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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力:守护孩子的铿锵天使
     她是一名充满爱心的儿科医生,在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啼哭声中,她已经度过了20多个年头,孩子对她的称呼也从妈妈变为了婆婆;

    她还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走过被白血病病魔侵蚀的岁月,她的生命愈挫愈坚;

    她更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承接了多项广东省的科研课题并多次获奖。

    【人物名片】

    于力: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儿科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中华医学会广州市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妇幼保健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儿科肾脏病协会(IPNA)委员;广东省儿科肾脏病学会委员;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广东省《实用医学杂志》、《广东医学》编委。

    1997年至今,于力先后承担广东省科委、广东省医学科技基金、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广州医学院、广州市卫生局等10余项重点课题。在1996~2001年进行的“小儿肾病综合征中细胞因子的作用及临床研究”中,她的研究成果获得2001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以及2002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她本人曾在1999年度被广州市卫生局记三等功奖励;2001年度被授予广州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3年获第二届广东省巾帼科技创新带头人,被授予广东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5年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2006年3月获得“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称号。

    【人物•印象】

    “逮”住于力并不困难,不用外出开会的时候,她一定在病房或者门诊,不过要让她花一点时间来接受采访,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她每周二要在专家门诊呆上整整一天,这一天要看五六十个小病号,多的时候甚至有七八十人,忙得连抬头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按时下班和吃饭了;作为儿科主任,业务、医疗、管理、科研,一项也不能忽略;她还带了8个研究生,白天忙工作,晚上还要给学生修改论文、制订下一步的科研计划。

    在广州工作的9年时间里,她申请了广东省大大小小十几项科研项目,并且多次获奖。熟悉她的一位同事这样说道:“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那么多出来的那1个小时也一定会被她用在工作上,有时候真的无法想象——一个曾经的白血病患者,怎么能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在于力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给了她如此巨大的动力?“我想是因为我喜欢儿科吧,这是我的特色,我舍不得丢掉这个专业。”——于力对记者说这句话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而非豪迈的口号。

    其实,于力与其他医生并没有两样。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北人,如果不是一口乡音未改的普通话,不了解她的人常常会因为她娇小的身材和说话时婉转的语气,误以为她是在南方雨水滋润下长大的小家碧玉。她会在办公桌上放一瓶玉兰油,空闲时抹一抹;偶尔有空,五音不全的她也会去唱K,唱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喜欢。而当她穿上白大褂走进病房的时候,从她身上透露出的是朴素和平实。她曾经自嘲地说:“在儿科,需要的就是爱心,时间长了,我都变得有点婆婆妈妈了。”当她患白血病住院的时候,她也曾经绝望和流泪,“当时,我真的以为我回不来了”。当她回到家里,丈夫的关爱永远是她最幸福的港湾,“在我病好以后,家务活都是他做的,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谢他”。

    【人生画卷】

    儿科的爱心天使

    1983年,于力大学毕业后在河北当了一名儿科医生。儿科是一个永远没有安静的地方,家长急,小孩哭,但是作为医生,永远都要面带笑容。从参加工作到1996年赴广州工作,再到1997年被发现患有白血病,直至治愈后重新投入工作,于力已经记不清治愈了多少孩子,每一件事在她的眼里都很普通,她甚至无法说出从医这么多年来令她难忘的一件事,不过她的同事却向记者讲述了被于力“遗忘”的那些事情。

    儿科曾经有一位名叫黄敏的白血病患儿,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经过3年多的治疗,她的病情得到了完全缓解,眼看着幸福即将重新降临,然而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2005年也检查出患有白血病,阴云重新笼罩着这一家子。于力知道后,亲自带着小黄敏的父亲到血液科联系住院事宜,并安排护士长为他们提供了一处免费的住房,以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于力还带领科室的同事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买来了床单和蚊帐等生活用品。在小黄敏的父亲住院后,她还经常去血液科看望他,用自己战胜白血病病魔的经历来鼓励他振作精神,这令黄敏一家十分感动。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于力还曾经为家庭困难的患儿捐款;在天冷的时候,她总会把冷冰冰的仪器暖热之后再给孩子检查,这些细节看起来不足为奇,但是她的爱心却在这不经意间流露。

