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开创肿瘤免疫疗法
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夏媛媛
前不久，英国报道了一个病例：一位恶性淋巴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肿瘤竟然消失了。这种“以毒攻毒”的案例听起来十分神奇，但在人类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
肿瘤自发消退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根据史料记载，最早见于牧师佩雷格琳·拉齐奥西(1260~1345年)身上。拉齐奥西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肿块，医生诊断为恶性，唯一的治疗方法是截肢。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肿块周围组织开始溃烂并渗出难闻的脓液。然而到了手术当天，外科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肿瘤正在消退。最终，拉齐奥西的肿瘤完全消失了，并且直到85岁去世也没有复发，他被罗马天主教会认定为癌症患者的守护神。
20世纪初，德国化学疗法先驱保罗·埃利希推断，这是因为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遏制了癌症。在那之前，人们对免疫系统如何运作以及它为何能对抗癌症还不甚了解，但已有人认识到刺激免疫系统可以产生抗肿瘤反应，其中就包括现代免疫疗法创始人、美国外科医生威廉·布拉德利·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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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科利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学位。他最早的成就之一是实施了一种治疗儿童腹疝的外科技术——巴西尼手术，这种手术最终成为美国外科医生的首选，但让他声名远扬的却是其在癌症方面的研究。
科利研究癌症的初衷始于1890年夏末，彼时他刚开始在纽约癌症医院(现名为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工作。伊丽莎白·戴斯勒是一名17岁的女孩，科利称她为贝茜。她的手意外受伤了，不久后伤口处长了一个肿块。科利初步诊断为感染，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对肿块进行了活检。结果显示，贝茜患的竟是肉瘤。当时，癌症被认为是绝症，为防止扩散，贝茜只能截肢，不幸的是，截肢后癌症还是转移到了肺和肝。1891年1月23日，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折磨后，贝茜去世了，当时科利就陪伴在她身边。受此事的影响，科利投身于癌症研究。
科利开始搜寻所在医院的档案，从几十份记录中寻找线索，希望能更好地了解癌症。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他发现了德国移民弗雷德·斯坦的病例：1883年，斯坦因为脖子上的肿瘤住进了医院，医生多次尝试切除肿瘤，但不久后肿瘤又出现了。手术后，斯坦感染了化脓性链球菌。当时青霉素还未被发现，斯坦的主治医生认为他必死无疑。令人惊奇的是，斯坦不但没死，肿瘤还痊愈了。科利十分激动，开始挨家挨户寻找这位脖子上有一道明显手术伤疤的男士。经过几周的搜寻，科利发现斯坦还活着，并且没有患癌症。科利认为，可能是链球菌感染逆转了斯坦的癌症，由此联想到，向其他癌症患者注射这种细菌能否起到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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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决定在病情最严重的患者身上试验他的设想。第一位受试者是意大利移民左拉，他喉咙里长了肿瘤，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甚至影响了正常呼吸。科利在左拉身上切了一个小口，然后把化脓性链球菌接种到伤口上，连续几个月，一直收效甚微。后来，科利找到了一种毒性更强的菌株，并将其直接注入左拉的肿瘤中，结果感染开始发作。科利认为自己做得过火了，担心细菌会害死左拉。没想到，不到24小时，左拉的肿瘤就开始液化并分解，最终他完全康复了。随后，科利用同样的方法治疗了10位患者，结果却不如意。在连续两位病人死于细菌感染后，科利发现，将两种灭活的细菌(链球菌和黏质沙雷菌)混在一起，也可以引起高烧，并且安全性更高，这就是著名的“科利毒素”。科利毕生都在研究和使用“科利毒素”，治疗了几百人。科利并不是第一个尝试用细菌感染治疗癌症的人(这一称号属于德国医生威廉·布什)，但他是首位将该疗法系统地应用于大量患者的人。
然而，医学界对这一疗法持怀疑态度，认为效果不可预测，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就连科利自己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渐渐的，科利从一个开创性的免疫学家，变成了世界上臭名昭著的“庸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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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科利去世后，他的女儿海伦·科利·诺茨开始为父亲写传记。她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大约1000份相关病例及“科利毒素”档案。海伦花了数年时间分析这些数据后得出结论：父亲治疗某些肿瘤的成功率非常高，效果甚至比当时主流疗法还要好。她试图让科学界听取她的意见，却无人理睬。
要想让科利的研究成果获得认可，最大的障碍是美国癌症协会。从1965年到1975年，美国癌症协会把科利及其疗法列入了“未经证实的癌症管理方法”黑名单。1953年，海伦用一小笔赠款创立了非营利组织癌症研究所，其使命宣言是“了解免疫系统及其与癌症的关系”。海伦和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劳埃德·J·奥尔德经过不懈努力，才把“科利毒素”从黑名单上移除，使得癌症免疫疗法不再遭受“江湖骗术”的指责。
1998年，医学博士布鲁斯·布勒等发现细菌毒素脂多糖可激活免疫系统细胞，进而有效杀死癌细胞，证实了科利的理论，给予了他应得的认可。如今，在肿瘤学界，最炙手可热的领域非免疫疗法莫属，已经有许多新药和新技术上市或在研。为了纪念这位“肿瘤免疫疗法之父”，肿瘤免疫学的最高荣誉被命名为“威廉·科利奖”。▲, 百拇医药
