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复兴论》绪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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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3日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访问教授 李致重
《中医复兴论》于2004年1月由北京的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了。这是20年来本人在中医科学学、软科学领域若干专题研究的汇集。尽管出版时一些内容不得不忍痛割爱，然而让我最感安慰的是，中医“百年困惑”的原因及其轨迹，我终于搞明白了。20年里陪伴我的，有时代的逼迫，有思考的孤独，偶尔也有以哀兵之势在夹缝中孤军奋斗的悲愤情怀。一本书出版了，思考仍在继续。这一篇文字，称为《中医复兴论》绪余，算是继续思考的一个开头。
一、人类需要复兴中医
仅就学术而言，作为中华？后记”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的中医学，今天的的确确又一次面临着兴衰存亡的危急时刻。拯救中医于既倒，并使其逐步走向复兴，意义重大。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经济领域外，文化领域将是全球化的另一个主要战场。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复兴，对我们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中医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突破口，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中医与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在《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基础上，我国把中医与西医作为两个并列的主流医学，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国独有的优势，也是世界上至今最为先进的医疗卫生模式。2003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西医理论上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在诸多疾病治疗上无法自我克服的局限性，使西方社会经过不断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声愈来愈高涨。中国的中医在人类传统医学中，理论体系最成熟，医疗方法最丰富，临床疗效最可靠。中医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策略、方法得当，“中西医并重”可望成为整个人类医学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这将是中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中医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潜力的，在国际上最具特色、无可取代的知识经济产业。如果规划、管理得宜，中医药可望成为中国独有的、足以与我国工农业并驾齐驱的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
第六，对于中医的问题，“我们的面前明显地摆着两条路：不去勇敢地担当振兴中医的历史使命，那就只好去做历史的罪人”。当前至关重要的是，中国人首先必须把自己中医的事情办好。
二、学术现状不容乐观
2002年本人在“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一文中。曾概括地列举了我国中医发展中存在的10个问题：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二是“近代科学主义”，三是方法论的扭曲与贫困，四是具体做法与大政方针相悖，五是“亦西亦中”的中医教育，六是“西体中用”的中医科研，七是“日趋西化”的中医临床，八是“以西代中”的中医管理，九是固步自封的自我保护，十是草菅人命的拜金狂潮。这些问题导致的最大后果是，中医学术滑坡，人才匮乏。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的不少老中医(包括健在的邓铁涛先生在内)就频频发出“一代完人”的惊呼。担心在他们之后，能够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技能来看病的中医将越来越少。因为当着中医学由理论医学衰落为一种治病的经验之后，科学意义上的、可以与西医并重的中医也就“完了”。 直到今天，仍然有在不少人只承认中医是一种治疗经验，而不认识其理论的科学性，正是这种危险的写照。
20世纪80年代本人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工作期间，当时担任学会主要职务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副部长胡熙明等人都曾向我们交待：要注意考察、发现、造就一批熟练掌握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技能的中年临床家。那时候在北京，如刘志明、王绵之、方药中等人，属于老一辈临床家里的少壮派；而我们视野之内的55岁以下的临床家，如刘银洲、薛伯寿、何绍奇等人，在当时的中年人里所占的比例已经不大。而这一些人才，因为现行的中医院管理的“西化”倾向，后来陆续从中医临床第一线边缘化或者流失到境外。当今，这样的人才更可谓凤毛麟角、屈指难数了。
2003年的“非典”给我们留下了同样的启示：“中医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不容质疑，中医队伍辨证论治的水平令人堪忧”。2003年1月“非典”爆发之初，广东省中医界的学术反应是不够到位的。88岁的邓铁涛老先生亲临一线并坐阵指导，才迅速转为主动。“非典”传到北京，预防“非典”的中药“验方”一夜之间满天横飞，但第一位向中央请缨参与治疗的，竟然是90岁高龄的吕炳奎老先生。由3月至5月初，中医界反应平平，治疗上乏善举措。直到5月8日国务院吴仪副总理代表中央召开中医参与“非典”治疗的座谈会后，北京的中医才活跃了起来。20世纪50年代，刘志明领队在北京、沈阳、浙江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时，年仅30岁出头。在中医大学林立的今天，“非典”肆疟首都北京，有多少位敢于横刀立马的年轻的刘志明呢!
