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选择性医学
我为何选择性医学
马晓年
马晓年，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主任医师，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生殖健康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
编者的话：上世纪80年代，在国人的眼中“性”还属于禁忌话题，马晓年就投身于性医学的普及与推广工作。从医50多年来，他全程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性医学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谈“性”不再讳莫如深，很多人改变了观念。从本期起，我们邀请“中国性医学泰斗”马晓年教授入驻“茶座”，听他讲述自己的行医历程。
1945年我出生在山西汾阳，一岁时随着父母移居到北京。1963年高考时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另外也考虑学医可以帮助照顾母亲，就报考了医学院校，最终被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踏进了医学的大门。
青海插队让我大开眼界
, http://www.100md.com
我成长的年代是一个“性话题”高度禁锢的年代。中学时还实行男女分校，只有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时才会与附近女校的学生有互相观摩演出的机会。在医学院读大学期间，虽然我读的是医疗系，但课堂上居然从未真正讲过什么叫性交，顶多讲到其后果——怀孕。尤其是当时学校里发生一起同学因“搞对象未婚怀孕被开除”的事件，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从北京“一竿子插到底”分配到青海省一个只有4000人的公社。一开始在公社卫生所，后来在公社卫生院当医生。那时我是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此前基本上没跟人聊过什么性话题。而在这个大西北偏远山区，不管是干部还是社员，谈起性话题毫无禁忌，男女间也毫无顾忌。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张口就来的几乎全是现在所谓的荤笑话、黄段子，可以说涉及人类性行为的所有现象，就是在地里干活时也会高声唱起情歌……我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感觉目瞪口呆，总在揣摩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又不敢张口问。在青海插队的这9年，可以说是我初踏性学之路的9年，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同时又让我感到迷茫和困惑。
, 百拇医药
英国留学踏入性医学大门
我1979年考取研究生再回到北京，看到城市里依旧无人敢谈性话题。一边是高度自然开放，一边是异常禁锢，这种强烈的反差震撼了我，促使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同时，强烈的探究欲让我迫不及待去学校图书馆查证村民们说的那些事是不是真实的。当我接触到《性医学》等性学原著后，才如茅塞顿开，仿佛黑暗中亮起一盏明灯。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获得了去英国进修学习的机会。那时，英美等国家刚刚经过6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洗礼，性开放之风犹存，尤其是性教育的普及，让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接触性医学知识。这两年，我算是真正踏入性学大门。而且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对性的研究早已非常深刻透彻，西方现代研究的那些东西也没有能够超出这个范围。而此时的中国却不能谈性。我深刻地感受到，性医学知识需要传播开来，需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现实生活中性存在问题的夫妻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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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兢兢写了本书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阶平院士等编译的《性医学》、阮芳赋等著的《性知识手册》的出版打破了以往对性知识介绍的禁忌，也掀起了群众对性知识和性书籍的追求。我也逐渐公开了自己的性医学研究方向。1987年，我和同学出了第一本性科普图书——《男性学咨询》。出版前我们也是战战兢兢，心里没底。出版社更是十分慎重，把稿子拿给专家审定，删减了五六万字，理由是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男性学咨询》一版印了5万册，很快卖完，出版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你们这书写得东西太少了，我们想了解的内容什么也没说呀，不解渴!”再版时，这本书就从17万字添加到33万字，后来出到第六版，改版成《马大夫谈性健康》系列丛书，共9本，上百万字。图书的热销让我们备受鼓舞。
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杂志报纸也开始探索着谈论性问题，大环境开始改变了，我也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性教育和性医学上。根据长期从事性教育工作的体会，我意识到，让公众了解更多的性生活真相，对于打破性的神秘、打破对性的愚昧认识、促进大家的身心健康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于是在1996年我提出“弘扬性文明，普及性教育，提高性素质，享有性健康”。同年，我又调至电子工业部402医院(现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创建起性医学科，在回归临床后大显身手，同时也把性科普教育搬到了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上。
2005年退休后，我至今仍然奔跑在性医学路上壮志未酬，发挥余热。从医50年来，我碰到过很多磕磕绊绊，无奈和不被理解已经成为常态，而我的态度就是坦然面对。(连载①)▲, 百拇医药
马晓年
马晓年，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主任医师，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生殖健康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
