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流动医院
从苏区带上医疗家当，沿途救治伤员老乡
长征路上的流动医院
陕西师范大学医学与文明研究院 齐以恒
在艰难的长征时期，医疗工作是关乎红军能否维持有生力量，胜利转移的根本因素之一。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队伍开始战略大转移，原本在苏区的医疗卫生机构也走上了漫漫长征路，变成了一个个“流动医院”。
长征途中，红军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辗转14个省份，进行了大小战役逾600次。尤其是“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革命老人吴行敏回忆起长征前的时光，他说：“由于敌人的‘封锁’，物质条件相当低劣，但同学们的政治热情却极为饱满。”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他，在瑞金朱芳村五军团的卫生学校进修，每到周六就与同学们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周日到三十里外的地方挑煤。长征开始后，他成了流动医院的一名医生。
, 百拇医药
长途行军，卫生条件差、营养缺乏，痢疾、疟疾等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红军官兵的安全。很多红军战士抵抗不住伤病、劳累和寒冷，被活活冻死的不在少数。因为部队药品严重缺乏，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u66b2等人采用土办法救治伤员，如用冷敷退烧、喝浓茶止痛。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曾患阿米巴肝溃疡，高烧达40度。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根本没有针对性药物，医疗人员收集了山上的冰块敷在他的肝区，抑制溃疡发展。多天之后，周恩来排出半盆脓，身体才有所好转。
为了更好地医治伤者，长征伊始，总卫生部几乎携带了全部家当，包括医疗器材、X 光机、担架团、运输队等人马和设备。红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生产出大量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一般外科器械。针对行军携带不便的问题，他们还改良了中药的剂型。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依旧使红军陷入极大困难之中。1934年底，为了快速进军，部队把笨拙的医疗设备全部丢弃，其中包括仅有的一台X光机。部队虽然行军更加轻便，但却给救治工作带来困难。流动医院的领导人灵活地打乱了此前机构设置，将战场救护工作放在了连一级，从连、营、团、师、军到中央，分别设立救护小组、救护所、卫生队、卫生部、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层层医治的救护方法极大缩短了伤员到达救治场所的时间与距离，抓住了抢救黄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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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红军医护人员不得不就地采集中草药，利用土方偏方为伤病员疗伤治病，如猪油配置药膏代替凡士林、吃大蒜治疗痢疾、用树枝来代替夹板固定伤处。此外，医护人员还对红军战士进行健康教育，尽量减少生病，如指导他们不喝生水，不吃不洁净的食物，穿好布鞋或草鞋，打绑腿不要过紧过松，用热水洗脚，宿营避开有传染病的村庄和房舍等。在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极易发生冻伤及急性高山缺氧状况的雪山前，医护人员提出了预防应急措施，要求红军指战员“多穿衣服，饱吃食物”。
在长征中出生的任远征老人回忆：“1936年7、8月份，红军渡过一条大河来到阿坝，见到一处木屋，下面是羊圈，有一个树干斜靠在木屋边。妈妈怀孕爬不上楼梯，半夜就在羊圈生下我，荒无人烟的草原夜晚寒气袭人。”当时艰苦的条件，让任远征老人直到晚年，仍旧记得童年时母亲的描述。面临如此艰难的情况，红军不仅没有退缩，勇敢地面对了长征途中的一切挑战，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红军进驻遵义时，一位十分年轻的卫生员，给老百姓看病、送药、打针，深得大家信任。某日傍晚，他到离驻地十多里远的地方为病重的乡亲看病，直到天亮患者脱险才返回驻地。当时部队已离开，连长留下字条托房东转交给他，“部队要执行紧急任务，不能等你。回来后，立即向桐梓方向赶来。”卫生员立即向连队出发的方向赶去，但由于敌人恰巧赶到，将其枪杀。老百姓将遗体就地安葬，因不知卫生员的籍贯和名字，只得称之“红军坟”。
正是因医护人员同战士们共同发挥着这样敢于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红军才能在两万五千里的行程中，翻过大山大河、跨越雪山草地，实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彰显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百拇医药
长征路上的流动医院
陕西师范大学医学与文明研究院 齐以恒
