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下工”变“上工”离不开儒家智慧
全国中医院校不在少数，中医专业的学生数量也在与日俱增，但本来是个好苗子却不开花的大有人在，虽然开花却不能结果的同样大有人在。把从事中医药作为“职业”还是“事业”是“下工”和“上工”的一个根本区别。
对中医学的研究从了解开始，逐渐到喜爱再到以此为乐才能越来越深入。等到中医院校的学生面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时，感觉像在和一位宽厚老人倾心长谈，甘之如饴、回味无穷，才算进入了“乐之”的大门。
通过望闻问切、切磋琢磨把患者内在无形的阴阳流变的异常、五行生克制化的紊乱在自己内心深处清晰地呈现，然后用自己的双手通过针石药物等予以解决，就已经是中医“上工”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黄帝内经》等医家经典多次提到中医医者分三个层次，即上工、中工和下工，同时还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但上工和下工的区别是什么、上工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完成从下工到上工的转变等重要问题并未提及，这又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功夫在诗外”，要寻找答案，还得回到孔子儒家。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里，永远不要忽视正统思想，它为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各种学术提供了“阳光”“空气”等“大气候”。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南橘北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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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并非《黄帝内经》本有，老子和孔子持同样的观点。《老子四十一章》说：“上士闻道，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孔子《雍也》篇也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两句话说得已经相当严厉了。
成为“上工”须理解“登堂”和“入室”的区别
面对同样的中医学经典，甚至是同样的学习经历，为什么最后会有“上工”和“下工”的巨大差异？原因何在？孔子告诉我们：这是“登堂”和“入室”的差别。
虽“登堂”而未“入室”，是孔子对大弟子子路学“乐”的评价。《论语·先进》：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由”指子路，其为人忠勇果敢、诚信又勤奋，但文采和悟性较差。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子路自认为弹奏得已经不错了，于是到孔子门前去“显摆”，却遭到孔子的奚落。但当其他人表现出对子路的不屑时，孔子却说：子路虽然没达到最高水平，但凭借勤奋和努力已经得其门而入了。也就是“虽登堂，但未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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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作为一项技能不仅需要勤奋，还需要心境、素养、眼界等，两者结合在一起做到“心手合一”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高水平的弹奏需要各种因素的协调，这对于培养古代贵族子弟的大局观是非常必要的，与中医学里的整体观并无二致。整体观不仅指对外的观察，还包括内在的心胸和眼界，二者需结合在一起。整体观的养成需要一个逐渐熏陶、培养和积累的过程。
其他技能与此相似。比如“礼”中的“祭神”，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如果人到心不到就不如不去祭祀。中医看病尤其如此，“手到心到”是药到病除的必备要件。
子路非常讲诚信，以至于他在鲁国做官时很多小国与鲁国签约会要求子路出面，但由此也会造成“君子可欺之以方”的不利局面。孔子对于这种“言必信，行必果”是很不屑的，称为“硁硁然小人哉”，在治国之道中排在最末尾的第三层次。因为在细枝末节上过于较真儿就容易导致对大局的忽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大局最终影响的是长远利益和发展方向，这是主政者的大忌。治国和治病一脉相承，不必拘泥于某个具体病灶如何解决，等到把阴阳气血调节顺畅、五行生克制化不再紊乱时，病灶就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丁是丁、铆是铆的靶向治疗是西医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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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中医院校不在少数，中医专业的学生数量也在与日俱增，但最后真正能够成就“上工”的并不多。孔子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意思是本来是个好苗子但是不开花的大有人在，虽然开花但是不能结果的同样大有人在。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把从事中医药作为“职业”还是“事业”一定是“下工”和“上工”的一个根本区别。
成为“上工”须经历从“知之”到“乐之”的转变
中医学治病讲究通过望闻问切做到心手合一，达到感同身受，这与西医学里主张“双盲”实验大相径庭。那么，对中医学的研究从了解开始，逐渐到喜爱再到以此为乐才能越来越深入。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是从“职业”到“事业”升华过程中，人必须经历的三个层次，也是中医从业者从“下工”到“上工”的必由之路。