编者的话：上世纪80年代，在国人的眼中“性”还属于禁忌话题，马晓年就投身于性医学的普及与推广工作。从医50多年来，他全程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性医学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谈“性”不再讳莫如深，很多人改变了观念。从本期起，我们邀请“中国性医学泰斗”马晓年教授入驻“茶座”，听他讲述自己的行医历程。
1945年我出生在山西汾阳，一岁时随着父母移居到北京。1963年高考时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另外也考虑学医可以帮助照顾母亲，就报考了医学院校，最终被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踏进了医学的大门。
青海插队让我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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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的年代是一个“性话题”高度禁锢的年代。中学时还实行男女分校，只有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时才会与附近女校的学生有互相观摩演出的机会。在医学院读大学期间，虽然我读的是医疗系，但课堂上居然从未真正讲过什么叫性交，顶多讲到其后果——怀孕。尤其是当时学校里发生一起同学因“搞对象未婚怀孕被开除”的事件，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从北京“一竿子插到底”分配到青海省一个只有4000人的公社。一开始在公社卫生所，后来在公社卫生院当医生。那时我是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此前基本上没跟人聊过什么性话题。而在这个大西北偏远山区，不管是干部还是社员，谈起性话题毫无禁忌，男女间也毫无顾忌。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张口就来的几乎全是现在所谓的荤笑话、黄段子，可以说涉及人类性行为的所有现象，就是在地里干活时也会高声唱起情歌……我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感觉目瞪口呆，总在揣摩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又不敢张口问。在青海插队的这9年，可以说是我初踏性学之路的9年，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同时又让我感到迷茫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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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留学踏入性医学大门
我1979年考取研究生再回到北京，看到城市里依旧无人敢谈性话题。一边是高度自然开放，一边是异常禁锢，这种强烈的反差震撼了我，促使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同时，强烈的探究欲让我迫不及待去学校图书馆查证村民们说的那些事是不是真实的。当我接触到《性医学》等性学原著后，才如茅塞顿开，仿佛黑暗中亮起一盏明灯。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获得了去英国进修学习的机会。那时，英美等国家刚刚经过6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洗礼，性开放之风犹存，尤其是性教育的普及，让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接触性医学知识。这两年，我算是真正踏入性学大门。而且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对性的研究早已非常深刻透彻，西方现代研究的那些东西也没有能够超出这个范围。而此时的中国却不能谈性。我深刻地感受到，性医学知识需要传播开来，需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现实生活中性存在问题的夫妻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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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兢兢写了本书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阶平院士等编译的《性医学》、阮芳赋等著的《性知识手册》的出版打破了以往对性知识介绍的禁忌，也掀起了群众对性知识和性书籍的追求。我也逐渐公开了自己的性医学研究方向。1987年，我和同学出了第一本性科普图书——《男性学咨询》。出版前我们也是战战兢兢，心里没底。出版社更是十分慎重，把稿子拿给专家审定，删减了五六万字，理由是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男性学咨询》一版印了5万册，很快卖完，出版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你们这书写得东西太少了，我们想了解的内容什么也没说呀，不解渴!”再版时，这本书就从17万字添加到33万字，后来出到第六版，改版成《马大夫谈性健康》系列丛书，共9本，上百万字。图书的热销让我们备受鼓舞。
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杂志报纸也开始探索着谈论性问题，大环境开始改变了，我也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性教育和性医学上。根据长期从事性教育工作的体会，我意识到，让公众了解更多的性生活真相，对于打破性的神秘、打破对性的愚昧认识、促进大家的身心健康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于是在1996年我提出“弘扬性文明，普及性教育，提高性素质，享有性健康”。同年，我又调至电子工业部402医院(现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创建起性医学科，在回归临床后大显身手，同时也把性科普教育搬到了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上。
2005年退休后，我至今仍然奔跑在性医学路上壮志未酬，发挥余热。从医50年来，我碰到过很多磕磕绊绊，无奈和不被理解已经成为常态，而我的态度就是坦然面对。(连载①)▲,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