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盲人一起“听”电影
国际残疾人日前夕，本报记者蒙眼体验
和盲人一起“听”电影
本报记者 牛雨蕾
11月27日早上八点半，北京市前门商业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很多商户还未开门，保利国际影院的门口却已经有不少人等候多时了。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热络地聊着天，几乎每人都手持一根带有红色标记的“白杖”。还有零星几个穿着红衣的志愿者，从地铁口、公交车站将一位位拿着“白杖”的人安全护送到影院门口。一切井然有序，半个小时后，这里将放映一场特殊的电影。
给盲人“讲电影”
这场电影，是放映给盲人的，“白杖”也叫盲杖。
“终于又开放了，我今天起大早，特意从通州赶过来。”穿米色夹克的老爷爷开心地讲道。一旁的阿姨也忍不住说：“就盼着今天来听电影呢!我从2006年就开始参与听电影活动，当时在鼓楼那儿，2018年才搬来这边。”
, 百拇医药
为了方便盲人尽可能多地获取电影画面信息，除了常规放映外，还安排了一个“讲电影的人”。他们一般是经过特殊语言表达训练的志愿者，会在对白间隙，将影片画面详细地描述出来，以唤起盲人们的“心理视觉”，让他们能真正成为“观众”。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志愿者刘彤透露：“我们的培训一般会从描述照片开始，然后是短小的片段、微电影等，最后才到讲电影实践。”志愿者会反复观看影片，将要描述的内容写成文稿，然后在一遍遍的试讲中修改，最终敲定后才能为盲人朋友“讲电影”。
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创始人兼首席电影讲述人王伟力回忆起一位盲人的反馈时，有些骄傲地说：“那位盲人朋友因病致盲，第一次听电影时已经盲了十多年。他听完后特别激动地说‘我连做梦都没有画面了，唯独听完你讲的内容后，又回想起了年轻时泛舟湖上的画面，让我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还存在。’”
当天活动现场，有位盲人赞叹：“老师们讲得特别好，活灵活现，可以开阔眼界。比如，之前放映的《长津湖》让我知道，战士们真是不容易，如今的幸福日子来之不易。”为了更好地体会“听电影”的魅力，记者沉浸式地感受了这场电影。从进门开始，记者便用红布条蒙住了眼睛。不多时，巨大的恐慌感袭来，即便有志愿者手挽手指引和声音提示，从进门处去往座位的历程仍非常煎熬。落座后，恐慌感稍稍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声音的渴望。在非视觉状态下，志愿者的声音是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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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开始了，声音较常规影院稍微大些，志愿者耳语化的讲述穿插在影片中，大多选在没有台词的时候讲述，音量刚好不会盖过电影本身的声音，描述充斥着视觉化表达，语速也配合着电影节奏忽快忽慢。在这样的讲述中，电影画面开始一帧帧地、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记者脑中。由于需要时刻集中注意力去捕捉各种声音，一段时间后，记者感到异常疲惫，足以见得，盲人为了“观看”电影付出了多大努力。
盲人一定可以成为“观众”
王伟力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接触盲人的。当时，他爱人做了一档讲述盲人生活的电视节目，广受好评，夫妻俩也因此结识了一大批盲人朋友。王伟力回忆说：“那之后，我们就离不开，也放不下这个群体了。”
接着，夫妻二人开辟了一档“心目看世界”的广播特别节目，邀请盲人讲述通过视觉之外的敏锐感知，所“见到”的世界，但他们的表达能力都比较欠缺。王伟力解释：“盲人朋友接受信息的角度与常人有差异，极度缺乏视觉信息，因此无法自如表达。”夫妻俩意识到，盲人只有了解视觉呈现下的社会常态，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人”。
, 百拇医药
就在王伟力苦恼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时，一位盲人朋友给了他启发。“当时他来我家玩，我正在看电影，他就央求我给他讲讲。讲完后，他拉着我的手说，那是他30多年来最快乐的一天。电影里的声音一下子就活了，就跟真看见了似的。”这番话让王伟力意识到，盲人是可以将语言塑造成视觉形态的。“盲人朋友一定可以成为‘观众’，和常人一样欣赏视觉艺术。”王伟力激动地说。
接下来，王伟力将精力投入到“讲电影”中。2005年，他成立了“心目影院”，开始了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逐渐将“讲电影”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我们始终坚持以激发视觉感为主，讲故事为辅。”王伟力说：“要想让盲人真正成为观众，就必须激发他们的视觉感，让他们能与常态信息产生连接，进而丰富内心世界，突破自我限制，了解到除了自己的小世界外，还有更大的世界，而他们就生活在其中。”
