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潜，带出第一批赤脚医生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研究所 梁 骁
1926年，还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的陈志潜，第一次见到了老师兰安生。陈志潜可能没有想到，与这位世界公共卫生学界著名苦行僧的结识，影响了他的一生。
1903年，在四川一个老秀才家中，陈志潜呱呱坠地。小时候他家住成都市，经常听到周围有敲锣的声音。好奇心胜的他有时会去凑热闹，看到有病人躺在床上，人们试图用锣声伴以焚香驱散附在病人身上的“幽灵”。陈志潜曾回忆道：“我模糊地记得，在我母亲垂危时，这类‘魔法’也曾在我家那三间黑屋子里施展过。当时我对这种仪式没有一丁点概念，只知道母亲并未得救，她还是死于不明疾病。”陈志潜4岁时丧母，姐姐、弟弟也长期患病最终夭折，家人的相继去世，使得陈志潜树立起人生志向——解除疾病、痛苦和早亡。
1921年，陈志潜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系统地学习医学知识，8年后毕业，在时任公共卫生学系主任兰安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投身公共卫生事业。陈志潜曾说：“我一生中许多美好的年代，都是与兰安生的思想和理想紧密联系的。”兰安生的公共卫生医学思想中，特别强调以社区大众为基础的计划和防治结合，他根据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在北平东城开展建设了城市初级医疗保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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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经兰安生介绍，陈志潜接替同门师兄姚寻源，到定县开展公共卫生学实验。在农村搭建初级保健网的重任，就此落在了陈志潜的肩上。陈志潜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他先是骑着毛驴到各个村落做调查，搞清楚定县的情况：全县40万人口，80%是文盲，每人年均医药费约3角；全县近500个村庄，仅一半有传统的小草药铺和少量传统医生，只有县城里才有两位开业西医，且都未接受过正规医学培训。经济落后、医生少得可怜、百姓对西医不信任等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通通摆在了面前，陈志潜犯了难。
站在国家与民族角度上，为了谋求全民普遍健康，陈志潜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最终，他决定培养当地村民做卫生工作者。在村里设立卫生室，对村民自己选拔的乡村卫生员进行10天的简单培训，再给予一个急救套装盒、几种基本药品。乡村卫生员的工作受村卫生站和区卫生站的指导，负责宣传疾病预防、种牛痘、井水消毒、皮肤外伤消毒等简易工作。这就是解放后“赤脚医生”的雏形，是“一种新型人才，在适当的条件下，充当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卫生保健力量”。这些乡村卫生员是村里推荐的人，为村民所信任，通过他们，西方医学逐渐被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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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潜打造的农村卫生体系，是“自下而上”“由村而县”的。在村级别卫生室实践成功后，陈志潜又设立了乡保健所，配一名保定医学院毕业的保健医生，每天上午负责门诊，下午做巡访保健员。后来陈志潜又在县城设保健院，乡保健所不能解决的，就送到这儿来。最初县保健院只有32张病床，后来增加到50张，院内的医生护士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
从村到乡再到县的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基本解决了农民无医无药的问题，所用经费平均下来，每人每年仅需1角。1934年，整个华北地区霍乱流行，定县的病例数却很少，并且病人都得到了治疗，无一例死亡，这也验证了三级卫生保健网在防治疾病上的显著效果。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曾这样称赞：“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陈志潜制订的实用计划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 http://www.100md.com
虽然定县卫生保健模式在抗战期间被迫停止，但它启发了中国农村初级医疗保健模式，如今得到逐步完善发展。它对全世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中国实践经验，正式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即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的全球战略目标。
陈志潜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努力，上世纪40年代，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筹备建立起重庆大学医学院，并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参与制定了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中就包括“预防为主”这一重要原则。在“定县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覆盖全部农村地区的三级卫生保健网，并大力培训“赤脚医生”，极大地缓解了建国初期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缺医少药的困境，为保护农村人民健康、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陈志潜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我国留学生和基层基金会争取到了很多宝贵资金。1987年起，陈志潜在华西医科大学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直至2000年9月27日病逝 ,享年97岁。
由于贡献卓越，陈志潜被尊称为“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他领导完成的伟大实验“定县模式”堪称典范，被写入世界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成为不朽的丰碑。▲, http://www.100md.com(梁骁)
