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让我好好工作
父亲让我好好工作
马晓年
我的学医之路是父亲给我选的。父亲说：“医无国界，不管社会怎么变动，医生始终是社会最需要的人。”我的父亲名叫马誉炳，是一个传统正派的山西人，一生正直、独立、敢说话、责任心强，生活方面很自律，对我一生影响深远。
受山西老家经商风气影响，父亲十三四岁时就外出当学徒。当年，老家念书的孩子并不多，大都是十几岁就出来找工作或学手艺。父亲起初在包头市当学徒，过了两三年又去了兰州。那时交通不便，没有铁路和公路，父亲是骑着骆驼到兰州的。好不容易从兰州到西安的公路通车了，父亲他们一行四辆车从兰州出发，最后只有一辆抵达西安，其他车都抛锚在路上了。
后来，父亲到上海开了一个小字号钱庄，但却在北京买了房。原因是父亲觉得上海人很势利，住在那种大弄堂很容易被别人看不起。解放以后，中央银行成立了，钱庄没了生意，他回北京搞了一个小针织厂。1954年搞公私合营，针织厂就变成了国有针织总厂的二分厂，他成为一名副科长。父亲很独立，当时我家在北京有不少亲戚，其中一些在解放后当了官，有的是医院院长，有的是重要部门领导。但父亲从不攀附，没有凭借亲戚关系走门路，反而和他们日渐疏远。
父亲对工作真的没得挑。1960年，工厂从前门搬到通县(现通州)。为此，父亲每天要四点多钟起床，从家骑自行车或坐公交到西单，再坐公交到通县，然后再到梨园。一天往返交通得4个小时，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挨了批斗，虽然没有被轰回老家，但也从科长岗位上退了下来，变成了给工厂蹬三轮的小工，负责给各个车间送布料。他依旧是认认真真工作，遇到啥问题都热心帮忙。有人对他说：“你操那么多心干嘛，都挨整了，还操那份心？”但我父亲依旧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我要对得起良心。”当然他一直也小心谨慎，从不犯错误，一直工作到1984年，69岁才退休。文革后，父亲资本家的成分取消掉了，他积极要求进步，于1982年光荣入党。
从小父亲对我们的家教很严，从不让我和弟弟看小说之类的闲书，家里直到1978年才添置了一台收音机。父亲对我的要求就是“好好工作”。当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当医生时，我的父亲也没有多说什么。只送了我两句诗，“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而每次回家探亲，父亲都催促着我赶紧回去，别耽误了上班。有一次，陇海线有一处铁路塌方了，我不得不回家等待。在我看来，一时半会走不了。父亲仍催促我尽早回去。不得已，我又辗转从包兰线铁路回到大西北。
退休后，父亲闲时也会写点小诗来自娱自乐，甚至偶尔调侃一下他人的诗歌。父亲曾说：“喝酒并不是好事情，为何大家还要写祝酒歌，这是不对的。”
对于我的工作，父亲并不清楚，我也没仔细跟他说过。这可能和父亲对性话题极其反感有一定关系。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他看到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总说：“年轻人不像话!”(连载②)▲
马晓年父母与孙子孙女的合影, http://www.100md.com
马晓年
我的学医之路是父亲给我选的。父亲说：“医无国界，不管社会怎么变动，医生始终是社会最需要的人。”我的父亲名叫马誉炳，是一个传统正派的山西人，一生正直、独立、敢说话、责任心强，生活方面很自律，对我一生影响深远。
受山西老家经商风气影响，父亲十三四岁时就外出当学徒。当年，老家念书的孩子并不多，大都是十几岁就出来找工作或学手艺。父亲起初在包头市当学徒，过了两三年又去了兰州。那时交通不便，没有铁路和公路，父亲是骑着骆驼到兰州的。好不容易从兰州到西安的公路通车了，父亲他们一行四辆车从兰州出发，最后只有一辆抵达西安，其他车都抛锚在路上了。
后来，父亲到上海开了一个小字号钱庄，但却在北京买了房。原因是父亲觉得上海人很势利，住在那种大弄堂很容易被别人看不起。解放以后，中央银行成立了，钱庄没了生意，他回北京搞了一个小针织厂。1954年搞公私合营，针织厂就变成了国有针织总厂的二分厂，他成为一名副科长。父亲很独立，当时我家在北京有不少亲戚，其中一些在解放后当了官，有的是医院院长，有的是重要部门领导。但父亲从不攀附，没有凭借亲戚关系走门路，反而和他们日渐疏远。
父亲对工作真的没得挑。1960年，工厂从前门搬到通县(现通州)。为此，父亲每天要四点多钟起床，从家骑自行车或坐公交到西单，再坐公交到通县，然后再到梨园。一天往返交通得4个小时，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挨了批斗，虽然没有被轰回老家，但也从科长岗位上退了下来，变成了给工厂蹬三轮的小工，负责给各个车间送布料。他依旧是认认真真工作，遇到啥问题都热心帮忙。有人对他说：“你操那么多心干嘛，都挨整了，还操那份心？”但我父亲依旧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我要对得起良心。”当然他一直也小心谨慎，从不犯错误，一直工作到1984年，69岁才退休。文革后，父亲资本家的成分取消掉了，他积极要求进步，于1982年光荣入党。
从小父亲对我们的家教很严，从不让我和弟弟看小说之类的闲书，家里直到1978年才添置了一台收音机。父亲对我的要求就是“好好工作”。当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当医生时，我的父亲也没有多说什么。只送了我两句诗，“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而每次回家探亲，父亲都催促着我赶紧回去，别耽误了上班。有一次，陇海线有一处铁路塌方了，我不得不回家等待。在我看来，一时半会走不了。父亲仍催促我尽早回去。不得已，我又辗转从包兰线铁路回到大西北。
退休后，父亲闲时也会写点小诗来自娱自乐，甚至偶尔调侃一下他人的诗歌。父亲曾说：“喝酒并不是好事情，为何大家还要写祝酒歌，这是不对的。”
对于我的工作，父亲并不清楚，我也没仔细跟他说过。这可能和父亲对性话题极其反感有一定关系。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他看到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总说：“年轻人不像话!”(连载②)▲
马晓年父母与孙子孙女的合影,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