残疾人需要更多地参与社会
“我国约有1700万盲人。”王伟力说：“他们中大部分只跟盲人交往，很少出门，几乎不与社会有额外的联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现阶段社会硬件设施不完善，比如无障碍通道被挤占、公共交通不便利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因为无法获取视觉内容而比常人缺失了一大块信息，不够了解这个社会，无法自然地完成“社会化”过程。王伟力说：“给盲人朋友讲电影，就是希望尽可能地帮他们补充缺失的视觉信息，期待他们能在充分了解社会后不再恐惧，敞开心扉接纳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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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影，很多盲人开始主动融入社会。”王伟力骄傲地说，比如原本不修边幅的人会因为你告诉他“衣服上有油渍”而回家后立刻清洗。他们开始学会理解他人，原本在失明后蛮横地要求全家人都不许看电视的人，在听了电影后开始告诉亲人：“你们想看就随时打开看吧。”他们开始为别人的苦难经历扼腕叹息，减少了自怜自艾。王伟力感慨道：“他们还能在此基础上，将这种能量传递给这个社会，以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去影响他人，特别了不起!”
“我在盲人朋友身上收获了很多能量。”刘彤介绍，她有肢体残障，做“讲电影”志愿者后接触了很多盲人，让她对苦难和生命有了很深的体悟。刘彤认真地说：“我与更多的人产生了连接，体会到被需要的感觉。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滋养，填补了之前的孤独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帮助。”王伟力忍不住感慨：“最可怕的其实是心盲。盲人朋友擦亮了我们内心的盲点，改变了我们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让我们能站在社会的视角，重新去审视我们的责任、价值观以及生命。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中，帮助残障人士，也帮助自己。”▲, 百拇医药
和盲人一起“听”电影
本报记者 牛雨蕾
11月27日早上八点半，北京市前门商业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很多商户还未开门，保利国际影院的门口却已经有不少人等候多时了。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热络地聊着天，几乎每人都手持一根带有红色标记的“白杖”。还有零星几个穿着红衣的志愿者，从地铁口、公交车站将一位位拿着“白杖”的人安全护送到影院门口。一切井然有序，半个小时后，这里将放映一场特殊的电影。
给盲人“讲电影”
这场电影，是放映给盲人的，“白杖”也叫盲杖。
“终于又开放了，我今天起大早，特意从通州赶过来。”穿米色夹克的老爷爷开心地讲道。一旁的阿姨也忍不住说：“就盼着今天来听电影呢!我从2006年就开始参与听电影活动，当时在鼓楼那儿，2018年才搬来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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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盲人尽可能多地获取电影画面信息，除了常规放映外，还安排了一个“讲电影的人”。他们一般是经过特殊语言表达训练的志愿者，会在对白间隙，将影片画面详细地描述出来，以唤起盲人们的“心理视觉”，让他们能真正成为“观众”。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志愿者刘彤透露：“我们的培训一般会从描述照片开始，然后是短小的片段、微电影等，最后才到讲电影实践。”志愿者会反复观看影片，将要描述的内容写成文稿，然后在一遍遍的试讲中修改，最终敲定后才能为盲人朋友“讲电影”。
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创始人兼首席电影讲述人王伟力回忆起一位盲人的反馈时，有些骄傲地说：“那位盲人朋友因病致盲，第一次听电影时已经盲了十多年。他听完后特别激动地说‘我连做梦都没有画面了，唯独听完你讲的内容后，又回想起了年轻时泛舟湖上的画面，让我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还存在。’”