仅以近代西方传染病史为例：17-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者1.5亿多人，1918年死于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者2,500多万人。而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以后的二千多年里，中国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正是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与治疗，常常都在有限的范围与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即使像天花、麻疹、鼠疫、梅毒这一类恶性瘟疫，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像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那样，造成数千万人的重大死亡。因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历史，始终有着中医学的伴随。所以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中医不能丢”。
当代中医问题的重点在于学术。“虽有大楼，缺少大师；表面繁荣，学术萎缩；说中不中，似西非西”。“非典”中，老专家上阵、请缨的“畲太君挂帅”现象，既是当今中医界的一曲悲歌，也是中医后继乏人的真实写照。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中医学术的“百年困惑”，这当然与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科学曲折、坎坷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三、铸成“西化”中医不归路的过程
中至国中医的衰落，与明治维新时期居于日本主流医学地位一千二百多年的汉医(即中医)所遭受的命运，十分相似。甚至连中国“废止”、“改造”中医的办法，也几乎是从日本后生省负责人长与专斋那里照搬来的。然而这其中有一个铁的事实，因为投鼠忌器之虑，而长期讳莫如深。这就是困扰中医发展四十多年之久的“10.11批示”。
“10.11批示”在中医工作中出现，经过了一个复杂、曲折或者颇有戏剧性色彩的过程。
1929年，从日本留学西医回国的余云岫，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提交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全国中医界函电交驰、请愿集会、墨诛笔伐，“废止”案未敢通过。失败后，余云岫又于1950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提出了与当年日本的做法完全相同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草案”的核心还是从“近代科学主义”的观点出发--即用西方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评判中医的唯一标准。因而认为西医科学而中医不科学，中医只是治疗的经验而不承认其理论体系。当时卫生部王斌、贺诚两位副部长采纳了这个“草案”的精神，并于1952年起在全国实施。他们把“改造”换成了“中医科学化”的旗号，照样用大量西医基础医学的课程，来训练、考试(实为改造)当时的中医开业人员。在中医界一致反对声中，1954毛泽东主席说话了。
今天看来，如果当初毛泽东懂得中医和西医有着各自不同的科学标准，那就好了。而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是从行政的角度出发，把“改造”中医的做法简单地视之为西医人员的一种“宗派主义”倾向。所以他要求，今后“首先要西医学的习中医”，“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最终，还是采取行政措施，以撤销王斌、贺诚的副部长职务，宣告了“中医科学化”的收场。
可是，在医学领域的“近代科学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收场。1958年11月，卫生部将一份“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送到毛泽东的手中。这一次毛泽东看不到西医的“宗派主义”问题了，令他高兴的是“步步紧跟”。然而，毛泽东不会知道这只是“近代科学主义”另一种表现形式，背后的本质还是施原理原“改造”、“科学化”那一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这一“报告”大为称赞，动笔写下了长达二百多字的具体“批示”(即上面所称的“10.11批示”，见附件)。无可讳言，我懂得中医，不大懂政治，更没有能力或奢望去议论一位政治伟人。但是，在“批示”这一点上，不论毛泽东好心办错事，还是被“近代科学主义”所迷惑，而胜于雄辩的是，他错了。因为“批示”犹如保护“近代科学主义”的“上方宝剑”， 它使余云岫、王斌、贺诚等人想做的事，从此可以放心的付诸实践了。所以造成的客观结果是，毛泽东在中医问题上同日本当年的长与专斋起了相似的作用。与前两次的“废止”、“科学化”不同，这一次中医界除了“欢呼”，再没有别的声音。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集会反对呢，又能向谁去请愿呢!实事求是讲，“批示”的错误和危害在于：
第一，“10.11批示”讲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是，“批示”把“发掘、提高”这一“伟大的宝库”的任务，全部交给了西医出身仅仅学习两年中医的毛泽东所称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联系到他在1956年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设想，他事实上把“发掘、提高”中医和创造“新医学新药学”这样两项“宏伟”使命，一并交给了“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这样一来，无疑将50万大军的中医队伍从发展中医的使命中，彻底边缘化了。其中的名老中医自然变成了被研究、被整理、被提高的对象；中医学自然被置于被解释、被验证、被改造的困境之中。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对中医学达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的中医专家们，内心深处从来不认同这种做法。
第二，“批示”设想“两年”后的“1960年或1961年春”，全国就会有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而且“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然而到今天，二十多个“两年”过去，“高明”者何在，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新药学”又何在!而“批示”更大的危害在于，王斌、贺诚“改造”开业中医人员的“大量西医基础医学课程”，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医大学前期教育的必修课。这就从大学教育一开始，便动摇了青年学生的中医专业思想，使学生处于两种医学思维方式的冲突和困惑之中，到头来却没有把中医的科学真谛和临床技能真正学到手。
第三，“批示”造成了中医界在“继承与发扬关系问题”上的长期困扰和无休止的争论。60年代出现的“继承靠中医，发扬靠西医”的论调，即是把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割裂、对立起来之后，在中医学发展上的一种奇谈怪论。而今在中医科研工作上流行的“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割裂、对立的提法，同样是这一奇谈怪论的翻板。
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在科学发展中本来是一个统一体。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的演进。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在整个科学研究的方法上，本来就包括两大类--既有分析(还原)，也有综合(系统)。西医靠的是“分析方法”，中医靠的是“综合方法”；因此中医与西医两者，各自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的含义，压根儿各不相同。“批示”要以西医的“现代分析方法”把中医“统一”过去，中医当然不会认同。中医的科学规律所认同的，只能是“现代综合方法”，而非“现代分析方法”。
人类科学是多元性的；而科学方面的是非，也不是按历史的先与后来做评判的。况且，人是世界上物质属性最复杂的动物，所以人类医学也不能是一家之言、一个标准。
当然，“争论”也是必然的，正当的。这是中医的科学原理和科学家的良心，要求冲破“批示”的禁锢而表现的一种科学精神。
