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行动要找到落脚点
编者的话：2019年，我国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了15个重大专项行动，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代表委员们共同出谋划策，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具体工作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
癌症早筛需财政大力支持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年)》提出的八个重大行动中，癌症早诊早治就是其中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9年全国癌症报告》数据显示，十多年来，我国癌症负担呈持续上升态势，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每年保持约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2.5%的增幅，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确诊，每分钟就有7.5人确诊。
从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来看，我国目前仅为40.5%，而邻国日本为81.8%，差距仍然较大。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约八成癌症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不仅治疗费用高，治疗效果还差。因此，降低癌症疾病负担的关键是将防治关口前移。近些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多种项目计划，以推进癌症筛查工作。比如，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2017年进行扩展时，便纳入了农村妇女“两癌”检查，以提高农村女性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早诊早治率。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癌症早筛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筛查范围可以铺得更广，涉及癌种可以纳入更多。当然，这需要资金，尤其是财政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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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省的“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工作为例，项目计划在5年内完成1600万50~74岁户籍人口的结直肠癌筛查任务。项目需通过对结直肠癌好发居民开展多维度问卷调查评估危险度，同步结合粪便潜血试验以筛查阳性高风险人群，引导其进行肠镜检查，尽早发现早期癌症、癌前病变并及时治疗。由此不难发现，因涉及人数众多，每个步骤的推进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否则便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一个人对癌症的重视程度不足，就可能因为交通不便、担心侵入性检查等原因，放弃早筛机会。从这个角度说，推进我国癌症早筛工作，还需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水平，增强早筛早诊意识，进一步提高公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党委书记刘玉村
健康档案从出生就该建
2020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3.15%，已超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2020年20%的目标值。这说明，我国居民在健康认知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要从“知”到“行”，并最终达到全民健康水平再上一个台阶的目标，还有不少事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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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方面，深化对“健康”的理解。健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结构健康，也就是身体没有器质性病变，患癌、心血管堵塞、身体组织出现炎症等，只要被诊断为身体疾病，都属于结构不健康；第二层是身体机能，比如，虽然没得病，但稍微一活动就觉得体力不足，也不能算健康；第三层是心理健康，每天郁郁寡欢或焦虑暴躁，整个人没有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气神，肯定也不行。如今，人们大多对身体疾病比较重视，但对后两者仍认识不深。
战略方面，政府主导与市场产业相结合。促进全民健康是一项大工程，国家及政府部门需要有所规划，哪些工作是必须由政府主导，哪些可以交给市场，两者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比如，医疗仍应以公立医院为主，而一些健康产业则可以交给市场，政府做好监管即可。
实施方面，开展全民健康计划，从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做起。了解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该只着眼于健康体检，而应形成贯穿生命全程的记录。体检发现疾病征兆，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节点。若能从出生开始建立个人健康档案，纳入每一次常规检查和就诊记录，就可以全面、全程了解身体变化，进而做到早防、早诊、早治。这种档案可分散于各地各级医院，但有国家统一标准。在法律监管许可范围内，合理利用档案数据，对医学进展也能做出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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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院长张国刚
防治心血管病，强化家庭管理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后，我国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比如，高血压的“三高三低”问题已有改善，患病率有所控制，致死致残率降低。但总体来看，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还在上升，患者达3.3亿人，死亡率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40%以上，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医疗资源不充分、不平衡造成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的防控形势呈现城市优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在经济发达地区，虽然人们身处节奏快、压力大的生活环境，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更多，但得益于当地对健康的较高关注度，以及更好的医疗资源，居民预期寿命更长。
