标准在悄然改变
女报《新阅读》：从“五四运动”到如今百年间，女性文学写作发生了哪些转折和变化？当代女性主义写作有什么特点？和当时那批女作家有什么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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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生着重要改变，而无论文学内外，中国女性的精神气质和身体形象也都有着重要的革命性变化，关于何为女性文学之美和女性写作之美的判断标准也一直悄然改变。这也是我为什么将新女性写作专辑命名为“美发生着变化”的原因。当代女性写作发生重要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出现了张洁、王安忆、铁凝、林白、迟子建等重要作家，她们的许多作品成为当代女性文学的宝贵收获。一百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总是有重要的女性形象问世并引领我们对新的女性形象的想象，相比而言，今天的女性文学影响力不如从前。当然，我们今天对于女性写作的期许也不一样了。
女报《新阅读》：大家对女性议题越来越关注，但是如今女性文学的影响力却不如以前，这是为什么？在您看来，哪些女性题材更值得关注？
张莉：我们很难出现一部全民关注的女性小说或者女性非虚构作品了。一方面今天我们是视觉媒体的时代，文学影响力变小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天的作家可能对当下的生活没有那么敏感了。今年我组织了一个写作专辑，“非虚构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劳动者”，我希望那些大众媒体并不熟悉的女性生活出现在写作者笔下，我想那是当代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发向。特别期待青年一代作家既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能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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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讨论女性写作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北上广的女性，但其实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边地女性的写作，关注那些少数民族女性的写作。我喜欢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和冯良的《西南边》，喜欢她们书写的女性生活，那是我们不常了解、但是却应该了解的女性生活。关注边地女性，关注我们时代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变化，我认为是当代女性写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
女报《新阅读》：女性写作如何平衡更能体现女性自身立场的个体经验和更关注充满男性评价标准的社会问题？
张莉：优秀女性文学作品要有对个体经验的书写挖掘，同时也要有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他人的方向，这些向度可以同时存在，并不相悖。比如，《生死场》里有个人生命经验，但也有对民族危亡时刻的书写。最近那些受到关注的国外作品，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证言》《那不勒斯四部曲》，既有个人经验，也有社会问题的关注。题材固然重要，但作家的表现力也很重要，文学作品最终要看写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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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报《新阅读》：您也一直关注着当代女性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主编了《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作品集。新女性写作与以往的女性写作新在哪里？
张莉：去年，我开始编选《2019年女性文学年选》，今年是第二年了。这是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尝试。这个年选，每年选出20位女作家写的20个当代女性故事。我希望这些年选排列在一起，既是女性文学的文本，也是一个社会学和妇女研究样本，我们从这里不仅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重大变化。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收入了翟永明、林白等13位各个代际、但都深具性别意识的重要女作家的作品。我希望以此推动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之所以提“新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是想强调今天的“女性写作”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它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希望作品将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希望作家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而不是对抗与排斥，我希望以写作专辑的方式来推动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出现。,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