    一般来说,儿科的肾病患者只收治14岁以下的,年龄大的就应该转到肾内科,但是于力的病人却有15~16岁的,甚至还有18岁的,这些都是她的老病号,他们不愿意转走。于力说,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小孩叫她妈妈,现在的称呼已经改成了婆婆。时光荏苒,岁月的流逝让于力感慨万千,年轻的时候,日子简单而快乐,而现在,用一个字形容,除了“忙”还是“忙”。

    从中间力量到中坚力量

    忙,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的。

    1992年,于力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北医)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杨霁云教授。杨霁云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小儿肾脏病学专家,她曾经在亚洲小儿肾脏病学会担任理事。杨霁云教授的敬业和严谨给于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时,杨霁云教授白天出诊,晚上则逐字逐句地给学生修改论文、指导科研、制订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这让于力感触颇深(现在,作为硕士生导师的于力也和恩师一样,白天在医院忙碌,晚上则审阅学生的文章,常常工作到深夜)。

    杨霁云教授完全按照博士的标准来要求于力,这对于力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那时的她已经34岁,有家有小孩,而她的课题——《地塞米松对系膜细胞产生细胞因子的影响》在当时又非常前沿,于力不得已把所有的寒暑假全部“贡献”给了实验室,以至于回家都成了一种“奢侈”。1995年,于力的毕业论文被第六届亚洲国际儿科肾脏病会议组委会选中,获其资助赴香港参会并发言。出席此次大会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了多年的研究人员,只有两位学生,于力是其中之一。

    1996年,硕士毕业的于力被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广一医院)“挖”到手,来到儿科。那时广一医院的儿科,要么是刚刚工作的年轻医生,要么就是即将退休的老医生,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于力的到来,成为当时儿科惟一的“中间力量”。

    和于力一起来到广一医院的,是她从北医带来的价值十几万元的仪器和试剂。说起这些仪器和试剂,于力止不住有些兴奋。当时,北医有不少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从国外带回了一些先进的仪器,而那些被淘汰的旧仪器,甚至一些用了一半的试剂都成为于力“觊觎”的对象。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几位相熟的老师“讨要”,没想到老师竟然同意了。兴奋的她从中“淘”了不少宝贝,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老式电泳仪。后来在收拾行装准备托运到广州的时候,于力惊喜地发现,这些一点点收集来的仪器和试剂竟然装了整整3大箱。

    当时的广一医院儿科还没有实验室,于力四处打听,终于在一栋旧楼房里找到了一间空房,她把收集来的“瓶瓶罐罐”一一摆好,儿科实验室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虽然条件简陋,但是于力已经十分满足,因为她的课题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了。

    1997年,于力的科研课题“小儿肾病综合征中细胞因子的作用及临床研究”获得广东省医学科技基金的支持,这是她硕士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继续。为了这项课题,身患白血病的于力甚至用生命作为筹码。而该课题所取得的成果,获得了2001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和2002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并在各级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32篇,其中8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

    除了进行科研,于力还在广一医院儿科开展了多项新技术,例如进行难治性肾病和婴幼儿肾病肾穿刺活检,开展了急、慢性肾功能衰竭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疗法,并成功抢救了数十例小儿慢性肾功能衰竭并发肾小管酸中毒、尿毒症晚期患者,使广一医院在儿童肾脏病诊治方面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她还开展了3例“小儿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并获得成功。2005年,广一医院的儿科病床使用率为108%,而5年前,这个数字仅为69%。