第一，何谓“知之”？中医学里应该“知什么”“怎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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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真言论》说“非其真勿授”，这是说我们传授给学生的应该是“真知”。但就目前状况而言，我们过于注重知识层面的“授业”和“解惑”，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传道”。所以学生就不能“知道”，更不能“得道”，当然也就不能“合于道”。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治病，就不能自觉地做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指导自我也不能真正懂得养生，当然就做不到“度百岁乃去”了。
“道”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约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了传统文化本有的世界观，才能懂得“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是多么深刻。培养起先贤倡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懂得“先立乎其大者”多么重要，才能理解“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时空观其实是“天下皆吾子民”悲天悯人“南面”的感觉，才能理解整体观不只是简单一说而是一种人生高度和胸怀，才能理解“用药如用兵”君臣佐使各得其宜的深刻性等等。所以，“授业”和“解惑”传授的知识就好比是一群士兵，“传道”就是设置一位符合这支部队精气神的将官，能把这些士兵迅速调动和有机串联起来才是真正的战斗力。不然就是“抓芝麻，丢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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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好之”，这是学好中医的一个极重要因素，但也是极难坚持的关键一步。非有“宁坐板凳十年冷”的决心和毅力算不上“好之”。
孔子说自己是“十有五而志于学”。显然，这个“志于”是已经深切意识到个人责任，完全是一种主动行为，也就是“好之”阶段。很多中医研习者起初热情很高，但随着学习深入，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复杂知识结构让许多人开始不胜其烦，甚至开始怀疑、退缩、放弃。对这种状况，孔子曾引用当时的俗语指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应该是《论语》里唯一一次涉及“医”的一次论断。意思很明显，没有足够的恒心和定力，有两种职业不能做：巫和医。远古时期“巫”“医”不分，最高层次都是“治未病”，所以常人很难理解。在不被理解、又是“善莫大焉”的情况下能坚持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显然非常人可及。所以孔子又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在极度困窘的状况下，君子能够守住自己的初衷，坚定地走下去。小人一旦遭遇窘境便马上放弃原则随波逐流。这样的提示，我们在《黄帝内经》等医家经典中是永远看不到的，但对于目前中医现状来说又是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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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住的原因有很多，急功近利必然是其中一个。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就道出了人生的一个悖论：越是急功近利越难以获得大财富、成就大事业。“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整天只想着“小人”做的事，早晚会有受冻挨饿的一天。专心做好学业，功名利禄水到渠成。中医学尤其如此——有了“宁坐板凳十年冷”的心态，“瓜熟蒂落”时名利自会不期而至。越是紧盯名利不放，名利反倒离得越远，甚至“降志辱身”。此中道理深刻至极。
第三，“乐之”，指的是“职业”和“事业”“理想”和“现实”已经合二为一，自己充分理解“当下所做”已经包含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存在价值。这种“内在超越”是儒家的担当感和责任感使然。这是“上工”的必备素养。
孔子五十六岁从鲁国出走，周游列国十四年，除了最初在卫国的一年左右受到礼遇，大部分时间是凄凄惶惶、颠沛流离的，甚至在陈蔡之地陷于绝粮的窘境。但是孔子始终保持一种快乐的心境，在大树底下“弦而歌”，这是他能够高寿而终的根本原因。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贫而乐”“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绝非易事，仅仅凭借满腔热情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博大的胸怀和历史的巨眼，还需要为当下的坚持找到之所以坚持的现实理由，其实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这个现实的理由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始终把《易经》带在身边并时时与学生探讨、交流。易学的阴阳之理、吉凶悔吝、时的哲学、位的哲学、德的哲学等与孔子丰厚的人生经历、勤奋、悟性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的快乐是莫可名状的。这种心灵肉体愉悦自洽的身体状态是最高层次的“治未病”，是高于用药物配伍调整气血阴阳的。所以，真正的“治未病”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运用中医中药已经是“治欲病”，西医西药明显是“渴而穿井，斗而铸锤”的“治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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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中医院校的学生面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时不再有“冷冰冰”板儿砖的味道，而是感觉和一位宽厚老人倾心长谈，甘之如饴、回味无穷，才算进入了“乐之”的大门。