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首先要将防治关口前移，做好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因为一级预防主要是生活方式调整，无需高新技术和大的资金投入，只要改善观念并落实到行动，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其次要从全国、全局出发，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和下沉，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如培养全科医生、培训规范化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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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不充分问题上，可考虑从孩子抓起。建议在中小学设立相关课程，让孩子们了解心血管疾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这不仅可以避免孩子们成年后发展成心血管病患者，还能把心血管病的防治知识带到家庭中去。目前社区医生、全科医生短缺，没办法走家串户做科普，作为家庭核心的中小学生刚好可以补上这一不足。此外，越来越普及的人工智能、5G技术、可穿戴设备等，也可以在家庭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张涤
重视儿童肥胖，宣传科学减重
对超重肥胖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虽然各媒体已反复强调，但我国肥胖人口的上升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这说明，无论科普宣传或行动指导，力度都还不够。比如，例行体检中，几乎每个人都要查身高、体重、腰围等，但相比其他身体指标，体重指数(BMI)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6.8%、肥胖率3.6%；6~17岁未成年人超重率11%、肥胖率7.9%；18岁以上成年居民的超重率34.3%、肥胖率为16.4%。按照绝对人口数计算，全国已经有 6 亿人超重和肥胖，居全球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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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邻国日本，早在2008年就定下了4年内将超重人口减少10%、7年内减少25%的目标。为此，日本立法要求地方政府和雇主必须在为民众或雇员进行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时，测量他们的腰围，40~74岁男性上限为85厘米、女性90厘米。无法达到该标准，同时因超重引发病症者，如果3个月内体重没有下降，当局将指导他们如何控制饮食。
目前情况下，我国可能还不需要实行如此严格的规定，但建议国家或政府部门能行动起来，从认知和行为两方面，双管齐下。一是将“肥胖”指标进行细化，比如，按超重程度分成一、二、三级，并给出相对详细的改善措施，可整理成小册子发放给公众；二是在各级健保机构建立“肥胖门诊”，帮助肥胖患者科学减重。因为减肥并不只是少吃就行，在达到疾病状态后，须采用有针对性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疗。值得注意的是，控制体重必须从儿童抓起，可在入园入学的体检中，强化对“肥胖”指标的认知，凡超重儿童都有保健医师参与指导，以保证在不影响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健康减重。▲, http://www.100md.com(张 芳)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
癌症早筛需财政大力支持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年)》提出的八个重大行动中，癌症早诊早治就是其中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9年全国癌症报告》数据显示，十多年来，我国癌症负担呈持续上升态势，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每年保持约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2.5%的增幅，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确诊，每分钟就有7.5人确诊。
从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来看，我国目前仅为40.5%，而邻国日本为81.8%，差距仍然较大。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约八成癌症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不仅治疗费用高，治疗效果还差。因此，降低癌症疾病负担的关键是将防治关口前移。近些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多种项目计划，以推进癌症筛查工作。比如，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2017年进行扩展时，便纳入了农村妇女“两癌”检查，以提高农村女性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早诊早治率。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癌症早筛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筛查范围可以铺得更广，涉及癌种可以纳入更多。当然，这需要资金，尤其是财政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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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省的“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工作为例，项目计划在5年内完成1600万50~74岁户籍人口的结直肠癌筛查任务。项目需通过对结直肠癌好发居民开展多维度问卷调查评估危险度，同步结合粪便潜血试验以筛查阳性高风险人群，引导其进行肠镜检查，尽早发现早期癌症、癌前病变并及时治疗。由此不难发现，因涉及人数众多，每个步骤的推进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否则便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一个人对癌症的重视程度不足，就可能因为交通不便、担心侵入性检查等原因，放弃早筛机会。从这个角度说，推进我国癌症早筛工作，还需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水平，增强早筛早诊意识，进一步提高公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党委书记刘玉村
