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美国的他们
2010年，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了一个课题——科学史的跨国研究。王作跃创造了一个词“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具有留美学习背景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二是居住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统称为“留美华人科学家”。
根据统计，1949年前到美国的中国学者有4000人左右留在美国。“这几千名科学家，包括留在美国的和归国的，正好是做跨国科学史很好的案例研究。”王作跃说。
世界科学的佼佼者
留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在科学技术上的才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很多成为他们领域的佼佼者，成为非常有才华的领袖人物。人们比较熟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另外还有许多在本领域成就很高的科学家，像建筑业大师级的人物林同炎，他被认为是预应力混凝土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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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跃采访了钱学森学生辈的同事冯元桢，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位华人教授，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是美国三院院士。冯元桢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转行做生物力学研究，是生物力学的创始人，现在被认为“生物力学之父”。“今年95岁了，还健在。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回国，做科技交流，也培养了很多国内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王作跃说。
目前王作跃仅采访了10多人，他很遗憾项目启动太晚了。有些老科学家已去世，不过，好在美国对档案的收集工作做得不错，而且是完全开放的。像林同炎、蜚声国际有“生化学权威”之称的李卓皓都有很丰富的资料。
“回”到中国
“杨振宁的同学是邓稼先，是一起在清华园长大的儿时同学。李政道的同学是朱光亚，归国的邓稼先和朱光亚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而杨振宁、李政道成为留在美国最有成就的华人科学家的榜样。他们4人代表了留在美国和回国的两部分，成就、贡献和遭遇，都很有代表性。”王作跃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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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华人科学家科学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尼克松访华后，两批科学家的交流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发展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例如上世纪80 年代，1955年留美回国的谢家麟和李政道以及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教授、荣誉主任潘诺夫斯基一起，以SLAC 为参考，共同设计建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南加州中华科学家工程师学会”(简称“科工会”)是美国华人科学家中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团体。王作跃采访过其创始人戚文祥。他曾是南加州工作的土木工程师，1948年赴美留学，从南加州大学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工业界工作。1962年戚文祥发起一个华人工程师的俱乐部，后来慢慢演变成现在“科工会”的规模。该会联合了一大批包括后来从台湾和香港去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工程师，每年举办技术年会，1993年还邀请当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朱光亚作演讲。“他们与国内科技界联系密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科技规划，经常都会拿到科工会去进行咨询。”王作跃说，该会成员的特点是，他们中有教授，也有工业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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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跃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与50年代归国的科学家对等的是留在美国的科学家。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留在美国发展较为顺利，但作为第一代移民，他们的许多亲友、师长都在国内，他们与中国的感情非常深厚。积极推动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可以说一方面满足了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他们作为华人的身份认同。
因此，王作跃说他们还起到两个不能忽视的作用，一是在中美交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华人科学家和学者在尼克松访华后积极推动中美建交的一个最为人知的例子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作为全美华人协会主席的杨振宁主持了欢迎宴会，而在此之前他们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大幅的广告，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
另一个，“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王作跃说，理由是他们给国内引介了很多国际的科技、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改革理念。
在《邓小平文选》里提到，邓小平多次会见、接见华人科学家，听他们介绍了很多国外的情况。更主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建议，包括中国自然基金委的建立，博士后制度建立等等。邓小平非常喜欢和留美的华人科学家交谈，从中得到很多改革的理念。
“这两批人的对比很有意义。”王作跃说，他们在不同时段、不同方式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贡献。(本组文章由本报记者温新红采写), 百拇医药
根据统计，1949年前到美国的中国学者有4000人左右留在美国。“这几千名科学家，包括留在美国的和归国的，正好是做跨国科学史很好的案例研究。”王作跃说。
世界科学的佼佼者
留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在科学技术上的才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很多成为他们领域的佼佼者，成为非常有才华的领袖人物。人们比较熟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另外还有许多在本领域成就很高的科学家，像建筑业大师级的人物林同炎，他被认为是预应力混凝土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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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跃采访了钱学森学生辈的同事冯元桢，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位华人教授，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是美国三院院士。冯元桢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转行做生物力学研究，是生物力学的创始人，现在被认为“生物力学之父”。“今年95岁了，还健在。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回国，做科技交流，也培养了很多国内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王作跃说。
目前王作跃仅采访了10多人，他很遗憾项目启动太晚了。有些老科学家已去世，不过，好在美国对档案的收集工作做得不错，而且是完全开放的。像林同炎、蜚声国际有“生化学权威”之称的李卓皓都有很丰富的资料。
“回”到中国
“杨振宁的同学是邓稼先，是一起在清华园长大的儿时同学。李政道的同学是朱光亚，归国的邓稼先和朱光亚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而杨振宁、李政道成为留在美国最有成就的华人科学家的榜样。他们4人代表了留在美国和回国的两部分，成就、贡献和遭遇，都很有代表性。”王作跃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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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华人科学家科学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尼克松访华后，两批科学家的交流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发展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例如上世纪80 年代，1955年留美回国的谢家麟和李政道以及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教授、荣誉主任潘诺夫斯基一起，以SLAC 为参考，共同设计建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南加州中华科学家工程师学会”(简称“科工会”)是美国华人科学家中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团体。王作跃采访过其创始人戚文祥。他曾是南加州工作的土木工程师，1948年赴美留学，从南加州大学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工业界工作。1962年戚文祥发起一个华人工程师的俱乐部，后来慢慢演变成现在“科工会”的规模。该会联合了一大批包括后来从台湾和香港去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工程师，每年举办技术年会，1993年还邀请当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朱光亚作演讲。“他们与国内科技界联系密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科技规划，经常都会拿到科工会去进行咨询。”王作跃说，该会成员的特点是，他们中有教授，也有工业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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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跃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与50年代归国的科学家对等的是留在美国的科学家。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留在美国发展较为顺利，但作为第一代移民，他们的许多亲友、师长都在国内，他们与中国的感情非常深厚。积极推动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可以说一方面满足了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他们作为华人的身份认同。
因此，王作跃说他们还起到两个不能忽视的作用，一是在中美交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华人科学家和学者在尼克松访华后积极推动中美建交的一个最为人知的例子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作为全美华人协会主席的杨振宁主持了欢迎宴会，而在此之前他们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大幅的广告，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
另一个，“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王作跃说，理由是他们给国内引介了很多国际的科技、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改革理念。
在《邓小平文选》里提到，邓小平多次会见、接见华人科学家，听他们介绍了很多国外的情况。更主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建议，包括中国自然基金委的建立，博士后制度建立等等。邓小平非常喜欢和留美的华人科学家交谈，从中得到很多改革的理念。
“这两批人的对比很有意义。”王作跃说，他们在不同时段、不同方式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贡献。(本组文章由本报记者温新红采写),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