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书：回到历史现场
■记者 温新红
5月24日，由邯郸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召开。
明代嘉靖三十六年的仿宋版科举范文读本《济生堂记》、光绪年间的《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70年前的《抗日三字经》、抗日年间印有“剿共标语”的居民户口簿、与129师相关的账本、国际友人书信及武安“十里店村的村落家族资料”……这些泛黄发旧的纸张就是入藏邯郸学院的太行山文书。
这批10余万件的文书，内容包括个体文献、宗族文书、村落档案、教育文献、日用类书等五个类别以及部分集体企业等单位文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这样数量规模的民间文献不仅在北方地区罕见，即使放眼全国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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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民间文书一次次的重大发现，都让学术界兴奋。甚至，上世纪50年代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被学界看作是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20世纪的“第五大文献发现”。
什么是民间文书？民间文书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从民间文书中能否窥视到当时的社会民俗和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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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太行山文书 郭刚制图
30多年的文书收集之路
从地域上看，太行山文书涵盖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四省，以太行山区为重点，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从明代中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跨越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三个时期。
邯郸学院特聘教授乔福锦多年来致力于太行山文书搜集、研究与整理工作。乔福锦的收藏构成了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的主体，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收集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乔福锦大学期间读的一本抗战期间回忆录，让他联想到自己年幼时在太行山老家翻看到的祖上传下的旧书和父辈保存的各种文献资料。这时，乔福锦有了保存、收集文献的想法。
80年代中期，乔福锦开始整理父亲的工作笔记。乔父是一名基层干部，“父亲的笔记有80多本，200万字，加上其他资料，有几千件，保存得比较完整。他没离休前我就开始整理了，我是从这儿开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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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乔福锦也开始了文书的收集，最早来源于旧书市场，其后是旧货市场，再后是古玩市场，至今有30多年。
收集这些文书不仅花掉了乔福锦这些年的所有积蓄，他还换掉自己的藏品，如邮册、珍贵书刊等。曾经为了一宗村落档案，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前后5次才从商贩手中集中到一起。那年他过年都没过好。
“与皖南山区环境是徽州文书得以保存的必要条件一样，太行山区封闭的自然环境、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也是太行山文书至今得以大量保存的重要前提。”乔福锦说自己收集的太行山文书仅仅是一小部分，他估计现藏于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散存在民间的文书至少有300万件(册)。
珍贵的资料
有一份文书一面是《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并印有“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的字样，一面是山西昔阳县长岭生产大队土改时的果实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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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福锦解释，讲义是国立大学的，严格说不应该算作为民间文书，但因其作为“土改果实账本”这一特殊机缘保存下来，所以“是极其珍贵的‘双面文书’”。
对这份文书，乔福锦作了一番调查和分析，他从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网站查到的京师大学堂讲义多是1905年左右的铅印本。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张鹤龄任副总教习，1903年春升为总教习。因此基本可以得出，这份讲义应该是1902年秋冬季刻印的。这意味着这是北大存世最早的讲义，也因为是油印纸本，这份讲义有可能是孤本。
1947年12月，英国人大卫·柯鲁可、加拿大人伊沙白·柯鲁可夫妇到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考察，并撰写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和《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两部著作，至今仍为学界所看重。
, http://www.100md.com
多年后，乔福锦所收集的十里店村王氏家族的账本，从晚清一直到70年代，是记载详细的近代乡村家庭经济实况资料。
“两位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主要作的是口述记录，他们没看到这个资料。如果有这个资料，所反映的问题更全面、准确。”乔福锦说。
整个入藏邯郸学院的太行山文书有五大类，每类又分有几十种小类，有日记、书信、契约、档案、教材、商书、医书等。乔福锦说：“我基本上立足于文献学的立场，关注文献的形式，又关注文献的内容。这样，至少避免了大家对待民间文献两种极端的做法。也就是说，既不是收藏的眼光，也不同于一般史料学对待材料的做法，因为前者关注品相、外观的形式，后者只关注史料的内容。”
与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文书不同的是，太行山文书的年代从明清一直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人民公社的解散，有个别到90年代，大量的近现代文书是其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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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把太行文书和徽州文书并列来谈，地域上一南一北，时间上各有侧重。”乔福锦说。
民间社会的传统
一宗村级文献300卷，从晚清以来的会社账册，到合作化时代的社队档案，以及“四清运动”期间撰写的村史、拍摄的照片资料等，保存基本完整，整理十分规范。乔福锦认为，这是“研究民间文化丰富而完整、系统的民间文献”。
山西黎城县某村小学生的日记，线装的、用竖排小楷毛笔写的，“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太行山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过年过节的风俗，是非常珍贵历史文献”。
乔福锦告诉记者，他的民间文书收集、整理有一个大文化思路在里面。他认为，民间社会有其独立的传统。民间历史文化应当是和学术文化、制度文化并列的。
乔福锦认为，北宋的《吕氏乡约》与南宋朱子的民间社会重建方略，曾经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古典社会。上世纪30年代由学界率先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虽因抗战爆发而被迫停止，却是一笔至今影响仍在的学术与文化遗产。
以朱熹为例，他既研究经典的学术著作，又关注制度建设，晚年时更关注民间社会文化，比如修家谱、回到乡村重新整理民风等。朱熹的人生三个阶段是青年时期致学、中年从政、晚年致力于民间社会建设。
因此，乔福锦说：“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特殊时代，具有数千年人文积淀且经历了近百年历史磨难的华夏乡村社会的现代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课题与系统文化工程。”, 百拇医药
5月24日，由邯郸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召开。
