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营房办婚礼
在部队营房办婚礼
北京市朝阳区读者 王云学
我生于1947年。1973年时，二十多岁的我已是一名军官。“八一”建军节时，我爱人陈莉哲千里迢迢从哈尔滨来到我所在的边防部队，在营房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我的老科长孙成武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爱人带来了瓜子、花生、糖块等小零食，科里的干事和战友们一起为我们庆祝。之后，我继续在部队服役，俩人一直两地分居。家里的一切都是她一人打理，两个女儿都由她一人带到十多岁。直到1980年10月，我转业回到哈尔滨，在一家药厂做厂办秘书、办公室主任、厂工会主席。那时，我的工作仍然很忙，很少能照顾到家里，爱人仍旧承担着全部家务。这一生她跟着我真是很辛苦、很受累、很遭罪。
我们退休后来到北京生活，顺便照看外孙、外孙女。闲暇时，我们一起到团结湖公园参加老年人合唱团。疫情之前，我们每天都要唱两个小时；疫情期间，我们小范围在公园唱歌，欢乐无比。唱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们尽享着晚年的美好时光。▲, 百拇医药
北京市朝阳区读者 王云学
我生于1947年。1973年时，二十多岁的我已是一名军官。“八一”建军节时，我爱人陈莉哲千里迢迢从哈尔滨来到我所在的边防部队，在营房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我的老科长孙成武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爱人带来了瓜子、花生、糖块等小零食，科里的干事和战友们一起为我们庆祝。之后，我继续在部队服役，俩人一直两地分居。家里的一切都是她一人打理，两个女儿都由她一人带到十多岁。直到1980年10月，我转业回到哈尔滨，在一家药厂做厂办秘书、办公室主任、厂工会主席。那时，我的工作仍然很忙，很少能照顾到家里，爱人仍旧承担着全部家务。这一生她跟着我真是很辛苦、很受累、很遭罪。
我们退休后来到北京生活，顺便照看外孙、外孙女。闲暇时，我们一起到团结湖公园参加老年人合唱团。疫情之前，我们每天都要唱两个小时；疫情期间，我们小范围在公园唱歌，欢乐无比。唱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们尽享着晚年的美好时光。▲,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