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承担不了结核病之重
□王璐 张思玮
“这不是口罩能够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关注，口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作用。”3月16日，《中国科学报》记者来到北京胸科医院采访的时候，看到这里与别的医院不同的情景是，很多人都戴着口罩。记者与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北京胸科医院医务处处长、结核得意忘形科主任初乃惠的采访便从口罩谈起。
从北京地铁一号线国贸站下车，然后转乘公交车到北京胸科医院大约需要半个多小时，还没有等记者走进医院，就遇到医院门口许多兜售口罩的小贩，似乎弥漫在医院周围空气中的结核杆菌已经能够让人看得到。
记者本想随机采访几位患者，但他们都不愿说。“其实，在他们的内心里，除了医生之外，是不愿意向别人说起自己的病。”初乃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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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结核病临床诊治工作22年，也曾感染过结核病的初乃惠对结核病已经没有太多的畏惧，她说，现在能做的就在结核病防治一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辛苦又光荣的工作
“很幸苦，但也很光荣。”这是初乃惠针对记者提出的“用简单的词语评价下你工作”这一问题时给出的答案。
她所谓的辛苦是指，患上结核病的人大多都是中低层收入者，对这些人的治疗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医生多与病人反复的沟通，“有些话，我都说了几万遍了”。而光荣是指，从事这份职业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减少社会感染发病率，让自己感到很光荣。
目前，北京胸科医院共有结核病床位170多张，但这完全不能满足前来就诊病人想住院的要求。“在我们这里住院是需要提前排队预定的。”
对于医院诊治结核病的现状，初乃惠从临床角度给记者讲述了耐多药结核病是目前比较凸出的问题，而广泛耐药结核病基本无药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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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出现的原因，她认为一些病人得了结核病后，虽然医生也制定了治疗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坚持治疗。其次，医生的诊治水平也千差万别，“有的医生制定的治疗方案并不适合患者，既没有在诊治前充分地了解到病人的病情，又没有正确地考虑到药物的相互作用”。再有，对流动人口的追踪治疗不彻底也是原因之一。
笼罩心头的疑云
近些年，初乃惠一直呼吁要从国家层面下大力度解决结核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不管是初治结核病还是耐药、广泛耐药结核病的治疗费用都应该纳入国家免费治疗的范围内。
而真正困扰她的三大问题是：40多年没有出现抗结核病的新药，结核杆菌培养时间长，病人经济负担重。
初乃惠认为40年都没有出现新药，是因为一个新药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虽然有些厂家有实力去做研发，但是结核病针对的群体大多是穷人，厂家也会考虑到以后的经济收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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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对识别耐多药结核病，往往需要让结核菌培养出结核菌后，才能做结核菌培养，而结核菌培养的时间很长，这通常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获知结果。“而有些药剂尽管可以有效地检测出结果，但是试剂上市前，需要层层审批的繁琐手续，再加上按照国家规定收费过低，绝大多数医院都不愿采用”。
几十年的临床工作，共接待2万多人次的门诊量让初乃惠更加觉得费用问题是病人选择规范治疗与否的关键因素。
“能够来我们医院治疗的，应该说都是家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贫困的病人根本住不起医院。如果你去西部看看，那里的情况会让你触目惊心。”
病人弥留之际“很无奈”
从大学毕业就从事结核病诊治，初乃惠说已经记不清经她手治疗痊愈了多少病人，但是她却对那些经过努力治疗最终却没有挽留住生命的患者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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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位患者，一位27岁的东北小伙子，因为家里的母亲、哥哥都相继感染结核病去世，等他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耐多药的结核病。“虽然治疗方案反反复复更改制定，但最终还是没有留住他那条鲜活的生命。”说到这里，初乃惠有些哽咽，“那么年轻俊朗的小伙子，还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做呢!”
她说，这些结核病患者都很敏感，每次医生给他们更换药物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可能在加重。“我们即便做到了及时、反复地与病人沟通，但是每个人到这个时候都不想离去。有时候，病人会抓住我的手，一句话也不说，只用那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诚恳的建议
初乃惠坦言，当前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对结核病知识的不了解，就是一些医生也对结核病认识存在误区。她经常去一些综合医院进行会诊并给医生们作结核病的知识培训，尤其是呼吸科与放射科。
她特意嘱托记者把这段话能写在文中：如果你出现了连续两周以上咳嗽或低烧，并伴有咳血的症状，你就需要做胸透检查。及早发现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谈到人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什么的时候，初乃惠建议，生活一定要保持规律，不熬夜；饮食上保持均衡，不能偏食；室内空气要经常通风。此外，过度劳累也是致使结核病发病的诱因。她解释，现在很多城市的白领以及刚刚经过紧张高中生活的大学新生患结核病的人数也不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