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者眼中的结核病治疗
在1990年～1993年间，美国纽约市共发生了13次结核病的严重暴发。1993年，纽约市卫生局修改了卫生法，规定卫生专员可以强迫疑似结核病患者接受检查，并完成直接监视下的治疗或者拘留治疗。当时，纽约市共有结核病患者约8000名，其中有4%接受了管制令。有传染性疾病的病人要住进医院，限制在有人看守的病房的标准隔离间内，与患肺病但未被拘留的其他病人住在一起。这一举措每年耗费200万美元。
在去年8月召开的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南非Stellenbosch大学生命伦理学组织的K.Moodley教授谈起了这一案例，并指出，发展国家缺乏相关法律条款。即使有法律条款，人道地实施这些法律条款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差。
据Moodley教授介绍，治疗耐药性结核病存在着挑战。伦理上关注的问题有：不能坚持治疗；拒绝治疗；保密；对医务人员的风险；孕妇使胎儿暴露于有潜在毒性的药物之中；分配的公正问题。在南非，对结核病是否应采取强制治疗是有争议的。强制性治疗中遭遇的伦理难题主要是，在控制耐多种药物的结核病中如何平衡社会的集体安康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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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主要累及穷人和虚弱的人，即生活在贫困中、生活在世界上卫生服务有缺陷的地区的脆弱人群，他们往往同时感染其他严重疾病(如艾滋病)。这使得有关结核病的研究，不仅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人权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上关于结核病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已有较大进展，而我国尚未涉及。
法国法兰西学院AnneFagot-Largeault教授在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指出，目前的事实是：①结核病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有效治疗和治愈结核病的药物已存在50余年，但全世界每年仍有约200万人死于结核病，500万人死于结核病和艾滋病合并感染。②结核病在所有国家都是穷人和弱者的疾病，这一事实使结核病研究和管理的伦理学除了医学层面外，还涉及政治和社会层面。③结核病与艾滋病在全世界交叉在一起，使医学挑战更为紧迫，伦理探究更为复杂。一位结核病合并艾滋病的病人说：“我们必须赋权于病人和社区。”他认为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脱贫、教育人民、传播知识，使穷人和弱者获得考虑、设计、规划和实施的技能；如何使病人和社区获得医学和伦理专业知识，实现与病人的文化整体性相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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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供应的短缺也反映出对社会公正的漠视。南非Witwatersrand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MaryEdginton和DonaldEnarson在会议上说，提供抗结核药物是国际DOTS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医疗卫生各个层次提供药物是公共卫生服务规划管理者的责任。如果治疗因得不到药物而中断，就可能导致治疗成功率降低、继续感染或对药物产生耐受性。这些后果对病人及其生活的社区都是非常严重的。但现实的情况是，病人往往得不到药物。农村来的儿童被诊断出结核病后，母亲带他到区级医院治疗，却被告知没有药物，下周再来。不能确保药物的获得反映出管理上的不善，弱者得不到药物治疗有违伦理规则。
如同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BrigitteGicquel博士在谈到欧盟资助的结核病伦理学项目时所说，像赫尔辛基宣言那样的国际准则已经有了，但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特点的不同国家进行临床试验时如何实施这些准则，则需要科学家、医生、卫生工作者、文化人类学者、哲学家和社区代表一起仔细考虑当地的情况。临床试验涉及结核病流行国家的人民，这些试验不应干扰正在进行的结核病控制规划，而应加强它们，提供增强抗结核病和脱贫的能力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 http://www.100md.com(管理员)
在去年8月召开的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南非Stellenbosch大学生命伦理学组织的K.Moodley教授谈起了这一案例，并指出，发展国家缺乏相关法律条款。即使有法律条款，人道地实施这些法律条款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差。
据Moodley教授介绍，治疗耐药性结核病存在着挑战。伦理上关注的问题有：不能坚持治疗；拒绝治疗；保密；对医务人员的风险；孕妇使胎儿暴露于有潜在毒性的药物之中；分配的公正问题。在南非，对结核病是否应采取强制治疗是有争议的。强制性治疗中遭遇的伦理难题主要是，在控制耐多种药物的结核病中如何平衡社会的集体安康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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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主要累及穷人和虚弱的人，即生活在贫困中、生活在世界上卫生服务有缺陷的地区的脆弱人群，他们往往同时感染其他严重疾病(如艾滋病)。这使得有关结核病的研究，不仅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人权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上关于结核病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已有较大进展，而我国尚未涉及。
法国法兰西学院AnneFagot-Largeault教授在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指出，目前的事实是：①结核病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有效治疗和治愈结核病的药物已存在50余年，但全世界每年仍有约200万人死于结核病，500万人死于结核病和艾滋病合并感染。②结核病在所有国家都是穷人和弱者的疾病，这一事实使结核病研究和管理的伦理学除了医学层面外，还涉及政治和社会层面。③结核病与艾滋病在全世界交叉在一起，使医学挑战更为紧迫，伦理探究更为复杂。一位结核病合并艾滋病的病人说：“我们必须赋权于病人和社区。”他认为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脱贫、教育人民、传播知识，使穷人和弱者获得考虑、设计、规划和实施的技能；如何使病人和社区获得医学和伦理专业知识，实现与病人的文化整体性相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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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供应的短缺也反映出对社会公正的漠视。南非Witwatersrand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MaryEdginton和DonaldEnarson在会议上说，提供抗结核药物是国际DOTS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医疗卫生各个层次提供药物是公共卫生服务规划管理者的责任。如果治疗因得不到药物而中断，就可能导致治疗成功率降低、继续感染或对药物产生耐受性。这些后果对病人及其生活的社区都是非常严重的。但现实的情况是，病人往往得不到药物。农村来的儿童被诊断出结核病后，母亲带他到区级医院治疗，却被告知没有药物，下周再来。不能确保药物的获得反映出管理上的不善，弱者得不到药物治疗有违伦理规则。
如同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BrigitteGicquel博士在谈到欧盟资助的结核病伦理学项目时所说，像赫尔辛基宣言那样的国际准则已经有了，但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特点的不同国家进行临床试验时如何实施这些准则，则需要科学家、医生、卫生工作者、文化人类学者、哲学家和社区代表一起仔细考虑当地的情况。临床试验涉及结核病流行国家的人民，这些试验不应干扰正在进行的结核病控制规划，而应加强它们，提供增强抗结核病和脱贫的能力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 http://www.100md.com(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