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荣光：济南药市300年
从清乾隆后期到1936年大约150年间，济南药市因药材交易量大，各地客商众多，兴盛长达一个半世纪，与河北祁州(今安国)、河南禹州并称江北“三大药都”。
济南药市始于明末清初
根据现有史料，山东省内有确切记载的以药换药的庙会出现于公元58年(东汉明帝永元元年)，当时医药尚属一家，没有明确分开。唐代以后中医和中药逐渐分开，已有专门以庙会为依托的药市会，当时的黄县(今龙口)就建有药王庙。到了宋代，山东省内的济宁建起了先医庙(俗称三皇庙，后称药王庙)，正殿供奉伏羲、神农、轩辕。《山东省志医药志》记载，在山东境内从明代开始有坐商，距今约六百年。
在省府济南，与药王相关的建筑始于明万历年间(1572年~1620年)，在权富庄一带建有药师寺。据明代崇祯年间《历城县志》记载，1615年在现在的趵突泉西就建有药王庙，距今约400余年。庙里“肖神农于上，次岐伯、韦药王配之，而雷公、秦越人、长桑君、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皇甫士安、葛洪、孙思邈列于西廊”。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先朝历代名医已有基本的共识，将其列在一起共同祭拜。值得一提的是，药王庙里被祭拜的大都是唐代名医孙思邈，这说明后人对他在医药方面以及医药从业者应具备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贡献已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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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源于明末清初。当时，常在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举办庙会——传说这天是药王的生日，这天祭祀药王，并进行药材交易。到了清朝中期，在济南等地陆续出现专业性的药材批发行栈，但一直不温不火。从乾隆后期到1936年大约150年间，济南药市处于鼎盛阶段，药材交易量很大，各地客商众多，开市时间一直到1931年都定在四月二十八日，会址位于现在的趵突泉南门偏西药王庙一带。后来，因为集会规模越来越大，会址便由趵突泉南门一带移到了山水沟、三合街、正觉寺街、双龙街、券门巷和祭坛巷一带。
1931年，济南国药业公会成立，药市开市时间改为夏历三月二十日开始，会期延续10到15天。销售方式包括赊销、代销、现销、经销，以及寄销(卖不出去可退货)。
济南药市为何如此繁荣
济南药市繁荣是多主客观原因造成的，总的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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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药店多、对药材需求量大。山东省内最早的私营中药店是明永乐元年(1403年)在费县开办的志诚堂药店，此后中药店铺在全省各地相继开办，经营方式多半是诊病配方、医药一家。从清朝中期起，较大药店开始兼制丸散膏丹，形式是前店后坊，集医药、工商于一体。《山东省志医药志》载，“到1840年，山东全省已有药店97个，多数医药一体，即行医兼售药。”1911年前夕，全省私营药店发展到919个(含西药店8个)，制药作坊30多个。《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载，“至清末，济南的中药商业发展到78家”。药店多对药材的需求自然就大，这是由市场供给决定的。实力强的大户还在异地开设分店，1917年宏济堂就在北京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建立了参茸阿胶庄。
二是济南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在历史上，济南就是“商贾荟萃”之地，从明初更成为山东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地理上，济南位于“胡焕庸线”南北正中，北通京津，南达华中，西伸内陆，东至大海，陆路交通发达。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更是如虎添翼。《济南工商史料》载，1917年至1934年间，来自河北祁州的药商相继发展成了六大家(长生堂药店、西济众丸药庄、天庆仁丸药庄、恒济堂眼药庄、西育生丸药庄分厂、广济仁丸药庄分行)，他们利用济南充足的货源及位于省内中心的位置，北向沿津浦线至沧州，南到蚌埠销售；并从徐州(当时归山东管辖)沿陇海线东西两路的大小车站，沿胶济线至青岛及沿海各地，全省大小城镇乡村，这些药商都派推销员，对当地的药铺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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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山东省内盛产药材可就近购销。山东省中药材资源丰富，采集种养药材历史源远流长。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文物中有臼、杵、擂盘、药匙等制药工具和药丸药粉等实物。山东地形多样，气候适宜，光热充足，可种植的中药材达1000多种，动物类150余种、矿物类药材17种。中国最早的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和唐朝由孙思邈参与修撰的《新修本草》等药籍中，均收载了多种山东出产的药材，其中就有不少名贵药材，北沙参、金银花、蝎、蟾蜍等蜚声国内外。当年济南周边也出产高质量的药材，包括长清瓜蒌、章丘白花丹参、九节菖蒲、白首乌等道地药材。另外，济南地处北方，夏不奇热，冬不极寒，这种独特的气候适宜洗药、晒药、储药。
东南亚各国药商亦来此
