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的第一手资料 ——访徽学研究学者栾成显
■记者 温新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徽学研究学者栾成显主要学术专长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契约文书研究，此次也参加了在邯郸举办的太行山文书研讨会，并为大会作了题为《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的报告。
《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民间文书的相关问题采访了栾成显。
《中国科学报》：您是历史学者，研究民间文书多年，尤其是徽学。能否谈下文书的概念？
栾成显：文书一语早已有之。至迟到了唐代，出现了官文书的说法。宋代以后，民间私文书多了起来。民间文书是指古代地方社会在官私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生成的原始文本和文字记录。一般与中央官府如内阁大库所藏文书档案相对而言。
, http://www.100md.com 比如，老百姓买卖土地，双方不仅需要签署买卖契约，而且还要呈送官府，登记上税，上税的收据如契尾等都是文书。
其主要类别包括有交易文契、合同文约、承继分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案卷、会簿会书、乡规民约、日用类书、信函书札等。
关键词是原始的、最初产生的。在大文献概念下，民间文书是与典籍文献相对而言的，是社会生活中直接产生的。
《中国科学报》：民间文书有什么特点？
栾成显：可以说有三个特点：原始性、凭证性和文物性质。
所谓原始性，即是与一般著述编撰不同。只不过，现在的界限也不那么绝对，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等都有一些典籍收到其中。其实严格来说典籍不是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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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凭证性，即这些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文本，如契约、合同、分书、婚约等，本是一种书证，在法律上乃具证据之效用。
文物性质比较好理解，文书不像典籍可以反复印刷，有重复性，许多文书原本自其形成之日起就是唯一的。
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手资料正是文书档案的基本属性。
《中国科学报》：国内民间文书近些年是不是有不少新发现？
栾成显：近些年各地新发现的民间文书比较多。像徽州文书又新发现几十万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先在浙东石仓发现各种契约文书上万件，后在江西鄱阳湖地区搜集到大量的明清以来的契约文书；太行山文书也是一例，有10万件左右。
值得关注也是特别要强调的是，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表明，迄今在中国不少地方，仍有一些明清文书档案，或深藏在农家的老屋里，或保存在个人手中，至今尚未面世，没有被发掘出来。这种情况在交通不便、开发较迟的山区以及边远的地方，诸如山西、江西、浙东山区、皖南山区、云南、贵州等地，出现的几率更大。这部分契约文书的数量，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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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地估计，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的遗存总量不下数百万件。已有出版物公布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约120余种，其中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各60余种。已经出版公布、能为学者利用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仅占遗存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仍深藏在有关单位，或散在民间，尚待发掘出来。
《中国科学报》：为何民间文书越来越受到重视？
栾成显：简单地说，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是史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
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实证性的论证是它的基础。而要进行科学实证，就不能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利用。
文书档案可为史学研究提供典型的个案资料。举个例子，著名文学家辛弃疾曾说“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田地经过一千年，换了八百个主人，这话很形象，表明土地买卖很频繁。可是，到底怎样频繁？土地买卖的具体过程又是如何？从一般文献几乎找不到记载，现在通过古代的地契，即民间文书，就能了解到这个过程，怎么买的、卖的，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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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一下20世纪以来文书档案的发掘与史学研究实际发展的关系，则更可明了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
文书档案史料的运用促进了不少学科领域研究的发展。例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法制史的研究十分兴盛，参与学者之众多，取得成果之丰硕，前所未有。其明显得益于大量明清文书档案诉讼案卷的公布与利用。如果没有文书档案诉讼资料，那种缺乏实例个案的法制史研究，恐怕是苍白无力的。
文书档案资料的重大发现促成了新学科的诞生，像敦煌学、徽学等。文书档案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料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科学报》：能否简单比较一下中外民间文书的收藏情况？
栾成显：中国文书的丰富是无庸置疑的。而且文书的遗存从古至今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链条，最古可以说是甲骨文，是官文书；之后是战国至汉晋的简牍和帛书，接着是敦煌文书，从北魏到唐代再到宋代；然后是黑水城文书，主要是宋元，西夏的最多；再之后便是明清文书，数量最大；现在太行山文书又有延续，从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
然而，由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等原因，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外战争不断，各种动乱频繁，许多地方文书档案都屡遭劫难。