在艰难的长征时期，医疗工作是关乎红军能否维持有生力量，胜利转移的根本因素之一。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队伍开始战略大转移，原本在苏区的医疗卫生机构也走上了漫漫长征路，变成了一个个“流动医院”。
长征途中，红军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辗转14个省份，进行了大小战役逾600次。尤其是“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革命老人吴行敏回忆起长征前的时光，他说：“由于敌人的‘封锁’，物质条件相当低劣，但同学们的政治热情却极为饱满。”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他，在瑞金朱芳村五军团的卫生学校进修，每到周六就与同学们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周日到三十里外的地方挑煤。长征开始后，他成了流动医院的一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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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行军，卫生条件差、营养缺乏，痢疾、疟疾等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红军官兵的安全。很多红军战士抵抗不住伤病、劳累和寒冷，被活活冻死的不在少数。因为部队药品严重缺乏，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u66b2等人采用土办法救治伤员，如用冷敷退烧、喝浓茶止痛。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曾患阿米巴肝溃疡，高烧达40度。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根本没有针对性药物，医疗人员收集了山上的冰块敷在他的肝区，抑制溃疡发展。多天之后，周恩来排出半盆脓，身体才有所好转。
为了更好地医治伤者，长征伊始，总卫生部几乎携带了全部家当，包括医疗器材、X 光机、担架团、运输队等人马和设备。红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生产出大量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一般外科器械。针对行军携带不便的问题，他们还改良了中药的剂型。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依旧使红军陷入极大困难之中。1934年底，为了快速进军，部队把笨拙的医疗设备全部丢弃，其中包括仅有的一台X光机。部队虽然行军更加轻便，但却给救治工作带来困难。流动医院的领导人灵活地打乱了此前机构设置，将战场救护工作放在了连一级，从连、营、团、师、军到中央，分别设立救护小组、救护所、卫生队、卫生部、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层层医治的救护方法极大缩短了伤员到达救治场所的时间与距离，抓住了抢救黄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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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红军医护人员不得不就地采集中草药，利用土方偏方为伤病员疗伤治病，如猪油配置药膏代替凡士林、吃大蒜治疗痢疾、用树枝来代替夹板固定伤处。此外，医护人员还对红军战士进行健康教育，尽量减少生病，如指导他们不喝生水，不吃不洁净的食物，穿好布鞋或草鞋，打绑腿不要过紧过松，用热水洗脚，宿营避开有传染病的村庄和房舍等。在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极易发生冻伤及急性高山缺氧状况的雪山前，医护人员提出了预防应急措施，要求红军指战员“多穿衣服，饱吃食物”。
在长征中出生的任远征老人回忆：“1936年7、8月份，红军渡过一条大河来到阿坝，见到一处木屋，下面是羊圈，有一个树干斜靠在木屋边。妈妈怀孕爬不上楼梯，半夜就在羊圈生下我，荒无人烟的草原夜晚寒气袭人。”当时艰苦的条件，让任远征老人直到晚年，仍旧记得童年时母亲的描述。面临如此艰难的情况，红军不仅没有退缩，勇敢地面对了长征途中的一切挑战，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红军进驻遵义时，一位十分年轻的卫生员，给老百姓看病、送药、打针，深得大家信任。某日傍晚，他到离驻地十多里远的地方为病重的乡亲看病，直到天亮患者脱险才返回驻地。当时部队已离开，连长留下字条托房东转交给他，“部队要执行紧急任务，不能等你。回来后，立即向桐梓方向赶来。”卫生员立即向连队出发的方向赶去，但由于敌人恰巧赶到，将其枪杀。老百姓将遗体就地安葬，因不知卫生员的籍贯和名字，只得称之“红军坟”。
正是因医护人员同战士们共同发挥着这样敢于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红军才能在两万五千里的行程中，翻过大山大河、跨越雪山草地，实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彰显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