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是医生的老师
病人是医生的老师
【加拿大】多伦多格雷斯健康中心医学博士 拉斐尔·拉什
因肝病的长期消耗，我的一位肝硬化病人苍白的四肢变得很细，肚子像帐篷一样隆起，膝盖则肿胀得格外显眼。他说，自己早晚会死于肝病。
我满怀信心地向他解释：“你的膝关节需要穿刺，积液很容易就可引流出来。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操作。”“会痛吗？”他用无力的眼神打量着我。“是的。”我说，“但很快你就会感觉好多了。”“至少，你很诚实。”他微笑着说，然后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下名字。他凹陷的太阳穴和瘦削的脸颊上布满了皱纹。
不料，积液并没有顺利引流出来，而且关节穿刺比预期的更痛。我抽出针头，重新进针，针尖碰到了骨头，他呼吸顿时变得很急促。签知情同意书，最根本的原因是手术中的无法预知性太大。然而，在手术或治疗开始前，患者往往并不能全部理解那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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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的第一例关节穿刺是在3年前的一个深夜。当时我还是住院医师，急诊室的走廊里躺着一个膝盖肿痛到不断发抖的年轻人。我的上级医生因熬夜照顾许多病人而疲惫不堪，她仍坚持督导我进行每一步操作。
但她的经验好像并没发挥作用。我每次进针都发出金属撞击骨头的沉闷声音，并引起了年轻人肌肉的紧张和疼痛；最后，却只抽出来几滴黏稠的血性液体。我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脸颊下垂，双眼疲惫，眼眶里噙满泪水。
签署知情同意书时，在解释操作的常规风险和获益之前，我已反复向年轻人解释过我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他明白可以等到次日早上，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再做，但他还是让我继续做了。我当时想，不管是在平时有的选择，还是在急救时没的选择，病人允许我通过他/她的身体学习，我都感到同样的内疚和感激。
那次手术是在晚上，当时没有其他医生在场。而这次是白天，其他医生都在。原本应当只是个小手术。相对于导致老人入院的其他更严重状况来说，膝关节穿刺应该只是个几分钟的小插曲；没想到的是，手术最后却演变成了持续数小时的糟糕局面。最初的知情同意，看起来远非“知情”。
, 百拇医药
每次我从成堆的针头中更换大号针头时，我都会重申这些风险；我曾建议换个更有经验的医生来做，但他没有同意，只是敦促我继续做下去。我也就没再进一步强调，因为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有经验的医生。
我拉上窗帘，挡住正午的阳光，并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专注于进针的角度，不再留意旁边他孙女的嘟囔声。终于，一股金黄色的液体充满了注射器。我抽出针，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老人终于躺下，从痛苦中慢慢恢复过来。窗边的空调在嘎嘎、嗡嗡地响着。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的关节穿刺技术越来越熟练。我也结束了住院医师生涯，但类似的事情却一直持续。有一天，我收治了一位患有罕见神经疾病的艺术家，他在就诊之前曾去过我以前的教学医院。我问他对那家医院的医生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令我惊讶的是，他立刻提到了在生病当晚为他诊病的医学生。
“是她诊断了我的疾病。”他说，“正是她详细的问诊和查体，发现了以前医生遗漏的信息。”随后的日子，他的病情急转直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可能是致命的，但他仍决定让那个医学生参与治疗——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他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再留给世界一个礼物。“这些医学生是如此好学，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到他们。”他说，“我告诉他们，我不担心后果，只想让你们多学一点，这样你们下次遇到同样情况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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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哲学家曾说过，疾病可以是一种革命性的经历，它以一种无法事先预测的方式去改变一个人。故事回到我那个肝硬化的老人。我们刚见面的时候，老人已经入院很多次了，他对这种状况其实非常了解。他明白我不停出汗、重新进针定位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我一再提出要停下来意味着什么；而我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都在暴露我经验的不足，事情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作为回应，他自己主动提了出来——继续下去。
关节腔穿刺并不能挽回他的病情，在我第一次穿刺之前，他就意识到这个事实。对他而言，我是一个接受他“最后礼物”的容器，正因如此，他才让我不停尝试。操作完成后我和老人交谈，我意识到，他是我整个医学生涯中，尤其在“关节腔穿刺”方面的关键一课，我以后的病人都会从他的礼物中受益。反过来，他们可能也会以同样形式偿还这份恩惠。我注视着他，为他的仁爱感到惭愧。
老人注意到我在盯着他看，说：“我想给你一份礼物。”外面的天色开始变暗，他脸颊凹陷处有一些阴影。我不自然地笑笑。我不太习惯接受礼物，仍为在他膝盖穿了那么多次而不安。“别太在意。”我说。
“不，你误会了。”他坚持说，“我是想送你一个祝福。”我犹豫了一会，然后放下听诊器，来到他的床旁。他伸出纤细的手指，向我招招手。我低下头，闭上了眼睛。他把手掌放在我头上，我感到暖暖的。远处的钟声传来，他的声音很低，我竭力聆听他古老话语的呢喃，并感受着师长之于学子、父母之于子孙一般的无声祝愿——在他身上，生命的一部分将会得以延续。▲(本文发表于2020年12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四川省肿瘤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郑阳春译), 百拇医药
【加拿大】多伦多格雷斯健康中心医学博士 拉斐尔·拉什
因肝病的长期消耗，我的一位肝硬化病人苍白的四肢变得很细，肚子像帐篷一样隆起，膝盖则肿胀得格外显眼。他说，自己早晚会死于肝病。
