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佐使是方剂的组方原则，其确定主要根据药物在方中发挥作用的主次，此外还与药效大小和用量轻重有关。一般而言，一首方剂中君药是必备的，但其认定标准古今始终没有统一——

    作为中医治疗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方剂是在辨证、立法之后，选定适当的药物与用量组合而成的。其结构一般包括君、臣、佐、使四个部分或四种角色，而君药无疑是其中的主角或核心，举足轻重，无可替代。尽管《内经》已对方剂中的药物分工做了明晰划分，对组方规制也予以明确限定，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方剂君药的认定标准却并不一致，时有异议，影响着理解与应用。兹就此梳理并抒己见，正于同道。

    主病、主证者为君

    “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这是《素问·至真要大论》对方剂中药物身份的界定。对此，后世医家几无异见，如李东垣曰：“主病之谓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此治方之要也。”张景岳也言：“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谓之君。”何伯斋进一步解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病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

    而对于“主病之谓君”的疑义，主要在于对“病”的认识上。《内经》中提出的病名，不仅大都未作定义，而且对每个病的主要表现、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转归、预后等，也缺乏完整、明晰的描述。至于“证”，仅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所提及，即“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但学界大都认为唐代之前的《内经》并无七篇大论，因而可视为《内经》中并无“证”字)。这样就出现了《内经》所言之“病”与后世所言之“证”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