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那次 出国考察
1974年的那次
出国考察
郭应禄
作为治疗肾衰竭的终极手段，肾移植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国内外泌尿领域探索的重点。上世纪60年代，该技术在国际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有了组织配型，免疫抑制药物也开始应用于临床，肾移植存活率大大提高；但在国内，受到客观条件影响，临床突破不大。
“文革”后期，肾移植的进展研究再次被提上日程。1973年10月，到访中国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与周恩来总理签订双边协议，确认双方将互派学术团体访问交流。而第一批的互访项目中，肾移植和血液透析都是重点。于是，我有了第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
1974年5月，包括我在内，来自泌尿科、肾内科、免疫科、整形科，以及神经、病理、生理领域的医生、学者，共同组成首批中国考察团，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和其他医学院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当时我们国家对出国交流的管理比较严格，讲究“外事无小事”，其中有一条规定是不准单独外出活动，必须获得批准且有两人以上同行才可。但我从来不是循规蹈矩的人，这次出国就破了不少“戒”。
有一次，麦吉尔大学的古特曼教授特意安排了一台亚洲患者的手术，希望能更贴近中国医院的临床实践。但教授不清楚的是，他安排的南越患者，正好是当时北越胡志明政权的敌对方，这在当年那个政治敏感的时代，可是重大问题。绝大部分考察团成员只能各找借口，躲开这次手术观摩。
我心里一开始也有点忐忑，但又实在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于是找带队书记申请说：“我的任务就是来学肾移植的，这样的好机会不应该放过。”最后，我的请求被批准了。整个考察团只有我一个人走进手术室，全程观摩了这台手术。
很庆幸当时我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在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非常详细地讲解了每一个操作，古特曼教授也毫无保留地介绍了术后免疫抑制剂药物应用的经验，告诉我如何才能减少患者术后的排异反应。要知道，肾移植患者术后最大的风险就是出现免疫排斥反应。在那个抗排异药还不成熟的年代，医生使用抗排异药物的经验，几乎就能决定肾移植患者的生存时间。
考察回来，我写了一本叫《血液透析与肾移植》的小册子，印出后免费赠送给很多医院从事肾移植的同行。1975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开展一例尸体肾移植时，还专门找我咨询术后抗排异的用药方案，我就把从加拿大医生那儿学来的法子介绍给了他们。结果，这例患者竟成了我国首位长期存活的尸体肾移植患者，并为此后全国范围的肾移植研究开展，树立了信心。(连载10)▲, 百拇医药
出国考察
郭应禄
作为治疗肾衰竭的终极手段，肾移植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国内外泌尿领域探索的重点。上世纪60年代，该技术在国际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有了组织配型，免疫抑制药物也开始应用于临床，肾移植存活率大大提高；但在国内，受到客观条件影响，临床突破不大。
“文革”后期，肾移植的进展研究再次被提上日程。1973年10月，到访中国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与周恩来总理签订双边协议，确认双方将互派学术团体访问交流。而第一批的互访项目中，肾移植和血液透析都是重点。于是，我有了第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
1974年5月，包括我在内，来自泌尿科、肾内科、免疫科、整形科，以及神经、病理、生理领域的医生、学者，共同组成首批中国考察团，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和其他医学院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当时我们国家对出国交流的管理比较严格，讲究“外事无小事”，其中有一条规定是不准单独外出活动，必须获得批准且有两人以上同行才可。但我从来不是循规蹈矩的人，这次出国就破了不少“戒”。
有一次，麦吉尔大学的古特曼教授特意安排了一台亚洲患者的手术，希望能更贴近中国医院的临床实践。但教授不清楚的是，他安排的南越患者，正好是当时北越胡志明政权的敌对方，这在当年那个政治敏感的时代，可是重大问题。绝大部分考察团成员只能各找借口，躲开这次手术观摩。
我心里一开始也有点忐忑，但又实在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于是找带队书记申请说：“我的任务就是来学肾移植的，这样的好机会不应该放过。”最后，我的请求被批准了。整个考察团只有我一个人走进手术室，全程观摩了这台手术。
很庆幸当时我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在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非常详细地讲解了每一个操作，古特曼教授也毫无保留地介绍了术后免疫抑制剂药物应用的经验，告诉我如何才能减少患者术后的排异反应。要知道，肾移植患者术后最大的风险就是出现免疫排斥反应。在那个抗排异药还不成熟的年代，医生使用抗排异药物的经验，几乎就能决定肾移植患者的生存时间。
考察回来，我写了一本叫《血液透析与肾移植》的小册子，印出后免费赠送给很多医院从事肾移植的同行。1975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开展一例尸体肾移植时，还专门找我咨询术后抗排异的用药方案，我就把从加拿大医生那儿学来的法子介绍给了他们。结果，这例患者竟成了我国首位长期存活的尸体肾移植患者，并为此后全国范围的肾移植研究开展，树立了信心。(连载10)▲,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