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道路上，我愿做个新兵
医学道路上，我愿做个新兵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高血压研究室主任 孙宁玲
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抗美援朝战火刚结束，我的幼稚朦胧之眼看到过“大跃进”砸锅炼铁的过程，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的生活窘境。由于儿时营养不良，我先后染上过猩红热、水痘、麻疹等这些目前已不多见的传染病，但都在父母的呵护下扛过来了。
初中时，正值文革时期，男校和女校之分被打破了，学生一律就近入学、混合入校。上世纪60年代末，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我的同学里，有的跟父母去了五七干校，有的在父母帮助下参了军，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就到工厂当工人，而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子女，不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就是到遥远的边疆去支边，承担起“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责任。我被安排到距内蒙边境不远的乌兰布和沙漠里的巴彦淖尔盟。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上，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步。15岁的我在内蒙古一呆就是三年，挖渠、修路、盖房、种地，这三年造就了我的钢筋铁骨和坚韧性格。
, 百拇医药
文革后期，停摆了近5年的大学开始恢复招生，我得以步入医科大学，圆了读书梦。在医学院的4年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既要恶补初高中知识的空白，还要学习医学知识理论，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开始了医学之路。
寻路的第一步，是想清楚做什么科的医生。选内科还是外科？眼科、耳鼻喉科还是妇产科？需要依据自己的能力、爱好、技能去选择。我虽然喜欢眼科，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内科学。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动手能力偏弱，而沟通学习能力较强。大内科中有消化、呼吸、神经、血液、心血管科等专业，又该如何选择呢？最具挑战性的心内科是我的优先考虑。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恶性高血压等病人猝死率很高，需实施紧急救护，医生如能及时救治患者，就会有一种责任感和荣誉感。同时，这种挑战也使我迅速成长，不断提高应急能力和救治水平。
我在医院一干就是40多年，如同赶路一般。赶路是艰难的。赶路中，我学会了怎样面对疾病、面对病人，明白在患者生死之间，一个医生的责任是什么，也感受到每次患者治愈出院或抢救成功后的喜悦。这40多年中我从实习生到住院医、住院总医师，再到主治医师，直至主任医师，又经过从助教到教授的阶段。人生总是在各种沟沟坎坎中前行，每次成功都给我带来无比的自信。
, 百拇医药
我把握住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在国外两年多时间里提升了基础科研能力，感受到了科研的乐趣，使我人生的赶路过程又迈进一步。那时我想，下一步是留在国外继续研究，还是回国进行临床工作？我看到有些早期到国外学习、工作的同辈人留在国外工作，因不能按照自己意愿继续从事医学专业而转行，这种“二等公民”的感觉以及生活的不确定性，让我下决心回国。这个选择使我至今庆幸不已。国外的学习工作经历让我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如鱼得水，不断体验人生价值，实现了作为医生的梦，也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受病人信任的医生。
从国外回来，我作为工作骨干开始了临床工作，不久被医院聘为心内科副主任，在前辈帮助指导下不断提高管理能力，3年后又兼任高血压专业学科主任，肩负起带路的责任。要带领一个学科不断前行，这更加有挑战性，既要使科室医、教、研全面发展，还要让每个医生在团队中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我作为学科带头人，理应是临床、教学和科研上最辛苦的那个人，并要包容和平衡科室中的每个医生和护士。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高血压专业学科迅速发展，不仅在临床上作出了特色，科研中也有很多国家级的研究项目和科研成果，带出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使专业学科进入了全国高血压领域的第一方阵。
从1975年至今，我一直在临床一线工作，经历了寻路、赶路和领路的过程，如今也到了让路的时候。年轻一代的成长、接班是必然的，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胸怀，发现、培养接班人，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是我应有的责任。我们是踏着前辈人的肩膀成长起来的，也应成为年轻人的肩膀，托起年轻人。
让路之后，还有什么要做的？还清“欠债”，欠的文章债、同学团聚债、阅读债和旅行债……我都想去逐一完成。我爱我的家庭，爱与我一起共处的同事，爱喜欢我的病人，更爱我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医学事业。退休只是人生之路的一个节点，医学经验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我会用它来继续服务于患者。在医学的道路上，我始终愿做个新兵。▲, 百拇医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高血压研究室主任 孙宁玲