健康档案从出生就该建
2020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3.15%，已超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2020年20%的目标值。这说明，我国居民在健康认知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要从“知”到“行”，并最终达到全民健康水平再上一个台阶的目标，还有不少事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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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方面，深化对“健康”的理解。健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结构健康，也就是身体没有器质性病变，患癌、心血管堵塞、身体组织出现炎症等，只要被诊断为身体疾病，都属于结构不健康；第二层是身体机能，比如，虽然没得病，但稍微一活动就觉得体力不足，也不能算健康；第三层是心理健康，每天郁郁寡欢或焦虑暴躁，整个人没有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气神，肯定也不行。如今，人们大多对身体疾病比较重视，但对后两者仍认识不深。
战略方面，政府主导与市场产业相结合。促进全民健康是一项大工程，国家及政府部门需要有所规划，哪些工作是必须由政府主导，哪些可以交给市场，两者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比如，医疗仍应以公立医院为主，而一些健康产业则可以交给市场，政府做好监管即可。
实施方面，开展全民健康计划，从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做起。了解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该只着眼于健康体检，而应形成贯穿生命全程的记录。体检发现疾病征兆，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节点。若能从出生开始建立个人健康档案，纳入每一次常规检查和就诊记录，就可以全面、全程了解身体变化，进而做到早防、早诊、早治。这种档案可分散于各地各级医院，但有国家统一标准。在法律监管许可范围内，合理利用档案数据，对医学进展也能做出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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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院长张国刚
防治心血管病，强化家庭管理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后，我国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比如，高血压的“三高三低”问题已有改善，患病率有所控制，致死致残率降低。但总体来看，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还在上升，患者达3.3亿人，死亡率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40%以上，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医疗资源不充分、不平衡造成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的防控形势呈现城市优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在经济发达地区，虽然人们身处节奏快、压力大的生活环境，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更多，但得益于当地对健康的较高关注度，以及更好的医疗资源，居民预期寿命更长。
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首先要将防治关口前移，做好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因为一级预防主要是生活方式调整，无需高新技术和大的资金投入，只要改善观念并落实到行动，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其次要从全国、全局出发，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和下沉，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如培养全科医生、培训规范化治疗等。
, 百拇医药
在资源不充分问题上，可考虑从孩子抓起。建议在中小学设立相关课程，让孩子们了解心血管疾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这不仅可以避免孩子们成年后发展成心血管病患者，还能把心血管病的防治知识带到家庭中去。目前社区医生、全科医生短缺，没办法走家串户做科普，作为家庭核心的中小学生刚好可以补上这一不足。此外，越来越普及的人工智能、5G技术、可穿戴设备等，也可以在家庭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张涤
重视儿童肥胖，宣传科学减重
对超重肥胖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虽然各媒体已反复强调，但我国肥胖人口的上升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这说明，无论科普宣传或行动指导，力度都还不够。比如，例行体检中，几乎每个人都要查身高、体重、腰围等，但相比其他身体指标，体重指数(BMI)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6.8%、肥胖率3.6%；6~17岁未成年人超重率11%、肥胖率7.9%；18岁以上成年居民的超重率34.3%、肥胖率为16.4%。按照绝对人口数计算，全国已经有 6 亿人超重和肥胖，居全球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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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邻国日本，早在2008年就定下了4年内将超重人口减少10%、7年内减少25%的目标。为此，日本立法要求地方政府和雇主必须在为民众或雇员进行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时，测量他们的腰围，40~74岁男性上限为85厘米、女性90厘米。无法达到该标准，同时因超重引发病症者，如果3个月内体重没有下降，当局将指导他们如何控制饮食。
目前情况下，我国可能还不需要实行如此严格的规定，但建议国家或政府部门能行动起来，从认知和行为两方面，双管齐下。一是将“肥胖”指标进行细化，比如，按超重程度分成一、二、三级，并给出相对详细的改善措施，可整理成小册子发放给公众；二是在各级健保机构建立“肥胖门诊”，帮助肥胖患者科学减重。因为减肥并不只是少吃就行，在达到疾病状态后，须采用有针对性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疗。值得注意的是，控制体重必须从儿童抓起，可在入园入学的体检中，强化对“肥胖”指标的认知，凡超重儿童都有保健医师参与指导，以保证在不影响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健康减重。▲, http://www.100md.com(张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