明代嘉靖三十六年的仿宋版科举范文读本《济生堂记》、光绪年间的《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70年前的《抗日三字经》、抗日年间印有“剿共标语”的居民户口簿、与129师相关的账本、国际友人书信及武安“十里店村的村落家族资料”……这些泛黄发旧的纸张就是入藏邯郸学院的太行山文书。
这批10余万件的文书，内容包括个体文献、宗族文书、村落档案、教育文献、日用类书等五个类别以及部分集体企业等单位文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这样数量规模的民间文献不仅在北方地区罕见，即使放眼全国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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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民间文书一次次的重大发现，都让学术界兴奋。甚至，上世纪50年代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被学界看作是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20世纪的“第五大文献发现”。
什么是民间文书？民间文书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从民间文书中能否窥视到当时的社会民俗和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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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太行山文书 郭刚制图
30多年的文书收集之路
从地域上看，太行山文书涵盖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四省，以太行山区为重点，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从明代中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跨越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三个时期。
邯郸学院特聘教授乔福锦多年来致力于太行山文书搜集、研究与整理工作。乔福锦的收藏构成了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的主体，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收集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乔福锦大学期间读的一本抗战期间回忆录，让他联想到自己年幼时在太行山老家翻看到的祖上传下的旧书和父辈保存的各种文献资料。这时，乔福锦有了保存、收集文献的想法。
80年代中期，乔福锦开始整理父亲的工作笔记。乔父是一名基层干部，“父亲的笔记有80多本，200万字，加上其他资料，有几千件，保存得比较完整。他没离休前我就开始整理了，我是从这儿开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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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乔福锦也开始了文书的收集，最早来源于旧书市场，其后是旧货市场，再后是古玩市场，至今有30多年。
收集这些文书不仅花掉了乔福锦这些年的所有积蓄，他还换掉自己的藏品，如邮册、珍贵书刊等。曾经为了一宗村落档案，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前后5次才从商贩手中集中到一起。那年他过年都没过好。
“与皖南山区环境是徽州文书得以保存的必要条件一样，太行山区封闭的自然环境、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也是太行山文书至今得以大量保存的重要前提。”乔福锦说自己收集的太行山文书仅仅是一小部分，他估计现藏于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散存在民间的文书至少有300万件(册)。
珍贵的资料
有一份文书一面是《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并印有“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的字样，一面是山西昔阳县长岭生产大队土改时的果实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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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福锦解释，讲义是国立大学的，严格说不应该算作为民间文书，但因其作为“土改果实账本”这一特殊机缘保存下来，所以“是极其珍贵的‘双面文书’”。
对这份文书，乔福锦作了一番调查和分析，他从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网站查到的京师大学堂讲义多是1905年左右的铅印本。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张鹤龄任副总教习，1903年春升为总教习。因此基本可以得出，这份讲义应该是1902年秋冬季刻印的。这意味着这是北大存世最早的讲义，也因为是油印纸本，这份讲义有可能是孤本。
1947年12月，英国人大卫·柯鲁可、加拿大人伊沙白·柯鲁可夫妇到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考察，并撰写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和《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两部著作，至今仍为学界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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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乔福锦所收集的十里店村王氏家族的账本，从晚清一直到70年代，是记载详细的近代乡村家庭经济实况资料。
“两位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主要作的是口述记录，他们没看到这个资料。如果有这个资料，所反映的问题更全面、准确。”乔福锦说。
整个入藏邯郸学院的太行山文书有五大类，每类又分有几十种小类，有日记、书信、契约、档案、教材、商书、医书等。乔福锦说：“我基本上立足于文献学的立场，关注文献的形式，又关注文献的内容。这样，至少避免了大家对待民间文献两种极端的做法。也就是说，既不是收藏的眼光，也不同于一般史料学对待材料的做法，因为前者关注品相、外观的形式，后者只关注史料的内容。”
与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文书不同的是，太行山文书的年代从明清一直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人民公社的解散，有个别到90年代，大量的近现代文书是其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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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把太行文书和徽州文书并列来谈，地域上一南一北，时间上各有侧重。”乔福锦说。
民间社会的传统
一宗村级文献300卷，从晚清以来的会社账册，到合作化时代的社队档案，以及“四清运动”期间撰写的村史、拍摄的照片资料等，保存基本完整，整理十分规范。乔福锦认为，这是“研究民间文化丰富而完整、系统的民间文献”。
山西黎城县某村小学生的日记，线装的、用竖排小楷毛笔写的，“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太行山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过年过节的风俗，是非常珍贵历史文献”。
乔福锦告诉记者，他的民间文书收集、整理有一个大文化思路在里面。他认为，民间社会有其独立的传统。民间历史文化应当是和学术文化、制度文化并列的。
乔福锦认为，北宋的《吕氏乡约》与南宋朱子的民间社会重建方略，曾经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古典社会。上世纪30年代由学界率先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虽因抗战爆发而被迫停止，却是一笔至今影响仍在的学术与文化遗产。
以朱熹为例，他既研究经典的学术著作，又关注制度建设，晚年时更关注民间社会文化，比如修家谱、回到乡村重新整理民风等。朱熹的人生三个阶段是青年时期致学、中年从政、晚年致力于民间社会建设。
因此，乔福锦说：“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特殊时代，具有数千年人文积淀且经历了近百年历史磨难的华夏乡村社会的现代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课题与系统文化工程。”,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