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患者是过度医疗“重灾区”
“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网上流传的一句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看病贵的现状。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2005年为8659亿元,2010年为19600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13.6%,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其中,既有物价上涨、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合理增长,也有过度医疗造成的不合理增长。
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形中抵消了医保增加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人死了 药还堆积如山
“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
许京详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战士,家住北京朝阳区小关附近,退休前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工作。2008年6月,老人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为了治疗方便,他选择了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年多,老人陆陆续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此间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当时医保报销封顶线是17万元,其余都是自费。
住院期间,许京详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不停地给输液。老人从早晨起床,一直输到夜里。在输液的同时,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你见过蜂窝煤吗?我父亲的屁股比蜂窝煤还要烂,密密麻麻都是针眼,足有上千个,我都不忍心看。”许京详说。
后来,老人病情加重,但他坚决拒绝住院治疗,因为他越来越反感医生,也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许京详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仍在拼命开药,而且多数是昂贵的自费药,实在令人寒心!”
肿瘤患者是过度医疗“重灾区”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
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新农合和自费患者
是过度医疗重点对象
这些癌症患者的典型案例,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天价药费”事件屡屡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医生的形象,加剧了医患矛盾。
不久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与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不同医保患者住院费用比较研究》。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
该课题组对某三甲综合医院2009年1—9月的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分析,患者被分为四组: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新农合、自费。结果显示:在住院天数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比居民、职工医保患者长;在人均住院费用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前者几乎是后者1.5倍;新农合、自费患者绝大多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居民、职工医保患者仅半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在接受特殊治疗与药品的费用上,新农合、自费患者也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这说明,医保机构的约束力越弱,医院的过度医疗越严重。
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
患者“被支架”现象凸显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给医院及医生们。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