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者的50年
一位医者的50年
刘又宁
按现在的国人人均寿命(注：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寿命为77.3岁)来计算，50年差不多相当于人生的2/3。今年75岁的我，前25年主要是在学习、受教育，是人民的血汗培养了我；之后的50年，我是边学习、边奉献，尽己所能将所学到的知识、本领回馈给人民。回顾我这50年的医者人生，既平淡又精彩，虽然有时也颇具“传奇性”，但自认从始至终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没有半点浮躁和虚伪。“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行医”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在我的专栏结尾之际，我再度回首过去的50年，特选出几个人生“花絮”分享给读者。
三次命运的垂青
我当初能走进医学院校，本是个意外。1964年，在做教师的父亲半劝说、半逼迫之下，我选择了报考医科院校。但自从一入学我就喜欢上了临床医学，所以多年来，我心里一直默默感谢父亲当初帮我做出这一正确选择。在我入学两年后，政治动乱开始了，并且波及到校园，所以直到1970年毕业时，我们仍所学无几，尤其缺乏足够的临床经验，十分渴望能多一些时间在大医院实习。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农村基层医院，没想到我却与其他少数几位同学一起留在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我得以留校的最重要理由居然是：能拉得一手相当专业的手风琴，一直是宣传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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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意外，是我能有机会顺利出国读博士。1978年，全国恢复了研究生制与派遣留学生，当时只派英语、日语、法语等国家留学生。在我做学生那个年代，东北地区的外语教育主要是俄语，我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学了十几年俄语，而俄语派不上用场。不过，我自大学毕业就拜同宿舍日文班毕业学长为师，自学了七八年的日语，并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我在考取了国内硕士研究生后，又顺利考取了公派赴日博士研究生。而我连一小时日语课堂都没进过，当时周围所有人都不相信我能考上……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对我日后的发展自然有很大帮助。
第三件幸运的意外，是留学回国后的工作分配。我在日本从师于国际著名学者\u6edd(音lóng)岛任，毕业论文发表在著名期刊《美国呼吸疾病评论》，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该杂志发表论文。1984年春，我毕业归国时，全国各行业新从国外获博士学位者不足一百人。没想到的是，这一百多人由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直接分配，可以由留学生自己选择、联系理想的工作单位。几经辗转，我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在这里，我一直工作到今，做出了一些贡献，也获得了文职特级、技术一级等最高待遇。
, 百拇医药
这就是我的三次幸运。在学术交流时，年轻大夫常会问我，努力拼搏与机遇垂青，到底哪个更重要。我的回答是：“天助自助者。有时的确需要机遇的惠顾，但你更要能抓住良机，不要错过。”
50年，做了两件重要的事
在我从医50年的历程中，前20余年的重点是呼吸衰竭、机械通气(呼吸机的应用)，后20余年则是下呼吸道与全身感染，之所以选择这两项作为重点，既是个人兴趣所在，更是临床需要的“逼迫”。目前在这两项临床重要的领域，我的团队在国内均属领先，许多课题更是具有开创性的。
1984年归国时，我国的机械通气刚起步不久，远没达到普及，且很不规范。我利用学到的呼吸生理所长，也借助全国进口呼吸机大多集中在解放军总医院的有利条件，连续数年举办“全国机械通气学习班”，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连续讲座；同时出版了我国首部系统论述机械通气的专著——《机械通气与临床》，为我国机械通气的普及与规范化应用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可以说，后来包括SARS、COVID-19在内呼吸疾病病死率的降低，与当初这些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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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这一手段得到基本普及后，许多病人虽然呼吸衰竭得到了有效控制，却死于与机械通气相关肺炎，这促使我将工作重点转向了感染。先是下呼吸道感染，我牵头完成了国内首个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流行病调查，以及关于肺真菌病的十年跨度的回顾性分析，制定出我国自己的诊治指南，结束了按外国指南治疗中国本土下呼吸道感染的历史。2014年，我又将工作重点转向到全身感染，联合临床各科与微生物、临床药理等国内权威专家，组建了国内首个多学科抗感染学术组织“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6年来，我们发表了多部权威专家共识，有效指导了临床各科抗感染实践。
以上两个学术领域都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可以看作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抗疫救灾“专业户”
今年疫情爆发以来，我以75岁的年龄奔赴武汉抗疫第一线。我把这次抗疫看成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机遇之一。实际上，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也曾多次参加抗疫救灾工作。我的知识本领是人民用血汗培养出来的，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尽己所能反馈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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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参加了海域地震医疗队。当时正值北方严冬季节，我在简易帐篷中住了一个多月。2003年，我及时确诊了北京第一例输入SARS患者，阻止了最早可能发生的北京社区流行。后来又任军队专家组副组长、代组长，诊治了数百病人，当时北京所有患SARS重症的医护人员病例，我都参与了会诊。2008年，汶川地震次日，我作为专家医疗队成员赶到震区，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冒着余震威胁投身最前线，尽力救助患者。2010年，玉树地震当晚，接上级通知要求次日晨奔赴前线，我连夜准备了家里最保暖的衣物。次日因当时规定禁止年长者进入高原(当时我65岁)而未能成行，留下了遗憾。
今年2月9日以来，我投身武汉抗疫一线。期间被任命为军队赴鄂医疗队“前方专家组组长”。两个多月时间里，曾先后患腹泻、严重的结膜炎等，克服了高龄、患多种慢性病等身体与生活困难，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圆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使命。”如果将来还有重大疫情发生，我将一如既往争取参加，哪怕在第二线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连载43，完。)▲, http://www.100md.com
刘又宁