成为“上工”须有“孔子学弹琴”的境界
“药到病除”是上工治病所能达到的理想效果，但这是外在的、能看得见的。中医医者具备什么样的内在能力才能做到“药到病除”呢？我们不妨看看孔子学琴的故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一段孔子学琴的经历：孔子跟着师襄子学琴，接连十天一直在弹奏同一首曲子。老师说，你可以进行下一曲了。孔子说，我虽然能熟练弹奏，但音调并不准确。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又劝他进入下一首的学习。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这首曲子的作者所要表达的志向。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再次劝他学习下一首。孔子说，我已经了解作者的志向，但还未体会到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内心轻松、神态庄严地登高望远，沉思着说，我知道这首曲子的作者是什么样子了：他皮肤黝黑，身材修长，眼神慈祥，受到四面八方的拥戴。这除了周文王之外还能有谁？听到这话，师襄子给孔子拜了两拜，告诉他：你弹的这首曲子就是《文王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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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通过望闻问切、切磋琢磨把患者内在无形的阴阳流变的异常、五行生克制化的紊乱在自己内心深处清晰地呈现，然后用自己的双手通过针石药物等予以解决，就已经是中医“上工”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内证”的方式与西医学的“外求”同样大异其趣。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我们一般把孔子当成仁者而不是智者，这有失偏颇。《论语》所表达出来的理想人格是仁智双彰。关于孔子之“智”，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中医学“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方法论的理论渊源。正因如此，孔子屡经磨难却能化险为夷，颠沛流离却能高寿而终，呈现出“听天命，尽人事”的中庸气象。
孔子说：“智及之，仁不能受之，虽得之，必失之。”其实，仁和智、乐和寿、山和水的关系一样：没有水，山无从得其秀；没有山，水无法成其势。于养生者则是：非乐者不能寿，寿者必乐。于中医研习者则是：非智者不能成就“上工”，非仁者不能始终如一。(赵荣波), http://www.100md.com(赵荣波 山东中医药大学)
对中医学的研究从了解开始，逐渐到喜爱再到以此为乐才能越来越深入。等到中医院校的学生面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时，感觉像在和一位宽厚老人倾心长谈，甘之如饴、回味无穷，才算进入了“乐之”的大门。
通过望闻问切、切磋琢磨把患者内在无形的阴阳流变的异常、五行生克制化的紊乱在自己内心深处清晰地呈现，然后用自己的双手通过针石药物等予以解决，就已经是中医“上工”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黄帝内经》等医家经典多次提到中医医者分三个层次，即上工、中工和下工，同时还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但上工和下工的区别是什么、上工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完成从下工到上工的转变等重要问题并未提及，这又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功夫在诗外”，要寻找答案，还得回到孔子儒家。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里，永远不要忽视正统思想，它为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各种学术提供了“阳光”“空气”等“大气候”。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南橘北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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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并非《黄帝内经》本有，老子和孔子持同样的观点。《老子四十一章》说：“上士闻道，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孔子《雍也》篇也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两句话说得已经相当严厉了。
成为“上工”须理解“登堂”和“入室”的区别
面对同样的中医学经典，甚至是同样的学习经历，为什么最后会有“上工”和“下工”的巨大差异？原因何在？孔子告诉我们：这是“登堂”和“入室”的差别。