我满怀信心地向他解释：“你的膝关节需要穿刺，积液很容易就可引流出来。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操作。”“会痛吗？”他用无力的眼神打量着我。“是的。”我说，“但很快你就会感觉好多了。”“至少，你很诚实。”他微笑着说，然后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下名字。他凹陷的太阳穴和瘦削的脸颊上布满了皱纹。
不料，积液并没有顺利引流出来，而且关节穿刺比预期的更痛。我抽出针头，重新进针，针尖碰到了骨头，他呼吸顿时变得很急促。签知情同意书，最根本的原因是手术中的无法预知性太大。然而，在手术或治疗开始前，患者往往并不能全部理解那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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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的第一例关节穿刺是在3年前的一个深夜。当时我还是住院医师，急诊室的走廊里躺着一个膝盖肿痛到不断发抖的年轻人。我的上级医生因熬夜照顾许多病人而疲惫不堪，她仍坚持督导我进行每一步操作。
但她的经验好像并没发挥作用。我每次进针都发出金属撞击骨头的沉闷声音，并引起了年轻人肌肉的紧张和疼痛；最后，却只抽出来几滴黏稠的血性液体。我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脸颊下垂，双眼疲惫，眼眶里噙满泪水。
签署知情同意书时，在解释操作的常规风险和获益之前，我已反复向年轻人解释过我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他明白可以等到次日早上，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再做，但他还是让我继续做了。我当时想，不管是在平时有的选择，还是在急救时没的选择，病人允许我通过他/她的身体学习，我都感到同样的内疚和感激。
那次手术是在晚上，当时没有其他医生在场。而这次是白天，其他医生都在。原本应当只是个小手术。相对于导致老人入院的其他更严重状况来说，膝关节穿刺应该只是个几分钟的小插曲；没想到的是，手术最后却演变成了持续数小时的糟糕局面。最初的知情同意，看起来远非“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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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从成堆的针头中更换大号针头时，我都会重申这些风险；我曾建议换个更有经验的医生来做，但他没有同意，只是敦促我继续做下去。我也就没再进一步强调，因为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有经验的医生。
我拉上窗帘，挡住正午的阳光，并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专注于进针的角度，不再留意旁边他孙女的嘟囔声。终于，一股金黄色的液体充满了注射器。我抽出针，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老人终于躺下，从痛苦中慢慢恢复过来。窗边的空调在嘎嘎、嗡嗡地响着。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的关节穿刺技术越来越熟练。我也结束了住院医师生涯，但类似的事情却一直持续。有一天，我收治了一位患有罕见神经疾病的艺术家，他在就诊之前曾去过我以前的教学医院。我问他对那家医院的医生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令我惊讶的是，他立刻提到了在生病当晚为他诊病的医学生。
“是她诊断了我的疾病。”他说，“正是她详细的问诊和查体，发现了以前医生遗漏的信息。”随后的日子，他的病情急转直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可能是致命的，但他仍决定让那个医学生参与治疗——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他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再留给世界一个礼物。“这些医学生是如此好学，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到他们。”他说，“我告诉他们，我不担心后果，只想让你们多学一点，这样你们下次遇到同样情况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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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哲学家曾说过，疾病可以是一种革命性的经历，它以一种无法事先预测的方式去改变一个人。故事回到我那个肝硬化的老人。我们刚见面的时候，老人已经入院很多次了，他对这种状况其实非常了解。他明白我不停出汗、重新进针定位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我一再提出要停下来意味着什么；而我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都在暴露我经验的不足，事情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作为回应，他自己主动提了出来——继续下去。
关节腔穿刺并不能挽回他的病情，在我第一次穿刺之前，他就意识到这个事实。对他而言，我是一个接受他“最后礼物”的容器，正因如此，他才让我不停尝试。操作完成后我和老人交谈，我意识到，他是我整个医学生涯中，尤其在“关节腔穿刺”方面的关键一课，我以后的病人都会从他的礼物中受益。反过来，他们可能也会以同样形式偿还这份恩惠。我注视着他，为他的仁爱感到惭愧。
老人注意到我在盯着他看，说：“我想给你一份礼物。”外面的天色开始变暗，他脸颊凹陷处有一些阴影。我不自然地笑笑。我不太习惯接受礼物，仍为在他膝盖穿了那么多次而不安。“别太在意。”我说。
“不，你误会了。”他坚持说，“我是想送你一个祝福。”我犹豫了一会，然后放下听诊器，来到他的床旁。他伸出纤细的手指，向我招招手。我低下头，闭上了眼睛。他把手掌放在我头上，我感到暖暖的。远处的钟声传来，他的声音很低，我竭力聆听他古老话语的呢喃，并感受着师长之于学子、父母之于子孙一般的无声祝愿——在他身上，生命的一部分将会得以延续。▲(本文发表于2020年12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四川省肿瘤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郑阳春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