1926年，还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的陈志潜，第一次见到了老师兰安生。陈志潜可能没有想到，与这位世界公共卫生学界著名苦行僧的结识，影响了他的一生。
1903年，在四川一个老秀才家中，陈志潜呱呱坠地。小时候他家住成都市，经常听到周围有敲锣的声音。好奇心胜的他有时会去凑热闹，看到有病人躺在床上，人们试图用锣声伴以焚香驱散附在病人身上的“幽灵”。陈志潜曾回忆道：“我模糊地记得，在我母亲垂危时，这类‘魔法’也曾在我家那三间黑屋子里施展过。当时我对这种仪式没有一丁点概念，只知道母亲并未得救，她还是死于不明疾病。”陈志潜4岁时丧母，姐姐、弟弟也长期患病最终夭折，家人的相继去世，使得陈志潜树立起人生志向——解除疾病、痛苦和早亡。
1921年，陈志潜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系统地学习医学知识，8年后毕业，在时任公共卫生学系主任兰安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投身公共卫生事业。陈志潜曾说：“我一生中许多美好的年代，都是与兰安生的思想和理想紧密联系的。”兰安生的公共卫生医学思想中，特别强调以社区大众为基础的计划和防治结合，他根据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在北平东城开展建设了城市初级医疗保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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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经兰安生介绍，陈志潜接替同门师兄姚寻源，到定县开展公共卫生学实验。在农村搭建初级保健网的重任，就此落在了陈志潜的肩上。陈志潜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他先是骑着毛驴到各个村落做调查，搞清楚定县的情况：全县40万人口，80%是文盲，每人年均医药费约3角；全县近500个村庄，仅一半有传统的小草药铺和少量传统医生，只有县城里才有两位开业西医，且都未接受过正规医学培训。经济落后、医生少得可怜、百姓对西医不信任等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通通摆在了面前，陈志潜犯了难。
站在国家与民族角度上，为了谋求全民普遍健康，陈志潜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最终，他决定培养当地村民做卫生工作者。在村里设立卫生室，对村民自己选拔的乡村卫生员进行10天的简单培训，再给予一个急救套装盒、几种基本药品。乡村卫生员的工作受村卫生站和区卫生站的指导，负责宣传疾病预防、种牛痘、井水消毒、皮肤外伤消毒等简易工作。这就是解放后“赤脚医生”的雏形，是“一种新型人才，在适当的条件下，充当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卫生保健力量”。这些乡村卫生员是村里推荐的人，为村民所信任，通过他们，西方医学逐渐被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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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潜打造的农村卫生体系，是“自下而上”“由村而县”的。在村级别卫生室实践成功后，陈志潜又设立了乡保健所，配一名保定医学院毕业的保健医生，每天上午负责门诊，下午做巡访保健员。后来陈志潜又在县城设保健院，乡保健所不能解决的，就送到这儿来。最初县保健院只有32张病床，后来增加到50张，院内的医生护士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
从村到乡再到县的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基本解决了农民无医无药的问题，所用经费平均下来，每人每年仅需1角。1934年，整个华北地区霍乱流行，定县的病例数却很少，并且病人都得到了治疗，无一例死亡，这也验证了三级卫生保健网在防治疾病上的显著效果。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曾这样称赞：“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陈志潜制订的实用计划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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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定县卫生保健模式在抗战期间被迫停止，但它启发了中国农村初级医疗保健模式，如今得到逐步完善发展。它对全世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中国实践经验，正式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即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的全球战略目标。
陈志潜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努力，上世纪40年代，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筹备建立起重庆大学医学院，并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参与制定了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中就包括“预防为主”这一重要原则。在“定县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覆盖全部农村地区的三级卫生保健网，并大力培训“赤脚医生”，极大地缓解了建国初期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缺医少药的困境，为保护农村人民健康、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陈志潜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我国留学生和基层基金会争取到了很多宝贵资金。1987年起，陈志潜在华西医科大学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直至2000年9月27日病逝 ,享年97岁。
由于贡献卓越，陈志潜被尊称为“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他领导完成的伟大实验“定县模式”堪称典范，被写入世界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成为不朽的丰碑。▲, http://www.100md.com(梁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