按现在的国人人均寿命(注：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寿命为77.3岁)来计算，50年差不多相当于人生的2/3。今年75岁的我，前25年主要是在学习、受教育，是人民的血汗培养了我；之后的50年，我是边学习、边奉献，尽己所能将所学到的知识、本领回馈给人民。回顾我这50年的医者人生，既平淡又精彩，虽然有时也颇具“传奇性”，但自认从始至终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没有半点浮躁和虚伪。“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行医”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在我的专栏结尾之际，我再度回首过去的50年，特选出几个人生“花絮”分享给读者。
三次命运的垂青
我当初能走进医学院校，本是个意外。1964年，在做教师的父亲半劝说、半逼迫之下，我选择了报考医科院校。但自从一入学我就喜欢上了临床医学，所以多年来，我心里一直默默感谢父亲当初帮我做出这一正确选择。在我入学两年后，政治动乱开始了，并且波及到校园，所以直到1970年毕业时，我们仍所学无几，尤其缺乏足够的临床经验，十分渴望能多一些时间在大医院实习。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农村基层医院，没想到我却与其他少数几位同学一起留在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我得以留校的最重要理由居然是：能拉得一手相当专业的手风琴，一直是宣传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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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意外，是我能有机会顺利出国读博士。1978年，全国恢复了研究生制与派遣留学生，当时只派英语、日语、法语等国家留学生。在我做学生那个年代，东北地区的外语教育主要是俄语，我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学了十几年俄语，而俄语派不上用场。不过，我自大学毕业就拜同宿舍日文班毕业学长为师，自学了七八年的日语，并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我在考取了国内硕士研究生后，又顺利考取了公派赴日博士研究生。而我连一小时日语课堂都没进过，当时周围所有人都不相信我能考上……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对我日后的发展自然有很大帮助。
第三件幸运的意外，是留学回国后的工作分配。我在日本从师于国际著名学者\u6edd(音lóng)岛任，毕业论文发表在著名期刊《美国呼吸疾病评论》，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该杂志发表论文。1984年春，我毕业归国时，全国各行业新从国外获博士学位者不足一百人。没想到的是，这一百多人由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直接分配，可以由留学生自己选择、联系理想的工作单位。几经辗转，我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在这里，我一直工作到今，做出了一些贡献，也获得了文职特级、技术一级等最高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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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三次幸运。在学术交流时，年轻大夫常会问我，努力拼搏与机遇垂青，到底哪个更重要。我的回答是：“天助自助者。有时的确需要机遇的惠顾，但你更要能抓住良机，不要错过。”
50年，做了两件重要的事
在我从医50年的历程中，前20余年的重点是呼吸衰竭、机械通气(呼吸机的应用)，后20余年则是下呼吸道与全身感染，之所以选择这两项作为重点，既是个人兴趣所在，更是临床需要的“逼迫”。目前在这两项临床重要的领域，我的团队在国内均属领先，许多课题更是具有开创性的。
1984年归国时，我国的机械通气刚起步不久，远没达到普及，且很不规范。我利用学到的呼吸生理所长，也借助全国进口呼吸机大多集中在解放军总医院的有利条件，连续数年举办“全国机械通气学习班”，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连续讲座；同时出版了我国首部系统论述机械通气的专著——《机械通气与临床》，为我国机械通气的普及与规范化应用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可以说，后来包括SARS、COVID-19在内呼吸疾病病死率的降低，与当初这些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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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这一手段得到基本普及后，许多病人虽然呼吸衰竭得到了有效控制，却死于与机械通气相关肺炎，这促使我将工作重点转向了感染。先是下呼吸道感染，我牵头完成了国内首个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流行病调查，以及关于肺真菌病的十年跨度的回顾性分析，制定出我国自己的诊治指南，结束了按外国指南治疗中国本土下呼吸道感染的历史。2014年，我又将工作重点转向到全身感染，联合临床各科与微生物、临床药理等国内权威专家，组建了国内首个多学科抗感染学术组织“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6年来，我们发表了多部权威专家共识，有效指导了临床各科抗感染实践。
以上两个学术领域都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可以看作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抗疫救灾“专业户”
今年疫情爆发以来，我以75岁的年龄奔赴武汉抗疫第一线。我把这次抗疫看成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机遇之一。实际上，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也曾多次参加抗疫救灾工作。我的知识本领是人民用血汗培养出来的，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尽己所能反馈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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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参加了海域地震医疗队。当时正值北方严冬季节，我在简易帐篷中住了一个多月。2003年，我及时确诊了北京第一例输入SARS患者，阻止了最早可能发生的北京社区流行。后来又任军队专家组副组长、代组长，诊治了数百病人，当时北京所有患SARS重症的医护人员病例，我都参与了会诊。2008年，汶川地震次日，我作为专家医疗队成员赶到震区，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冒着余震威胁投身最前线，尽力救助患者。2010年，玉树地震当晚，接上级通知要求次日晨奔赴前线，我连夜准备了家里最保暖的衣物。次日因当时规定禁止年长者进入高原(当时我65岁)而未能成行，留下了遗憾。
今年2月9日以来，我投身武汉抗疫一线。期间被任命为军队赴鄂医疗队“前方专家组组长”。两个多月时间里，曾先后患腹泻、严重的结膜炎等，克服了高龄、患多种慢性病等身体与生活困难，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圆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使命。”如果将来还有重大疫情发生，我将一如既往争取参加，哪怕在第二线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连载43，完。)▲,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