当天活动现场，有位盲人赞叹：“老师们讲得特别好，活灵活现，可以开阔眼界。比如，之前放映的《长津湖》让我知道，战士们真是不容易，如今的幸福日子来之不易。”为了更好地体会“听电影”的魅力，记者沉浸式地感受了这场电影。从进门开始，记者便用红布条蒙住了眼睛。不多时，巨大的恐慌感袭来，即便有志愿者手挽手指引和声音提示，从进门处去往座位的历程仍非常煎熬。落座后，恐慌感稍稍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声音的渴望。在非视觉状态下，志愿者的声音是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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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开始了，声音较常规影院稍微大些，志愿者耳语化的讲述穿插在影片中，大多选在没有台词的时候讲述，音量刚好不会盖过电影本身的声音，描述充斥着视觉化表达，语速也配合着电影节奏忽快忽慢。在这样的讲述中，电影画面开始一帧帧地、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记者脑中。由于需要时刻集中注意力去捕捉各种声音，一段时间后，记者感到异常疲惫，足以见得，盲人为了“观看”电影付出了多大努力。
盲人一定可以成为“观众”
王伟力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接触盲人的。当时，他爱人做了一档讲述盲人生活的电视节目，广受好评，夫妻俩也因此结识了一大批盲人朋友。王伟力回忆说：“那之后，我们就离不开，也放不下这个群体了。”
接着，夫妻二人开辟了一档“心目看世界”的广播特别节目，邀请盲人讲述通过视觉之外的敏锐感知，所“见到”的世界，但他们的表达能力都比较欠缺。王伟力解释：“盲人朋友接受信息的角度与常人有差异，极度缺乏视觉信息，因此无法自如表达。”夫妻俩意识到，盲人只有了解视觉呈现下的社会常态，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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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伟力苦恼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时，一位盲人朋友给了他启发。“当时他来我家玩，我正在看电影，他就央求我给他讲讲。讲完后，他拉着我的手说，那是他30多年来最快乐的一天。电影里的声音一下子就活了，就跟真看见了似的。”这番话让王伟力意识到，盲人是可以将语言塑造成视觉形态的。“盲人朋友一定可以成为‘观众’，和常人一样欣赏视觉艺术。”王伟力激动地说。
接下来，王伟力将精力投入到“讲电影”中。2005年，他成立了“心目影院”，开始了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逐渐将“讲电影”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我们始终坚持以激发视觉感为主，讲故事为辅。”王伟力说：“要想让盲人真正成为观众，就必须激发他们的视觉感，让他们能与常态信息产生连接，进而丰富内心世界，突破自我限制，了解到除了自己的小世界外，还有更大的世界，而他们就生活在其中。”
残疾人需要更多地参与社会
“我国约有1700万盲人。”王伟力说：“他们中大部分只跟盲人交往，很少出门，几乎不与社会有额外的联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现阶段社会硬件设施不完善，比如无障碍通道被挤占、公共交通不便利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因为无法获取视觉内容而比常人缺失了一大块信息，不够了解这个社会，无法自然地完成“社会化”过程。王伟力说：“给盲人朋友讲电影，就是希望尽可能地帮他们补充缺失的视觉信息，期待他们能在充分了解社会后不再恐惧，敞开心扉接纳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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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影，很多盲人开始主动融入社会。”王伟力骄傲地说，比如原本不修边幅的人会因为你告诉他“衣服上有油渍”而回家后立刻清洗。他们开始学会理解他人，原本在失明后蛮横地要求全家人都不许看电视的人，在听了电影后开始告诉亲人：“你们想看就随时打开看吧。”他们开始为别人的苦难经历扼腕叹息，减少了自怜自艾。王伟力感慨道：“他们还能在此基础上，将这种能量传递给这个社会，以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去影响他人，特别了不起!”
“我在盲人朋友身上收获了很多能量。”刘彤介绍，她有肢体残障，做“讲电影”志愿者后接触了很多盲人，让她对苦难和生命有了很深的体悟。刘彤认真地说：“我与更多的人产生了连接，体会到被需要的感觉。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滋养，填补了之前的孤独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帮助。”王伟力忍不住感慨：“最可怕的其实是心盲。盲人朋友擦亮了我们内心的盲点，改变了我们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让我们能站在社会的视角，重新去审视我们的责任、价值观以及生命。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中，帮助残障人士，也帮助自己。”▲,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