前不久，英国报道了一个病例：一位恶性淋巴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肿瘤竟然消失了。这种“以毒攻毒”的案例听起来十分神奇，但在人类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
肿瘤自发消退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根据史料记载，最早见于牧师佩雷格琳·拉齐奥西(1260~1345年)身上。拉齐奥西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肿块，医生诊断为恶性，唯一的治疗方法是截肢。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肿块周围组织开始溃烂并渗出难闻的脓液。然而到了手术当天，外科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肿瘤正在消退。最终，拉齐奥西的肿瘤完全消失了，并且直到85岁去世也没有复发，他被罗马天主教会认定为癌症患者的守护神。
20世纪初，德国化学疗法先驱保罗·埃利希推断，这是因为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遏制了癌症。在那之前，人们对免疫系统如何运作以及它为何能对抗癌症还不甚了解，但已有人认识到刺激免疫系统可以产生抗肿瘤反应，其中就包括现代免疫疗法创始人、美国外科医生威廉·布拉德利·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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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科利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学位。他最早的成就之一是实施了一种治疗儿童腹疝的外科技术——巴西尼手术，这种手术最终成为美国外科医生的首选，但让他声名远扬的却是其在癌症方面的研究。
科利研究癌症的初衷始于1890年夏末，彼时他刚开始在纽约癌症医院(现名为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工作。伊丽莎白·戴斯勒是一名17岁的女孩，科利称她为贝茜。她的手意外受伤了，不久后伤口处长了一个肿块。科利初步诊断为感染，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对肿块进行了活检。结果显示，贝茜患的竟是肉瘤。当时，癌症被认为是绝症，为防止扩散，贝茜只能截肢，不幸的是，截肢后癌症还是转移到了肺和肝。1891年1月23日，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折磨后，贝茜去世了，当时科利就陪伴在她身边。受此事的影响，科利投身于癌症研究。
科利开始搜寻所在医院的档案，从几十份记录中寻找线索，希望能更好地了解癌症。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他发现了德国移民弗雷德·斯坦的病例：1883年，斯坦因为脖子上的肿瘤住进了医院，医生多次尝试切除肿瘤，但不久后肿瘤又出现了。手术后，斯坦感染了化脓性链球菌。当时青霉素还未被发现，斯坦的主治医生认为他必死无疑。令人惊奇的是，斯坦不但没死，肿瘤还痊愈了。科利十分激动，开始挨家挨户寻找这位脖子上有一道明显手术伤疤的男士。经过几周的搜寻，科利发现斯坦还活着，并且没有患癌症。科利认为，可能是链球菌感染逆转了斯坦的癌症，由此联想到，向其他癌症患者注射这种细菌能否起到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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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决定在病情最严重的患者身上试验他的设想。第一位受试者是意大利移民左拉，他喉咙里长了肿瘤，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甚至影响了正常呼吸。科利在左拉身上切了一个小口，然后把化脓性链球菌接种到伤口上，连续几个月，一直收效甚微。后来，科利找到了一种毒性更强的菌株，并将其直接注入左拉的肿瘤中，结果感染开始发作。科利认为自己做得过火了，担心细菌会害死左拉。没想到，不到24小时，左拉的肿瘤就开始液化并分解，最终他完全康复了。随后，科利用同样的方法治疗了10位患者，结果却不如意。在连续两位病人死于细菌感染后，科利发现，将两种灭活的细菌(链球菌和黏质沙雷菌)混在一起，也可以引起高烧，并且安全性更高，这就是著名的“科利毒素”。科利毕生都在研究和使用“科利毒素”，治疗了几百人。科利并不是第一个尝试用细菌感染治疗癌症的人(这一称号属于德国医生威廉·布什)，但他是首位将该疗法系统地应用于大量患者的人。
然而，医学界对这一疗法持怀疑态度，认为效果不可预测，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就连科利自己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渐渐的，科利从一个开创性的免疫学家，变成了世界上臭名昭著的“庸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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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科利去世后，他的女儿海伦·科利·诺茨开始为父亲写传记。她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大约1000份相关病例及“科利毒素”档案。海伦花了数年时间分析这些数据后得出结论：父亲治疗某些肿瘤的成功率非常高，效果甚至比当时主流疗法还要好。她试图让科学界听取她的意见，却无人理睬。
要想让科利的研究成果获得认可，最大的障碍是美国癌症协会。从1965年到1975年，美国癌症协会把科利及其疗法列入了“未经证实的癌症管理方法”黑名单。1953年，海伦用一小笔赠款创立了非营利组织癌症研究所，其使命宣言是“了解免疫系统及其与癌症的关系”。海伦和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劳埃德·J·奥尔德经过不懈努力，才把“科利毒素”从黑名单上移除，使得癌症免疫疗法不再遭受“江湖骗术”的指责。
1998年，医学博士布鲁斯·布勒等发现细菌毒素脂多糖可激活免疫系统细胞，进而有效杀死癌细胞，证实了科利的理论，给予了他应得的认可。如今，在肿瘤学界，最炙手可热的领域非免疫疗法莫属，已经有许多新药和新技术上市或在研。为了纪念这位“肿瘤免疫疗法之父”，肿瘤免疫学的最高荣誉被命名为“威廉·科利奖”。▲,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