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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横行,英国痛修下水道
http://www.100md.com 2019年11月8日 生命时报 2019.11.08
     “看不见”的下水道,关系着整个城市的命运。19世纪中叶的伦敦,排水系统极为简陋,只能用于处理地表存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巅峰,伦敦城市人口极速膨胀,与繁荣同步而来的是城市卫生的脏乱差,狭窄的街道污水横流、垃圾如山。人类排泄物也被倒入老旧的地下排水管,连接到伦敦的河流。曾经河水清澈、波光荡漾的泰晤士河成了整个城市的“化粪坑”,伦敦城臭气熏天。

    与肮脏的环境相伴而生的是疾病横行。1832年,霍乱第一次在伦敦暴发,造成5000余人死亡。霍乱最初的症状是严重腹泻,接下来会出现严重脱水,进而导致脏器衰竭,皮肤变为青灰色,病人通常在48小时后死亡。受害者人数众多,以致墓地供不应求,尸体停放数周也难得掩埋。更为致命的是,在当时,疾病的细菌理论还没有被发现,没有人知道这个疾病因何而来,为何传播。最初,卫生官员和大部分医生普遍认为:“是笼罩都市天空的臭气(瘴气),散播了疾病。”于是,除臭行动轰轰烈烈展开,政府甚至下令冲刷下水道以减少臭气滋生。积攒了数年之久的污垢,被冲到泰晤士河里,但这一做法却适得其反,供水公司的水源——泰晤士河的水质因此变得更差,霍乱引发的死亡人数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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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以事实为依据置疑“瘴气理论”的是麻醉师约翰·斯诺(John Snow)。他观察霍乱患者症状后,发现霍乱袭击的是肠道,而呼吸系统基本不受影响。他又注意到同一街道两侧,人们呼吸相同的空气,但发病率却差异显著。

    1853~1854年,霍乱疫情第三次在伦敦暴发。斯诺又冒着被传染的风险,亲自走访当时霍乱病例的集中地——伦敦布劳德大街。他与当地居民交流,全面仔细调查人们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卫生行为。他发现这些患者都饮用了来自布劳德大街公共汲水筒的水。他把死亡病例的位置在地图上逐一标注,这就是著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这一开创性的可视化数据证实,最接近布劳德大街汲水筒的死亡率最高,论证了“霍乱是由饮水传染的疾病”这一观点。

    斯诺把情况报告给卫生官员,却遭到了驳回。当局迷信于“瘴气理论”,并不接受斯诺的科学论断。但庆幸的是,在他的主导下,布劳德大街汲水筒的把手被拆除,水源被封闭。他教导大家将水煮沸后饮用。几天后,疫情就从这一街区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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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约翰·斯诺被认为是流行病学的先驱人物,他首次使用空间统计的方法来研究疾病传播,但在当时,他的思想超前于时代,他的理论并没有被大家接受。

    与斯诺一样,坚持实地探访调研的还有一个工程师——约瑟夫·巴瑟杰(Joseph Bazalgette)。虽然不清楚水源与霍乱之间的关系,但是巴瑟杰认为:“不顾公共卫生,我们比野兽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将多年的心血致力于伦敦下水道系统的改造。

    与斯诺的遭遇相似的是,巴瑟杰的工程方案被议会一再拖延,历时7年,他前后五次修改方案,仍未通过审查。直到1858年发生了伦敦“大恶臭”事件。高温天气使得泰晤士河水蒸发、水位下降,河中恶臭弥漫伦敦。在民众和恶臭的共同压力下,政府只用18天就通过了巴瑟杰项目动工所需的所有法律草案。

    1859年,伦敦开始了对供水和排水系统的大规模改造,由地面开放式排污,改为封闭式地下管道排污,饮用水和污水分开管理。到1865年,工程接近完工之时,臭气从伦敦上空消失了。就在人们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之时,1866年夏天,霍乱又一次袭击了伦敦。但这次霍乱只暴发在“穷人集中”的伦敦东区,这里新的下水道工程还没完全启动。曾经阅读过斯诺文章的研究者发现,疫区的许多水池都被霍乱患者的排泄物所污染。停止供应脏水时,霍乱也就立即停止。这次霍乱,也是伦敦历史上最后一次霍乱。人们终于意识到霍乱与清洁水源之间的关系,而此时,斯诺已经过世8年。

    1883年,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发现了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可通过水源、食物等途径传播,霍乱的病因终被破解。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因为坚信错误的“瘴气理论”而打造的伦敦地下水工程,其首要目的本是消除恶臭,但它真正拯救伦敦百万居民的却是“饮用水、污水分开”的设计思路。伦敦的下水道工程,在城市卫生治理史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之后,为世界其他城市所效仿。▲, 百拇医药(北京大学医学部 徐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