优越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药材资源，久远的历史传统，为济南药市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了清末，济南已经成为黄河下游中药材集散中心，当时国药已位居五大行(国药行、杂货行、绸布行、鞋帽行、钱行)之首，兴起了一批大户，比较知名的是五大药栈和八大药局。五大药栈即本地的德和栈、泰兴栈、全胜栈、永兴栈、广德栈；八大药局指德兴堂、德兴隆、德庆西、益太恒、福德成、久德大、天德裕、天德生。1923年成书的《宏济堂药目》载，“桓抚(济南)药肆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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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药市兴盛长达一个半世纪，位列当时江北“三大药都”，即河北祁州(今安国)、山东济南、河南禹州。济南药市药材交易虽然多以省内自产药材为主，但另两个药都的药材商也前来交易，彼此互动。据《济南工商史料》载，20世纪初济南曾有28家祁州人开的药企，“1917年在南关山水沟开设的长盛永切药局的侯瑞恒，药工、学徒都来自祁州”。
客观地说，三大药都都属于全国性的药材交易市场。因为参加药会的除省内药农外更有省外药商，如参加济南药市的药商远的来自东北三省，近的来自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东至上海、浙江，南至云南、贵州。《诸城县乡土志》载，“1937年前……邻近各县及东北辽宁、吉林、北京、天津四川等省市，西藏、云南边远地区药商，云集白龙山参加药材交易。鼎盛时期，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药商亦来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济南药市药材交量每年可达30万公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由于日军入侵和战乱影响，山东省内药材种植采集遭到严重破坏，日军限制中药材买卖，明令禁止药品流向抗日根据地。1938年黄河在花园口改道南下后上游诸省药材运不进来。再加上占领者主导西药销售，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济南药市衰落，成交量迅减至战前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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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的一提的是，山东与济南有出口中药材的历史。据《胶澳志》载，自东晋“商船已由胶澳(现青岛一带)与东洋、南洋相通”输出中药材，盛唐时出口扩大到了阿拉伯半岛。烟台口岸中药出口始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品种主要有北沙参、黄芩、桔梗、荆子、茵陈、翻白草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侵占青岛后，青岛口岸中药出口逐年增多，当时出口品种主要有大黄、陈皮、五倍子、鹿茸、杏仁及丸散膏丹等中成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烟台港出口量达13439担(每担约60公斤)。
1948年之后，济南药市会逐渐发展，恢复了以往的盛景，“每年来此赶会的群众多达几十万人次”。1956年山东省开始有计划地种植中药材，1958年实现了全省各地“社社种药，人人种药”的景况。“文革”期间，济南药市完全中止，“文革”后济南药市融入济南千佛山庙会，中草药交易成为庙会的一部分，始于明末清初长达300年的济南药市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复当年荣光。(韦钦国), 百拇医药
济南药市始于明末清初
根据现有史料，山东省内有确切记载的以药换药的庙会出现于公元58年(东汉明帝永元元年)，当时医药尚属一家，没有明确分开。唐代以后中医和中药逐渐分开，已有专门以庙会为依托的药市会，当时的黄县(今龙口)就建有药王庙。到了宋代，山东省内的济宁建起了先医庙(俗称三皇庙，后称药王庙)，正殿供奉伏羲、神农、轩辕。《山东省志医药志》记载，在山东境内从明代开始有坐商，距今约六百年。
在省府济南，与药王相关的建筑始于明万历年间(1572年~1620年)，在权富庄一带建有药师寺。据明代崇祯年间《历城县志》记载，1615年在现在的趵突泉西就建有药王庙，距今约400余年。庙里“肖神农于上，次岐伯、韦药王配之，而雷公、秦越人、长桑君、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皇甫士安、葛洪、孙思邈列于西廊”。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先朝历代名医已有基本的共识，将其列在一起共同祭拜。值得一提的是，药王庙里被祭拜的大都是唐代名医孙思邈，这说明后人对他在医药方面以及医药从业者应具备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贡献已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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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源于明末清初。当时，常在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举办庙会——传说这天是药王的生日，这天祭祀药王，并进行药材交易。到了清朝中期，在济南等地陆续出现专业性的药材批发行栈，但一直不温不火。从乾隆后期到1936年大约150年间，济南药市处于鼎盛阶段，药材交易量很大，各地客商众多，开市时间一直到1931年都定在四月二十八日，会址位于现在的趵突泉南门偏西药王庙一带。后来，因为集会规模越来越大，会址便由趵突泉南门一带移到了山水沟、三合街、正觉寺街、双龙街、券门巷和祭坛巷一带。
1931年，济南国药业公会成立，药市开市时间改为夏历三月二十日开始，会期延续10到15天。销售方式包括赊销、代销、现销、经销，以及寄销(卖不出去可退货)。
济南药市为何如此繁荣
济南药市繁荣是多主客观原因造成的，总的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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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药店多、对药材需求量大。山东省内最早的私营中药店是明永乐元年(1403年)在费县开办的志诚堂药店，此后中药店铺在全省各地相继开办，经营方式多半是诊病配方、医药一家。从清朝中期起，较大药店开始兼制丸散膏丹，形式是前店后坊，集医药、工商于一体。《山东省志医药志》载，“到1840年，山东全省已有药店97个，多数医药一体，即行医兼售药。”1911年前夕，全省私营药店发展到919个(含西药店8个)，制药作坊30多个。《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载，“至清末，济南的中药商业发展到78家”。药店多对药材的需求自然就大，这是由市场供给决定的。实力强的大户还在异地开设分店，1917年宏济堂就在北京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建立了参茸阿胶庄。