    “记得我硕士毕业时,广一医院的领导曾经说,儿科缺乏中间力量,但是他们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中坚力量。”谈及这些年所取得的成果,于力这样评价自己,“我希望我达到了医院的要求。”

    白血病前不倒的铿锵玫瑰

    于力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日历,上面密密麻麻地做满了记号,她每天都有不少事情要做,让人很难想象,这位任何时候都精神抖擞的女性,曾经遭受过白血病的侵袭。

    那是她到广州工作刚刚一年的时候,严重的不适迫使她不得不放下工作去检查,而结果让人触目惊心——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当时,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完了。”身为医生,于力知道白血病意味着什么,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她的心里已经萌生出一丝绝望,“医院决定让我去北京治病,我想我肯定回不来了。”

    临走之前,于力把自己辛辛苦苦“攒”来的实验室好好整理了一番,然后把仪器、剩余的2万元科研经费都交给了同事;之后,她又一遍遍交待科里的医生,并且在电话机上贴了一张纸条:“假如有病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千万不要说我病了”——她觉得,医生既然是抗击病魔的战士,就不能成为它的俘虏。

    就这样,带着一点“一去不复返”的担忧,于力以病人的身份,回到了阔别不满2年的北京,住进了北医附属医院。她告诉记者,开始的时候,她的内心弥漫着颓废和绝望,但是那段时间,家人都到北京去照顾她,那份关心支撑着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曾经有人说过,凡是与死神斗争过的人都会十分珍惜生命,他们有的放弃工作和事业来保护脆弱的生命,有的则因为懂得了生命的宝贵而使它更有价值。于力选择了后者,她要做一个坚强的人。

    “是什么让你如此坚强呢?”

    “其实我就是觉得自己在北医学了那么多东西,如果还没有用就倒了,会很可惜。我不能这样,我想把它用到工作上。”于力的回答非常朴素。

    做完骨髓移植,于力一边接受化疗,一边为科里的一位医生修改论文,她自己也撰写了一篇医学综述,还参加了晋升副主任医师的计算机专业水平考试。面对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她在学习中寻找精神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

    骨髓移植手术后不到一年,于力便再三打报告要求上班,她说:“在家里呆着也没意思,有了工作反而更开心,所以我就回来了。”当时医院的领导顾及她的身体,安排她到科教科工作,并“严禁”她接触临床,避免感染,但是执拗的于力为了获得临床第一手数据,把这项禁令抛到了脑后。“这是我的‘特色’,我不想丢掉它。”就这样,在骨髓移植尚未到临床治愈期的时候,于力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儿科病房里……

    “如果哪一天他不做饭,我就不吃了”

    喜欢跑步、打球,偶尔还会去唱K,其实于力也有很多爱好。读书的时候,她曾经是一名短跑运动员,不过这位在班里跑得最快的女生,参加运动会却从来没有得过奖,但是于力对此并不遗憾,因为运动是她和爱人的“红娘”。

    偶尔,于力会回忆起当年大学校园里他们一起跑步和锻炼的情景,回忆花5元钱就能看一场电影的幸福时光,回味他们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爱情就在那点点滴滴中生长、漫延,历久弥醇,一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

    这20多年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或许磨蚀了他们之间的浪漫,但是默契却随着岁月滋生。今年的“三八”节,在广州医学院生理教研室做教授的爱人像往常一样,回家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没有庆贺节日的玫瑰花,于力觉得有一点委屈,但是爱人却“振振有辞”地说,“我给你做饭了,我支持你的工作,比玫瑰花更管用”。于力就这样不由自主地被幸福打败了,她说:“他的确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自从我病好以后,他很自觉地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如果哪一天他不做饭,我就不吃了!”看来,于力已经被“宠”坏了……

    采访结束时,已是中午12点多,但于力还是向病房走去。在她身后,有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孩,对着她坚毅的背影挥动着小手,露出灿烂无邪的笑容,或许,孩子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医生,正是守护自己的最美丽的铿锵天使。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1期(魏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