虽“登堂”而未“入室”，是孔子对大弟子子路学“乐”的评价。《论语·先进》：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由”指子路，其为人忠勇果敢、诚信又勤奋，但文采和悟性较差。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子路自认为弹奏得已经不错了，于是到孔子门前去“显摆”，却遭到孔子的奚落。但当其他人表现出对子路的不屑时，孔子却说：子路虽然没达到最高水平，但凭借勤奋和努力已经得其门而入了。也就是“虽登堂，但未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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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作为一项技能不仅需要勤奋，还需要心境、素养、眼界等，两者结合在一起做到“心手合一”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高水平的弹奏需要各种因素的协调，这对于培养古代贵族子弟的大局观是非常必要的，与中医学里的整体观并无二致。整体观不仅指对外的观察，还包括内在的心胸和眼界，二者需结合在一起。整体观的养成需要一个逐渐熏陶、培养和积累的过程。
其他技能与此相似。比如“礼”中的“祭神”，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如果人到心不到就不如不去祭祀。中医看病尤其如此，“手到心到”是药到病除的必备要件。
子路非常讲诚信，以至于他在鲁国做官时很多小国与鲁国签约会要求子路出面，但由此也会造成“君子可欺之以方”的不利局面。孔子对于这种“言必信，行必果”是很不屑的，称为“硁硁然小人哉”，在治国之道中排在最末尾的第三层次。因为在细枝末节上过于较真儿就容易导致对大局的忽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大局最终影响的是长远利益和发展方向，这是主政者的大忌。治国和治病一脉相承，不必拘泥于某个具体病灶如何解决，等到把阴阳气血调节顺畅、五行生克制化不再紊乱时，病灶就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丁是丁、铆是铆的靶向治疗是西医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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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上工”须经历从“知之”到“乐之”的转变
中医学治病讲究通过望闻问切做到心手合一，达到感同身受，这与西医学里主张“双盲”实验大相径庭。那么，对中医学的研究从了解开始，逐渐到喜爱再到以此为乐才能越来越深入。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是从“职业”到“事业”升华过程中，人必须经历的三个层次，也是中医从业者从“下工”到“上工”的必由之路。
第一，何谓“知之”？中医学里应该“知什么”“怎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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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真言论》说“非其真勿授”，这是说我们传授给学生的应该是“真知”。但就目前状况而言，我们过于注重知识层面的“授业”和“解惑”，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传道”。所以学生就不能“知道”，更不能“得道”，当然也就不能“合于道”。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治病，就不能自觉地做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指导自我也不能真正懂得养生，当然就做不到“度百岁乃去”了。
“道”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约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了传统文化本有的世界观，才能懂得“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是多么深刻。培养起先贤倡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懂得“先立乎其大者”多么重要，才能理解“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时空观其实是“天下皆吾子民”悲天悯人“南面”的感觉，才能理解整体观不只是简单一说而是一种人生高度和胸怀，才能理解“用药如用兵”君臣佐使各得其宜的深刻性等等。所以，“授业”和“解惑”传授的知识就好比是一群士兵，“传道”就是设置一位符合这支部队精气神的将官，能把这些士兵迅速调动和有机串联起来才是真正的战斗力。不然就是“抓芝麻，丢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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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自己是“十有五而志于学”。显然，这个“志于”是已经深切意识到个人责任，完全是一种主动行为，也就是“好之”阶段。很多中医研习者起初热情很高，但随着学习深入，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复杂知识结构让许多人开始不胜其烦，甚至开始怀疑、退缩、放弃。对这种状况，孔子曾引用当时的俗语指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应该是《论语》里唯一一次涉及“医”的一次论断。意思很明显，没有足够的恒心和定力，有两种职业不能做：巫和医。远古时期“巫”“医”不分，最高层次都是“治未病”，所以常人很难理解。在不被理解、又是“善莫大焉”的情况下能坚持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显然非常人可及。