二是济南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在历史上，济南就是“商贾荟萃”之地，从明初更成为山东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地理上，济南位于“胡焕庸线”南北正中，北通京津，南达华中，西伸内陆，东至大海，陆路交通发达。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更是如虎添翼。《济南工商史料》载，1917年至1934年间，来自河北祁州的药商相继发展成了六大家(长生堂药店、西济众丸药庄、天庆仁丸药庄、恒济堂眼药庄、西育生丸药庄分厂、广济仁丸药庄分行)，他们利用济南充足的货源及位于省内中心的位置，北向沿津浦线至沧州，南到蚌埠销售；并从徐州(当时归山东管辖)沿陇海线东西两路的大小车站，沿胶济线至青岛及沿海各地，全省大小城镇乡村，这些药商都派推销员，对当地的药铺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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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山东省内盛产药材可就近购销。山东省中药材资源丰富，采集种养药材历史源远流长。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文物中有臼、杵、擂盘、药匙等制药工具和药丸药粉等实物。山东地形多样，气候适宜，光热充足，可种植的中药材达1000多种，动物类150余种、矿物类药材17种。中国最早的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和唐朝由孙思邈参与修撰的《新修本草》等药籍中，均收载了多种山东出产的药材，其中就有不少名贵药材，北沙参、金银花、蝎、蟾蜍等蜚声国内外。当年济南周边也出产高质量的药材，包括长清瓜蒌、章丘白花丹参、九节菖蒲、白首乌等道地药材。另外，济南地处北方，夏不奇热，冬不极寒，这种独特的气候适宜洗药、晒药、储药。
东南亚各国药商亦来此
优越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药材资源，久远的历史传统，为济南药市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了清末，济南已经成为黄河下游中药材集散中心，当时国药已位居五大行(国药行、杂货行、绸布行、鞋帽行、钱行)之首，兴起了一批大户，比较知名的是五大药栈和八大药局。五大药栈即本地的德和栈、泰兴栈、全胜栈、永兴栈、广德栈；八大药局指德兴堂、德兴隆、德庆西、益太恒、福德成、久德大、天德裕、天德生。1923年成书的《宏济堂药目》载，“桓抚(济南)药肆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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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药市兴盛长达一个半世纪，位列当时江北“三大药都”，即河北祁州(今安国)、山东济南、河南禹州。济南药市药材交易虽然多以省内自产药材为主，但另两个药都的药材商也前来交易，彼此互动。据《济南工商史料》载，20世纪初济南曾有28家祁州人开的药企，“1917年在南关山水沟开设的长盛永切药局的侯瑞恒，药工、学徒都来自祁州”。
客观地说，三大药都都属于全国性的药材交易市场。因为参加药会的除省内药农外更有省外药商，如参加济南药市的药商远的来自东北三省，近的来自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东至上海、浙江，南至云南、贵州。《诸城县乡土志》载，“1937年前……邻近各县及东北辽宁、吉林、北京、天津四川等省市，西藏、云南边远地区药商，云集白龙山参加药材交易。鼎盛时期，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药商亦来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济南药市药材交量每年可达30万公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由于日军入侵和战乱影响，山东省内药材种植采集遭到严重破坏，日军限制中药材买卖，明令禁止药品流向抗日根据地。1938年黄河在花园口改道南下后上游诸省药材运不进来。再加上占领者主导西药销售，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济南药市衰落，成交量迅减至战前的1/3。
, http://www.100md.com
值得的一提的是，山东与济南有出口中药材的历史。据《胶澳志》载，自东晋“商船已由胶澳(现青岛一带)与东洋、南洋相通”输出中药材，盛唐时出口扩大到了阿拉伯半岛。烟台口岸中药出口始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品种主要有北沙参、黄芩、桔梗、荆子、茵陈、翻白草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侵占青岛后，青岛口岸中药出口逐年增多，当时出口品种主要有大黄、陈皮、五倍子、鹿茸、杏仁及丸散膏丹等中成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烟台港出口量达13439担(每担约60公斤)。
1948年之后，济南药市会逐渐发展，恢复了以往的盛景，“每年来此赶会的群众多达几十万人次”。1956年山东省开始有计划地种植中药材，1958年实现了全省各地“社社种药，人人种药”的景况。“文革”期间，济南药市完全中止，“文革”后济南药市融入济南千佛山庙会，中草药交易成为庙会的一部分，始于明末清初长达300年的济南药市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复当年荣光。(韦钦国),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