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马背上的医生
成了马背上的医生
马晓年
我和我爱人在文革期间毕业分到青海省化隆县。先是培训半年，后到初麻公社(1984年改为初麻乡)的一个卫生所工作了6年，再后来又在昂思多乡卫生院工作了近3年。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洒了青春的热血和汗水，这里也给我们留下了浓厚的时代印记。
刚到初麻卫生所时，六七名医护人员挤得满满当当。那时我和我爱人还没结婚。怎么安排住宿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住一间房吧，不合适!惹得大家风言风语。不住一起吧，新房还没建好，哪有多余的房间？最后，领导找到我俩说：“你们先回家探亲，顺便把婚结了吧!结婚后，我们给你俩腾一间房子住。”当时国家规定工作满一年才有探亲假，县里鉴于我们的情况就特别通融了。我们从北京结完婚回来，有个护士暂回县医院了，于是就把她住的那间房腾出来给我们住。那间房面积约七八平米，只有一个炕和一张桌子。
当时卫生所里有不少是县医院的下放人员，后来他们陆续回到县城了，到最后卫生所只剩下一名老大夫、一名赤脚医生和我们夫妻俩。初麻公社离县城约25公里，去一趟县城很不方便，要翻4座山，步行大约4个小时，因此初麻公社方圆五六十里的近4000居民看病主要靠这么一个小小的卫生所。离卫生所最远的村子有30公里，老百姓就医不便，我们连夜骑着马到村子里给患者看病是经常的事。
, http://www.100md.com
在青海插队的这9年，是我初踏性学之路的开端。那时候，大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当地没有电视、广播、收音机、报纸等，文化娱乐活动匮乏，社员们每天忙活完无所事事，而且长久以来人们对性也不避讳，张口闭口就谈。社员们一聊天就是各类荤段子、荤笑话，可以说在空气里都弥漫着“性”的气味。而我对这一切都特别好奇，总在揣摩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但又不敢张口去问。不过当时的我只是纯粹的好奇，根本没有想过要搞什么性医学，没有把性医学当成一个专业，更不可能想象将来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成就。
在北方农村进行医疗实践时，我发现老年患者很多，大多患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但到了大西北，反而是小孩得病特别多，尤其是中毒性痢疾，而且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常见。例如，当地没有治疗中毒性痢疾的碳酸氢钠溶液，只能用乳酸钠，反而加重了酸中毒，导致当地儿童痢疾死亡率很高。
有时候公社干部过来跟我们说一些大队的孩子病情很严重，我们都很吃惊，“根本没有人来看病呀？”原来，因为医疗不发达和缺医少药，当地孩子生病后，家长第一反应不是找医生，而是求助喇嘛、阿訇等宗教力量，请他们念念经，或吃点大黄(泻药)之类的土药，等孩子实在病得不行了，才找正规大夫看病。在当地，我随处可见很多藏民肚子上一堆堆的烧伤疤痕，都是小时候在肚皮上烧艾草留下的。
, 百拇医药
由于儿科患者多，我起初是打算从事儿科学的。我家的老大和老二也是出生在这里，而且是我给接生的。1978年，我送孩子回北京念书时，听说了高考、考研已经恢复的事情，就买了一本影印的大部头英文书籍《儿科学》。考研就这么准备起来了。
后来我遇到一个从西宁下放到县医院的大夫，当年他考研报的是肝胆外科，初试通过后复试被刷下来了。他告诉我，在面试中老师问他所在的县医院多少张床位？他说有60张(这已经夸大了3倍)。“60张床你搞什么肝胆外科呀？”所以复试就没有通过。我一听，居然还要问这个？我们公社卫生院连床位都没有，报考临床岂不是没机会复试？所以在第二年考研时，我就改报了计划生育方向——既是医学基础学科，又和我感兴趣的性医学沾边，而且考上的保险系数也大一些。
(连载⑨)▲, http://www.100md.com
马晓年
我和我爱人在文革期间毕业分到青海省化隆县。先是培训半年，后到初麻公社(1984年改为初麻乡)的一个卫生所工作了6年，再后来又在昂思多乡卫生院工作了近3年。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洒了青春的热血和汗水，这里也给我们留下了浓厚的时代印记。
刚到初麻卫生所时，六七名医护人员挤得满满当当。那时我和我爱人还没结婚。怎么安排住宿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住一间房吧，不合适!惹得大家风言风语。不住一起吧，新房还没建好，哪有多余的房间？最后，领导找到我俩说：“你们先回家探亲，顺便把婚结了吧!结婚后，我们给你俩腾一间房子住。”当时国家规定工作满一年才有探亲假，县里鉴于我们的情况就特别通融了。我们从北京结完婚回来，有个护士暂回县医院了，于是就把她住的那间房腾出来给我们住。那间房面积约七八平米，只有一个炕和一张桌子。
当时卫生所里有不少是县医院的下放人员，后来他们陆续回到县城了，到最后卫生所只剩下一名老大夫、一名赤脚医生和我们夫妻俩。初麻公社离县城约25公里，去一趟县城很不方便，要翻4座山，步行大约4个小时，因此初麻公社方圆五六十里的近4000居民看病主要靠这么一个小小的卫生所。离卫生所最远的村子有30公里，老百姓就医不便，我们连夜骑着马到村子里给患者看病是经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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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插队的这9年，是我初踏性学之路的开端。那时候，大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当地没有电视、广播、收音机、报纸等，文化娱乐活动匮乏，社员们每天忙活完无所事事，而且长久以来人们对性也不避讳，张口闭口就谈。社员们一聊天就是各类荤段子、荤笑话，可以说在空气里都弥漫着“性”的气味。而我对这一切都特别好奇，总在揣摩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但又不敢张口去问。不过当时的我只是纯粹的好奇，根本没有想过要搞什么性医学，没有把性医学当成一个专业，更不可能想象将来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成就。
在北方农村进行医疗实践时，我发现老年患者很多，大多患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但到了大西北，反而是小孩得病特别多，尤其是中毒性痢疾，而且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常见。例如，当地没有治疗中毒性痢疾的碳酸氢钠溶液，只能用乳酸钠，反而加重了酸中毒，导致当地儿童痢疾死亡率很高。
有时候公社干部过来跟我们说一些大队的孩子病情很严重，我们都很吃惊，“根本没有人来看病呀？”原来，因为医疗不发达和缺医少药，当地孩子生病后，家长第一反应不是找医生，而是求助喇嘛、阿訇等宗教力量，请他们念念经，或吃点大黄(泻药)之类的土药，等孩子实在病得不行了，才找正规大夫看病。在当地，我随处可见很多藏民肚子上一堆堆的烧伤疤痕，都是小时候在肚皮上烧艾草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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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儿科患者多，我起初是打算从事儿科学的。我家的老大和老二也是出生在这里，而且是我给接生的。1978年，我送孩子回北京念书时，听说了高考、考研已经恢复的事情，就买了一本影印的大部头英文书籍《儿科学》。考研就这么准备起来了。
后来我遇到一个从西宁下放到县医院的大夫，当年他考研报的是肝胆外科，初试通过后复试被刷下来了。他告诉我，在面试中老师问他所在的县医院多少张床位？他说有60张(这已经夸大了3倍)。“60张床你搞什么肝胆外科呀？”所以复试就没有通过。我一听，居然还要问这个？我们公社卫生院连床位都没有，报考临床岂不是没机会复试？所以在第二年考研时，我就改报了计划生育方向——既是医学基础学科，又和我感兴趣的性医学沾边，而且考上的保险系数也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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