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抗美援朝战火刚结束，我的幼稚朦胧之眼看到过“大跃进”砸锅炼铁的过程，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的生活窘境。由于儿时营养不良，我先后染上过猩红热、水痘、麻疹等这些目前已不多见的传染病，但都在父母的呵护下扛过来了。
初中时，正值文革时期，男校和女校之分被打破了，学生一律就近入学、混合入校。上世纪60年代末，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我的同学里，有的跟父母去了五七干校，有的在父母帮助下参了军，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就到工厂当工人，而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子女，不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就是到遥远的边疆去支边，承担起“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责任。我被安排到距内蒙边境不远的乌兰布和沙漠里的巴彦淖尔盟。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上，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步。15岁的我在内蒙古一呆就是三年，挖渠、修路、盖房、种地，这三年造就了我的钢筋铁骨和坚韧性格。
, 百拇医药
文革后期，停摆了近5年的大学开始恢复招生，我得以步入医科大学，圆了读书梦。在医学院的4年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既要恶补初高中知识的空白，还要学习医学知识理论，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开始了医学之路。
寻路的第一步，是想清楚做什么科的医生。选内科还是外科？眼科、耳鼻喉科还是妇产科？需要依据自己的能力、爱好、技能去选择。我虽然喜欢眼科，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内科学。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动手能力偏弱，而沟通学习能力较强。大内科中有消化、呼吸、神经、血液、心血管科等专业，又该如何选择呢？最具挑战性的心内科是我的优先考虑。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恶性高血压等病人猝死率很高，需实施紧急救护，医生如能及时救治患者，就会有一种责任感和荣誉感。同时，这种挑战也使我迅速成长，不断提高应急能力和救治水平。
我在医院一干就是40多年，如同赶路一般。赶路是艰难的。赶路中，我学会了怎样面对疾病、面对病人，明白在患者生死之间，一个医生的责任是什么，也感受到每次患者治愈出院或抢救成功后的喜悦。这40多年中我从实习生到住院医、住院总医师，再到主治医师，直至主任医师，又经过从助教到教授的阶段。人生总是在各种沟沟坎坎中前行，每次成功都给我带来无比的自信。
, 百拇医药
我把握住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在国外两年多时间里提升了基础科研能力，感受到了科研的乐趣，使我人生的赶路过程又迈进一步。那时我想，下一步是留在国外继续研究，还是回国进行临床工作？我看到有些早期到国外学习、工作的同辈人留在国外工作，因不能按照自己意愿继续从事医学专业而转行，这种“二等公民”的感觉以及生活的不确定性，让我下决心回国。这个选择使我至今庆幸不已。国外的学习工作经历让我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如鱼得水，不断体验人生价值，实现了作为医生的梦，也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受病人信任的医生。
从国外回来，我作为工作骨干开始了临床工作，不久被医院聘为心内科副主任，在前辈帮助指导下不断提高管理能力，3年后又兼任高血压专业学科主任，肩负起带路的责任。要带领一个学科不断前行，这更加有挑战性，既要使科室医、教、研全面发展，还要让每个医生在团队中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我作为学科带头人，理应是临床、教学和科研上最辛苦的那个人，并要包容和平衡科室中的每个医生和护士。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高血压专业学科迅速发展，不仅在临床上作出了特色，科研中也有很多国家级的研究项目和科研成果，带出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使专业学科进入了全国高血压领域的第一方阵。
从1975年至今，我一直在临床一线工作，经历了寻路、赶路和领路的过程，如今也到了让路的时候。年轻一代的成长、接班是必然的，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胸怀，发现、培养接班人，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是我应有的责任。我们是踏着前辈人的肩膀成长起来的，也应成为年轻人的肩膀，托起年轻人。
让路之后，还有什么要做的？还清“欠债”，欠的文章债、同学团聚债、阅读债和旅行债……我都想去逐一完成。我爱我的家庭，爱与我一起共处的同事，爱喜欢我的病人，更爱我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医学事业。退休只是人生之路的一个节点，医学经验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我会用它来继续服务于患者。在医学的道路上，我始终愿做个新兵。▲,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