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建设
与时偕行 传承创新
“与时偕行”一语出自《易经》，意指顺应时宜而行其道。中医药教材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承创新，与时偕行”的历史，自《中医学概论》这一部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中医教材”的著作面世以来，中医药教材建设遵循中医学发展规律，融合时代成果，不断完善内容，逐渐丰富类别，创新发展学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遵循教育规律
中医药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学科背景、理论体系、治疗方式及发展历史，这也决定了其教育的特异性，传承、发展、创新是中医药教材建设的主轴，也是其客观规律所在。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9月23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支持编写一批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的核心课程教材”，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是中医药教材建设始终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医药教材要把握好传承和创新两大要点，体现中医学原创思维，融合现代中医药研究成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高中医药教育整体水平”一条明确指出：“建立以中医药课程为主线、先中后西的中医药类专业课程体系，增设中医疫病课程”，提出了“中学为主、为先、为体，西学为辅、为后、为用”的课程体系等一系列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的教育措施，这也决定了中医药教材中中医、西医内容的比重。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中医药教材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也是符合中医药教育事业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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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教材内容
1959年4月卫生部在成都召开编写中医教材计划和具体分工会议，会议决定由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五所中医院校负责《中国医学史讲义》《伤寒论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等近20部中医教材的编写，书稿完成后在1960年分别于上海、青岛、广州三地召开审查会议，决定将这套教材“作为当前中医学院和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教材”，这是中医药院校教材编纂的开始。2021年2月7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主编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十四五开局，中医药的教材编写迎来了新的时期。回溯对比既往的中医药教材，相较于1959年的教材，后续的教材内容不断更新，中医药各学科得到长足发展。《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基础学科概念不断明晰，名词术语日趋规范，并不断融入中医药现代化取得的显著成果，如中医体质学、治未病理论等内容；《伤寒论》《温病学》等经典学科及临床基础学科教材，深挖经典著作，丰富理论体系，梳理发展历史，教材质量显著提升；《中医内科学》等临床学科病种不断丰富，中西医结合，推动学科发展。如《中医内科学》从痞满到胃痞的论述，《中医基础理论》关于体质学、脉络学说、治未病思想等的论述，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建设，不断融入经典医籍及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萃取时代科研成果，借鉴现代医学先进内容，更新内容，丰富理论内涵，“与时偕行，传承创新”保证了中医药教育事业的活力，也促进中医药学术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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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创新教材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自20世纪50年代中医药院校教材出现以来，教材的品类不断丰富，新型创新教材不断涌现，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本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四五”规划教材(第一批)名单中教材就有98种，相较于1959年的教材增加了近5倍。而为适应新时期中医专业人才培养和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需求，除规划教材以外，创新教材也不断涌现，新世纪全国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实验中医学》《络病学》等，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创新教材《中医未病学》《瘟疫学》等，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中医体质学》等。推出新学科，编写新的规划教材和创新教材，对于繁荣中医药学术，展现学科发展成果，推动中医药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对于传统教材架构的丰富，从中医药伟大宝库宝贵经验的汲取升华，编写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瘟疫学》教材；还是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方针，推动学科交叉发展，遵循一贯的方向，推进中西医结合系列教材发展；或是基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成果，编写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教材，都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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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要用强大的科学体系来使中医药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中解脱出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中医文献馆教授宋知行等学者，就提出了应用量子理论帮助理解中医学“气”本质的观点，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韩金祥围绕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索研究，“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关键,建立中医实验技术体系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突破原有框架创立新学说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核心”，新时代的中医药发展，需要面对争议，在否定与肯定中不断完善，推出创新教材也是新时代中医药学发展的需求，是“与时偕行，传承创新”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建设的必然举措。
推出国际教材
中医药学是面向全人类的，中医药是要为全人类健康事业服务的，中医药国际化是中医药发展的大势，对于中医药而言，只有走出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更大的空间。要想让中医药堂堂正正地走出去，就需要用多种语言去介绍中医药，让多所大学院校去教授中医药，而在全球范围内推出规范化、标准化的国际教材，是实现中医药教育事业走出去的第一步，甚至最重要的一步。2018年由张伯礼院士担任总主编的“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的出版和发行，标志着中医学专业在全球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核心课程教材，也推动了全球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加快了中医药“走出去”的步伐。当然中医药国际教材的主体架构虽然已经建立，但其教材种类、内容、版本等仍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多语种的中医药教材、不同教育层次的教材、教辅资料的编纂、配套的教学模式及课程设置等领域仍处在空白阶段，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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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西学中教材
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中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1955~1966年，共培养4700多名“西学中”学员，他们之中涌现了一大批成绩显著的科研工作者、临床医生，成为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专家。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建立完善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西学中”人才培训项目、教育计划在各院校得到广泛的开展，中医教材、中西医结合教材、20世纪的“西学中”教材都明显不适用于此时的教学需要，因此迫切需要编纂一套符合西学中教学要求、学生诉求及教育规律的教材。西学中教材的编写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首先在20世纪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融合现代研究及新的教育理念，尝试用西医听得懂的语言讲授中医，培养“西学中”人才，要“与时偕行，传承创新”，目前各院校均有教材编写成功的范例，但仍需深化和完善。无独有偶，师承教育的开展，是否也需要配套教材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中医药教育模式的多元化，不同类型的教材也将应运而生，但针对使用人群、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遵循人才培养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始终是这些教材编写的基本落脚点。
