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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笔下的科技诗章
http://www.100md.com 2019年10月25日 科普时报 2019.10.25
     ——迎接中国科学院七十年庆典文鉴之一

    青年郭沫若在显微镜前。

    □ 刘为民

    文坛赛先生

    100年前,郭沫若的《女神》开创了中国诗歌意象的现代篇章,从“赛先生”的视角看去,尤其鲜明独到。

    《女神》的“卷头诗”,就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这一点: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燃烧点相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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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这里,不仅物理学的“谐振”“燃点”等概念鲜明夺目,更重要的是:这种建立在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新诗意象,直接联系于五四新文化自我解放、自我追求的现代意识,从而赋予这种抽象的科学概念以具体形象的思想内涵,突出而生动地反映出“赛先生”作为新文化灵魂的五四时代光彩。因此,毛泽东表彰过的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革命烈士闻一多,当年就及时地指出:郭沫若以“科学底成分”融铸于新诗意象,“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

    从这个角度考察“五四”新诗意象的衍变创新和现代化的努力轨迹,在某些科技传播的层面上,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郭沫若在他的《笔立山头展望》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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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

    这里把现代工厂最常见的景象——喷吐黑烟的烟囱,作为那个时代文明的象征——当然,我们不能超越历史,脱离郭沫若时代的社会现实;不能以今天清除污染乃至“生态环保”的观念,去苛求先人。

    郭沫若由工厂烟囱上空滚滚的浓烟,联想到华贵的黑牡丹,这还是对科技物象的赞美。其现代思想意蕴在于没有停止在这一讴歌顶礼的层面,而是从中看到了物质与精神的联系,着重展示现代机械化大生产经济基础上孕育、诞生的“近(现)代文明”——这才是人类灵魂的时代之花,是诗人超越了科技物象的表层认识,对20世纪时代精神的独特感悟。

    在这里,自然景观与人文传统都因为科学进步导致的工业革命发生了划时代的历史新变。“黑牡丹”的诗歌意象里,内含着一种价值观念:赞美机械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这是中国传统诗歌里从来没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科学技术在改变物质文明客观基础的同时,也更新、改造了精神文明中的诗歌意象。“五四”诗歌革命所接受的“赛先生”的重大影响,就突出地表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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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是1914年到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的九州帝国大学学医;他爱好文艺,平时浏览、学习了很多诗歌、小说等世界名著。其中,他对歌德最感兴趣,不仅印象深刻,还写过有关的评论文章。他曾经说过:到日本留学,本来目的就是想献身科技事业,最初的理想,就是在实验室里为现代科学创造成绩。

    1919年,北平“五四”运动爆发,郭沫若欢欣鼓舞,遥相呼应;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了留学生社团“夏社”并积极给国内报刊写稿,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很快,他就创作出《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著名的“五四”经典诗篇。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诗歌的“灵感”到来,常常使他情不自禁地执笔,甚至身不由己地在宿舍的床上“发抖”——足见青年郭沫若的澎湃激情和豪迈胸襟。

    192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其中扑面而来,洋溢出强烈的科学精神和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同年郭沫若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建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作与学术双丰收的一方重镇——史称“异军突起”;与北平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旗手同样广受赞誉,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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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叶,以“三大发现”(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为代表的有机论的自然观,给青年郭沫若的科学思想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打破了“宿命论”的历史观,从而突出人生“自我”的精神主体,强调创造精神的自我选择与努力超越。

    郭沫若在《创造》季刊发表评论诗人的文章,也说“宇宙中一切的质与能在辗转相变”,又在《生命底文学》里特别强调:“宇宙全体只是个Energy(能量)底交流”。他在1925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文艺论集,论诗》里指出:“我们研究过生物学的人,要先求生命的基本单位”,这就是由细胞核、细胞质以及从中“分泌出来”构成的“细胞”。如此肯定、准确地宣传现代科学的生理、解剖知识及其社会传播,在“五四”时代的中国学界和诗坛,又能够达到郭沫若这样热情和较高水平的实在少见,而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接下来郭沫若投身时代的洪流,出生入死,历经坎坷;从参加武装起义革命,到流亡海外生活;从潜心研究文史,到投身抗日烽火,等等。他被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新文化旗手。

    因为他来自“五四”——饱受科学思想与民主精神的心灵滋养,使他迸发出民族与时代的文化力量。是的,他写诗、写话剧,指导文艺界,贡献了许多好文章,如《甲申三百年祭》等等。但,很少再提到他曾有译著《生命之科学》(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焚毁)展示了五四“赛先生”的深刻影响。

    70年前新中国诞生,郭沫若受命为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