在欧洲，有古文书学。亚洲日本、韩国的古文书存量和质量都比较好。在日本和韩国，有不少村子的文书档案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亦非常丰富。, 百拇医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徽学研究学者栾成显主要学术专长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契约文书研究，此次也参加了在邯郸举办的太行山文书研讨会，并为大会作了题为《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的报告。
《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民间文书的相关问题采访了栾成显。
《中国科学报》：您是历史学者，研究民间文书多年，尤其是徽学。能否谈下文书的概念？
栾成显：文书一语早已有之。至迟到了唐代，出现了官文书的说法。宋代以后，民间私文书多了起来。民间文书是指古代地方社会在官私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生成的原始文本和文字记录。一般与中央官府如内阁大库所藏文书档案相对而言。
, http://www.100md.com 比如，老百姓买卖土地，双方不仅需要签署买卖契约，而且还要呈送官府，登记上税，上税的收据如契尾等都是文书。
其主要类别包括有交易文契、合同文约、承继分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案卷、会簿会书、乡规民约、日用类书、信函书札等。
关键词是原始的、最初产生的。在大文献概念下，民间文书是与典籍文献相对而言的，是社会生活中直接产生的。
《中国科学报》：民间文书有什么特点？
栾成显：可以说有三个特点：原始性、凭证性和文物性质。
所谓原始性，即是与一般著述编撰不同。只不过，现在的界限也不那么绝对，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等都有一些典籍收到其中。其实严格来说典籍不是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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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凭证性，即这些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文本，如契约、合同、分书、婚约等，本是一种书证，在法律上乃具证据之效用。
文物性质比较好理解，文书不像典籍可以反复印刷，有重复性，许多文书原本自其形成之日起就是唯一的。
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手资料正是文书档案的基本属性。
《中国科学报》：国内民间文书近些年是不是有不少新发现？
栾成显：近些年各地新发现的民间文书比较多。像徽州文书又新发现几十万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先在浙东石仓发现各种契约文书上万件，后在江西鄱阳湖地区搜集到大量的明清以来的契约文书；太行山文书也是一例，有10万件左右。
值得关注也是特别要强调的是，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表明，迄今在中国不少地方，仍有一些明清文书档案，或深藏在农家的老屋里，或保存在个人手中，至今尚未面世，没有被发掘出来。这种情况在交通不便、开发较迟的山区以及边远的地方，诸如山西、江西、浙东山区、皖南山区、云南、贵州等地，出现的几率更大。这部分契约文书的数量，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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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地估计，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的遗存总量不下数百万件。已有出版物公布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约120余种，其中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各60余种。已经出版公布、能为学者利用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仅占遗存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仍深藏在有关单位，或散在民间，尚待发掘出来。
《中国科学报》：为何民间文书越来越受到重视？
栾成显：简单地说，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是史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
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实证性的论证是它的基础。而要进行科学实证，就不能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利用。
文书档案可为史学研究提供典型的个案资料。举个例子，著名文学家辛弃疾曾说“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田地经过一千年，换了八百个主人，这话很形象，表明土地买卖很频繁。可是，到底怎样频繁？土地买卖的具体过程又是如何？从一般文献几乎找不到记载，现在通过古代的地契，即民间文书，就能了解到这个过程，怎么买的、卖的，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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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一下20世纪以来文书档案的发掘与史学研究实际发展的关系，则更可明了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
文书档案史料的运用促进了不少学科领域研究的发展。例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法制史的研究十分兴盛，参与学者之众多，取得成果之丰硕，前所未有。其明显得益于大量明清文书档案诉讼案卷的公布与利用。如果没有文书档案诉讼资料，那种缺乏实例个案的法制史研究，恐怕是苍白无力的。
文书档案资料的重大发现促成了新学科的诞生，像敦煌学、徽学等。文书档案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料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科学报》：能否简单比较一下中外民间文书的收藏情况？
栾成显：中国文书的丰富是无庸置疑的。而且文书的遗存从古至今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链条，最古可以说是甲骨文，是官文书；之后是战国至汉晋的简牍和帛书，接着是敦煌文书，从北魏到唐代再到宋代；然后是黑水城文书，主要是宋元，西夏的最多；再之后便是明清文书，数量最大；现在太行山文书又有延续，从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
然而，由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等原因，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外战争不断，各种动乱频繁，许多地方文书档案都屡遭劫难。
在欧洲，有古文书学。亚洲日本、韩国的古文书存量和质量都比较好。在日本和韩国，有不少村子的文书档案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亦非常丰富。,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