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医，我当了二十几年
住院医，我当了二十几年
郭应禄
文革十年，学校停学，大学停招，正常的职称评定也停了。1977年，医院渐渐恢复评职称，但10年时间欠下的“账”实在太多，很多老大夫不得不跟资历低一辈儿的中青年医生同期竞争升职。这让一些老大夫感觉很不满，对评职称需要整理提交的一些基本资料，也抵触对待。
各年龄段医生集中晋升这事，本不是任何人的错，但老大夫们的不满我也能理解。资历、年龄都占优势的师长，在职称上却只能与学生平起平坐，哪会顺心呢!我琢磨自己就是个学生，帮老师们多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于是自告奋勇，帮他们准备起职称资料。个人基本资料、从医经历、医学贡献等，都要一一手写填表，全部备齐后，再交到人事处。这个过程挺繁琐，还得一趟趟跑腿，但好在我年轻，倒没觉得有太大的负担。后来吴阶平老师知道这事，特别夸奖了我，说幸好科里有这样的年轻人帮忙，才不至于让评职称变得混乱。
“消化”掉积存的人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在住院医的职称上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评上主治医师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年龄才当上主治实在太晚了，但我却不这么觉得。无论什么职称，我都是干着同样的工作，出诊看病、上台手术、埋头科研，一样不少，甚至还曾以一个住院医师的身份，到加拿大考察学习肾移植。正因如此，我对职称一直没有太多所图，印象中只有一次主动“争”了那么一下。
1981年，我和科主任孙昌惕被派往美国、英国，参加为期半年的进修。这个项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资，是代表我们泌尿科走出国门的一次交流学习，我丝毫不敢怠慢。考虑到如果以主治医生的职称出国，身份上不太合适，所以我主动要求尽早确认职称，最终以副教授的身份出访。
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任何事都没有吃亏不吃亏。当年我帮老师们评职称跑腿时，好像是没获得什么，也拖延了自己的晋升，但若非如此，我又如何能得到现在这么多的尊敬？欲做事，先做人。尊重师长，善待同事，理解患者，做好本分，不计较一时得失，终会有所回报。(连载12)▲, 百拇医药
郭应禄
文革十年，学校停学，大学停招，正常的职称评定也停了。1977年，医院渐渐恢复评职称，但10年时间欠下的“账”实在太多，很多老大夫不得不跟资历低一辈儿的中青年医生同期竞争升职。这让一些老大夫感觉很不满，对评职称需要整理提交的一些基本资料，也抵触对待。
各年龄段医生集中晋升这事，本不是任何人的错，但老大夫们的不满我也能理解。资历、年龄都占优势的师长，在职称上却只能与学生平起平坐，哪会顺心呢!我琢磨自己就是个学生，帮老师们多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于是自告奋勇，帮他们准备起职称资料。个人基本资料、从医经历、医学贡献等，都要一一手写填表，全部备齐后，再交到人事处。这个过程挺繁琐，还得一趟趟跑腿，但好在我年轻，倒没觉得有太大的负担。后来吴阶平老师知道这事，特别夸奖了我，说幸好科里有这样的年轻人帮忙，才不至于让评职称变得混乱。
“消化”掉积存的人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在住院医的职称上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评上主治医师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年龄才当上主治实在太晚了，但我却不这么觉得。无论什么职称，我都是干着同样的工作，出诊看病、上台手术、埋头科研，一样不少，甚至还曾以一个住院医师的身份，到加拿大考察学习肾移植。正因如此，我对职称一直没有太多所图，印象中只有一次主动“争”了那么一下。
1981年，我和科主任孙昌惕被派往美国、英国，参加为期半年的进修。这个项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资，是代表我们泌尿科走出国门的一次交流学习，我丝毫不敢怠慢。考虑到如果以主治医生的职称出国，身份上不太合适，所以我主动要求尽早确认职称，最终以副教授的身份出访。
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任何事都没有吃亏不吃亏。当年我帮老师们评职称跑腿时，好像是没获得什么，也拖延了自己的晋升，但若非如此，我又如何能得到现在这么多的尊敬？欲做事，先做人。尊重师长，善待同事，理解患者，做好本分，不计较一时得失，终会有所回报。(连载12)▲,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