所以孔子又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在极度困窘的状况下，君子能够守住自己的初衷，坚定地走下去。小人一旦遭遇窘境便马上放弃原则随波逐流。这样的提示，我们在《黄帝内经》等医家经典中是永远看不到的，但对于目前中医现状来说又是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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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住的原因有很多，急功近利必然是其中一个。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就道出了人生的一个悖论：越是急功近利越难以获得大财富、成就大事业。“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整天只想着“小人”做的事，早晚会有受冻挨饿的一天。专心做好学业，功名利禄水到渠成。中医学尤其如此——有了“宁坐板凳十年冷”的心态，“瓜熟蒂落”时名利自会不期而至。越是紧盯名利不放，名利反倒离得越远，甚至“降志辱身”。此中道理深刻至极。
第三，“乐之”，指的是“职业”和“事业”“理想”和“现实”已经合二为一，自己充分理解“当下所做”已经包含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存在价值。这种“内在超越”是儒家的担当感和责任感使然。这是“上工”的必备素养。
孔子五十六岁从鲁国出走，周游列国十四年，除了最初在卫国的一年左右受到礼遇，大部分时间是凄凄惶惶、颠沛流离的，甚至在陈蔡之地陷于绝粮的窘境。但是孔子始终保持一种快乐的心境，在大树底下“弦而歌”，这是他能够高寿而终的根本原因。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贫而乐”“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绝非易事，仅仅凭借满腔热情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博大的胸怀和历史的巨眼，还需要为当下的坚持找到之所以坚持的现实理由，其实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这个现实的理由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始终把《易经》带在身边并时时与学生探讨、交流。易学的阴阳之理、吉凶悔吝、时的哲学、位的哲学、德的哲学等与孔子丰厚的人生经历、勤奋、悟性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的快乐是莫可名状的。这种心灵肉体愉悦自洽的身体状态是最高层次的“治未病”，是高于用药物配伍调整气血阴阳的。所以，真正的“治未病”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运用中医中药已经是“治欲病”，西医西药明显是“渴而穿井，斗而铸锤”的“治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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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上工”须有“孔子学弹琴”的境界
“药到病除”是上工治病所能达到的理想效果，但这是外在的、能看得见的。中医医者具备什么样的内在能力才能做到“药到病除”呢？我们不妨看看孔子学琴的故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一段孔子学琴的经历：孔子跟着师襄子学琴，接连十天一直在弹奏同一首曲子。老师说，你可以进行下一曲了。孔子说，我虽然能熟练弹奏，但音调并不准确。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又劝他进入下一首的学习。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这首曲子的作者所要表达的志向。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再次劝他学习下一首。孔子说，我已经了解作者的志向，但还未体会到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内心轻松、神态庄严地登高望远，沉思着说，我知道这首曲子的作者是什么样子了：他皮肤黝黑，身材修长，眼神慈祥，受到四面八方的拥戴。这除了周文王之外还能有谁？听到这话，师襄子给孔子拜了两拜，告诉他：你弹的这首曲子就是《文王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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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通过望闻问切、切磋琢磨把患者内在无形的阴阳流变的异常、五行生克制化的紊乱在自己内心深处清晰地呈现，然后用自己的双手通过针石药物等予以解决，就已经是中医“上工”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内证”的方式与西医学的“外求”同样大异其趣。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我们一般把孔子当成仁者而不是智者，这有失偏颇。《论语》所表达出来的理想人格是仁智双彰。关于孔子之“智”，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中医学“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方法论的理论渊源。正因如此，孔子屡经磨难却能化险为夷，颠沛流离却能高寿而终，呈现出“听天命，尽人事”的中庸气象。
孔子说：“智及之，仁不能受之，虽得之，必失之。”其实，仁和智、乐和寿、山和水的关系一样：没有水，山无从得其秀；没有山，水无法成其势。于养生者则是：非乐者不能寿，寿者必乐。于中医研习者则是：非智者不能成就“上工”，非仁者不能始终如一。(赵荣波), http://www.100md.com(赵荣波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