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医院的手术台不好上
德国医院的手术台不好上
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科主任兼老年医学科主任 曹克将
1987年，我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德国，我必须先拿下心内、心外、普外等8门功课的通行证，才能攻读博士学位。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学德文，我利用点滴时间在13个月内将8门功课一一拿下。
最初，给我的博士课题是整理和随访心脏外科手术病人的病历资料。一心想学技术的我几经周折最终被允许换了一个课题：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介入与药物研究治疗。这个课题涉及到心脏病的各种有创和无创检查及手术，包括冠脉造影、漂浮导管检查、心脏超声和心功能检查技术。搞课题必须要选病人，选病人对于在德国的外国研究生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尤其是由一个中国人选德国病人。每天下午4点，我就在内科的17个病区里逐个去找，征求病人的意见。好不容易让他们答应下来，可在临床研究与随访过程中，又有个别德国医生从中作梗。两年下来，找了100多名病人，最终同意让我治疗的仅有22名。
当时在德国，排外情绪依旧存在。一天晚上，在院外办事的导师打电话要我到医院收治一位心率过速的病人。该病人患无休止性心率过速，各种药物治疗均无效。导师让我用心脏导管来进行治疗，但这位病人却拒绝接受我给他手术，并说：“你这个黑头发的人怎么能给我做手术？”我一气之下推走了仪器，直到导师知道并和病人沟通后，病人才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听你导师说，你是在德国拿的博士学位，那你就给我做吧。”
在德国，一般来说外国人不允许上台做手术。当时我的导师手下有一对双胞胎学生，有一次，由于他们的问候声音小，让心血管内科的大主任误认为不向他问早安，结果被痛骂一通。兄弟俩一气之下离开了哥廷根大学。他们这一跑，导师手下没了人，于是临时叫我上手术台帮忙，我这才终于站上了德国医院的手术台。
等射频消融术做熟练了，我又想学冠脉介入技术，可根本没人让我做。在德国，内科大主任一般只看有私人保险和VIP的病人。恰巧有一次，大主任的一个病人需要做射频消融术，安排我来做，而正是这一例手术的成功，让大主任对我的态度有所转变。最终，他答应安排我上手术台学习冠脉介入技术。我的名字终于可以上冠脉介入的手术告示板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觉得自己面前的路一下子变得坦荡起来。第一次安排手术的那天，我凌晨4点就起床了，怀着兴奋的心情为手术做着各种准备，然而早上到告示板前一看，却发现自己的名字被人擦掉了。原来，德国医生为了完成他们每人250例冠脉介入手术的数量，硬是将我的手术给“抢”去了。这一天，原本安排给我的三台手术，我一台都没有做上。
直到我博士学位拿到一年半以后，医院方面看到我的努力，才正式让我上台做冠脉介入手术。在德国期间，我一共完成了1200多例冠脉介入手术。我还记得，在我回国前的聚会上，所有德国医生都给我敬酒。导师对我说：“一个德国医生不会轻易给外国人敬酒，他们向你敬酒，说明他们接受了你，也证明你以自己的技术征服了他们。” ▲, 百拇医药
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科主任兼老年医学科主任 曹克将
1987年，我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德国，我必须先拿下心内、心外、普外等8门功课的通行证，才能攻读博士学位。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学德文，我利用点滴时间在13个月内将8门功课一一拿下。
最初，给我的博士课题是整理和随访心脏外科手术病人的病历资料。一心想学技术的我几经周折最终被允许换了一个课题：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介入与药物研究治疗。这个课题涉及到心脏病的各种有创和无创检查及手术，包括冠脉造影、漂浮导管检查、心脏超声和心功能检查技术。搞课题必须要选病人，选病人对于在德国的外国研究生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尤其是由一个中国人选德国病人。每天下午4点，我就在内科的17个病区里逐个去找，征求病人的意见。好不容易让他们答应下来，可在临床研究与随访过程中，又有个别德国医生从中作梗。两年下来，找了100多名病人，最终同意让我治疗的仅有22名。
当时在德国，排外情绪依旧存在。一天晚上，在院外办事的导师打电话要我到医院收治一位心率过速的病人。该病人患无休止性心率过速，各种药物治疗均无效。导师让我用心脏导管来进行治疗，但这位病人却拒绝接受我给他手术，并说：“你这个黑头发的人怎么能给我做手术？”我一气之下推走了仪器，直到导师知道并和病人沟通后，病人才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听你导师说，你是在德国拿的博士学位，那你就给我做吧。”
在德国，一般来说外国人不允许上台做手术。当时我的导师手下有一对双胞胎学生，有一次，由于他们的问候声音小，让心血管内科的大主任误认为不向他问早安，结果被痛骂一通。兄弟俩一气之下离开了哥廷根大学。他们这一跑，导师手下没了人，于是临时叫我上手术台帮忙，我这才终于站上了德国医院的手术台。
等射频消融术做熟练了，我又想学冠脉介入技术，可根本没人让我做。在德国，内科大主任一般只看有私人保险和VIP的病人。恰巧有一次，大主任的一个病人需要做射频消融术，安排我来做，而正是这一例手术的成功，让大主任对我的态度有所转变。最终，他答应安排我上手术台学习冠脉介入技术。我的名字终于可以上冠脉介入的手术告示板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觉得自己面前的路一下子变得坦荡起来。第一次安排手术的那天，我凌晨4点就起床了，怀着兴奋的心情为手术做着各种准备，然而早上到告示板前一看，却发现自己的名字被人擦掉了。原来，德国医生为了完成他们每人250例冠脉介入手术的数量，硬是将我的手术给“抢”去了。这一天，原本安排给我的三台手术，我一台都没有做上。
直到我博士学位拿到一年半以后，医院方面看到我的努力，才正式让我上台做冠脉介入手术。在德国期间，我一共完成了1200多例冠脉介入手术。我还记得，在我回国前的聚会上，所有德国医生都给我敬酒。导师对我说：“一个德国医生不会轻易给外国人敬酒，他们向你敬酒，说明他们接受了你，也证明你以自己的技术征服了他们。” ▲,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