“与时偕行，传承创新”，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但其前景是广阔的，其意义是重大的。(姚鹏宇 张钟文), http://www.100md.com(姚鹏宇 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 张钟文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与时偕行”一语出自《易经》，意指顺应时宜而行其道。中医药教材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承创新，与时偕行”的历史，自《中医学概论》这一部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中医教材”的著作面世以来，中医药教材建设遵循中医学发展规律，融合时代成果，不断完善内容，逐渐丰富类别，创新发展学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遵循教育规律
中医药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学科背景、理论体系、治疗方式及发展历史，这也决定了其教育的特异性，传承、发展、创新是中医药教材建设的主轴，也是其客观规律所在。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9月23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支持编写一批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的核心课程教材”，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是中医药教材建设始终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医药教材要把握好传承和创新两大要点，体现中医学原创思维，融合现代中医药研究成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高中医药教育整体水平”一条明确指出：“建立以中医药课程为主线、先中后西的中医药类专业课程体系，增设中医疫病课程”，提出了“中学为主、为先、为体，西学为辅、为后、为用”的课程体系等一系列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的教育措施，这也决定了中医药教材中中医、西医内容的比重。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中医药教材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也是符合中医药教育事业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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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教材内容
1959年4月卫生部在成都召开编写中医教材计划和具体分工会议，会议决定由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五所中医院校负责《中国医学史讲义》《伤寒论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等近20部中医教材的编写，书稿完成后在1960年分别于上海、青岛、广州三地召开审查会议，决定将这套教材“作为当前中医学院和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教材”，这是中医药院校教材编纂的开始。2021年2月7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主编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十四五开局，中医药的教材编写迎来了新的时期。回溯对比既往的中医药教材，相较于1959年的教材，后续的教材内容不断更新，中医药各学科得到长足发展。《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基础学科概念不断明晰，名词术语日趋规范，并不断融入中医药现代化取得的显著成果，如中医体质学、治未病理论等内容；《伤寒论》《温病学》等经典学科及临床基础学科教材，深挖经典著作，丰富理论体系，梳理发展历史，教材质量显著提升；《中医内科学》等临床学科病种不断丰富，中西医结合，推动学科发展。如《中医内科学》从痞满到胃痞的论述，《中医基础理论》关于体质学、脉络学说、治未病思想等的论述，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建设，不断融入经典医籍及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萃取时代科研成果，借鉴现代医学先进内容，更新内容，丰富理论内涵，“与时偕行，传承创新”保证了中医药教育事业的活力，也促进中医药学术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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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创新教材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自20世纪50年代中医药院校教材出现以来，教材的品类不断丰富，新型创新教材不断涌现，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本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四五”规划教材(第一批)名单中教材就有98种，相较于1959年的教材增加了近5倍。而为适应新时期中医专业人才培养和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需求，除规划教材以外，创新教材也不断涌现，新世纪全国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实验中医学》《络病学》等，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创新教材《中医未病学》《瘟疫学》等，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中医体质学》等。推出新学科，编写新的规划教材和创新教材，对于繁荣中医药学术，展现学科发展成果，推动中医药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对于传统教材架构的丰富，从中医药伟大宝库宝贵经验的汲取升华，编写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瘟疫学》教材；还是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方针，推动学科交叉发展，遵循一贯的方向，推进中西医结合系列教材发展；或是基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成果，编写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教材，都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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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要用强大的科学体系来使中医药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中解脱出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中医文献馆教授宋知行等学者，就提出了应用量子理论帮助理解中医学“气”本质的观点，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韩金祥围绕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索研究，“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关键,建立中医实验技术体系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突破原有框架创立新学说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核心”，新时代的中医药发展，需要面对争议，在否定与肯定中不断完善，推出创新教材也是新时代中医药学发展的需求，是“与时偕行，传承创新”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建设的必然举措。
推出国际教材
中医药学是面向全人类的，中医药是要为全人类健康事业服务的，中医药国际化是中医药发展的大势，对于中医药而言，只有走出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更大的空间。要想让中医药堂堂正正地走出去，就需要用多种语言去介绍中医药，让多所大学院校去教授中医药，而在全球范围内推出规范化、标准化的国际教材，是实现中医药教育事业走出去的第一步，甚至最重要的一步。2018年由张伯礼院士担任总主编的“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的出版和发行，标志着中医学专业在全球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核心课程教材，也推动了全球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加快了中医药“走出去”的步伐。当然中医药国际教材的主体架构虽然已经建立，但其教材种类、内容、版本等仍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多语种的中医药教材、不同教育层次的教材、教辅资料的编纂、配套的教学模式及课程设置等领域仍处在空白阶段，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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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西学中教材
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中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1955~1966年，共培养4700多名“西学中”学员，他们之中涌现了一大批成绩显著的科研工作者、临床医生，成为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专家。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建立完善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西学中”人才培训项目、教育计划在各院校得到广泛的开展，中医教材、中西医结合教材、20世纪的“西学中”教材都明显不适用于此时的教学需要，因此迫切需要编纂一套符合西学中教学要求、学生诉求及教育规律的教材。西学中教材的编写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首先在20世纪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融合现代研究及新的教育理念，尝试用西医听得懂的语言讲授中医，培养“西学中”人才，要“与时偕行，传承创新”，目前各院校均有教材编写成功的范例，但仍需深化和完善。无独有偶，师承教育的开展，是否也需要配套教材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中医药教育模式的多元化，不同类型的教材也将应运而生，但针对使用人群、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遵循人才培养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始终是这些教材编写的基本落脚点。
“与时偕行，传承创新”，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但其前景是广阔的，其意义是重大的。(姚鹏宇 张钟文), http://www.100md.com(姚鹏宇 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 张钟文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