第四，“批示”是在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巅峰时期，以“遵照办理”，“不可等闲视之”的指令性、强制性形式，直接下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的。于是，这一“中医西医化”的“最高指示”，不仅迅速成为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指令性原则，而且从管理体制上，即机构、领导、人事、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的固定了下来。它不是《宪法》却超过了《宪法》，像“铁板上钉钉子”，彻底把中医学术逼上了“西化”的不归路。
1965年，毛泽东在卫生工作的“6.26指示”中针对中医教育说：“中医教育用不着收什么初中生、高中生，我看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接着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持续了多年的“自采、自种、自制、自用”的“中草药群众运动”。从而进一步把中医推向了后继乏人、乏术的崩溃边缘，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有名的“重灾区”。
中医问题长期以来之所以是“老、大、难”，就难在“西化”不归路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其中的难言之隐，难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不容动摇、不可逆转的管理体制上。将近半个世纪的“西化”之路走习惯了，今天讨论这一历史是非及其过程，也许一些青年人反而觉得不可思议、没有必要了呢。其实，这就是历史!
铸成“西化”中医不归路，相信并非毛泽东的初衷，而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所以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二者加以澄清，不要混淆，更莫盲从。
四、“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科学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1978年中共中央率先针对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酷事实，颁发了“1978.56号文件”。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因中医问题由中共中央颁发的“红头”文件。文件下达后，中医界的士气立即为之大振。与此因时，邓小平也特别提出：“要为中医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紧接着，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医才一步步迎来了春天。以后，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拨乱返正，1982年国家《宪法》总则中写进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一百年里劫难频仍的中医，从此有了自己国家最高法规的根本保证。作为这一历史的期盼者、见证人，仅仅用“无比喜悦”、“精神焕发”这样的语言，是不足以形容中医队伍当时那种激情的。
《宪法》总则中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近代科学主义”和“10.11批示”拨乱返正的结果。至今22年过去了，它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中西医并重”这一新时期我国卫生工作的总方针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突显出它的正确性、科学性。
第一，我国有中医和西医两个医学科学体系，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医学也是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两大类。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新药学”，只不过毛泽东当年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而已。我国虽然为此付出过不小的代价，但是至今并没有、也决不会有可以与中医和西医并存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而且，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团体，提出要创造什么“现代医学与传统相结合的医学”。其实，“中西医结合医学”如果真的在中国“形成了”，现在的中医和世界各国的西医，也都自然而然地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第二，在中医和西医并存的历史条件下，我国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西医结合”时，本来的意思就是要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尊重，两种医学相互配合，以发挥优势，提高疗效，共同服务于防病治病。准确地讲，“中西医结合”其实就是“中西医配合”或者“中西医合作”。它不是“发展中医的道路”， 也不是为了“西化”中医，更不是“独立的医学体系”。世界上西医最发达的欧美诸国，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他们当地的传统医学融化为西医。他们在防治疾病中感觉到西医的局限性时，往往最希望从“原汁原味”的中医学里得到帮助或补充。况且，“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西方即使不认识中医，也没有违反常识性道理，而向中国提出“西化”中医那种愚蠢的要求。所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特色”，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需要，也是全世界整个人类的需要。
第三，我国《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以及“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定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上也逐步产生了变化。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第56次大会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提出：支持各国使用传统医学，“并根。据本国情况将其纳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可见，我国《宪法》中这一规定，不仅是正确的、科学的，而且在世界上是超前的，是其它任何国家不可企及的。
五、对宪法原则和卫生工作方针的背离
1982年4月新《宪法》刚刚颁布之时，卫生部便立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返正、振兴中医的会议，被中医界视之为中医工作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医工作从此很快出现了一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崭新局面。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医的发展偏离了我国《宪法》和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的方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5年、“衡阳会议”召开11年之后，1993年12月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纪念会议。会议的主题，实际上被改为“纪念毛泽东为中医工作的‘10.11批示’发表35周年”。当年7月在该会议筹备期间，就曾有人提出过“两个凡是”的质疑，但这一正确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熟知中医坎坷历程的中、老年中医，对这次会议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隐忧：“西化”中医的思想路线，怎么又回潮了!在《宪法》和国家卫生工作总方针确定之后，隆重纪念这样一个过时的、对中医发展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批示”，明显是对改革开放大形势的背离，是对新时期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背离。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
第二，按照《宪法》和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要求，卫生部的职能早就应当调整。首先，卫生部不是“西医部”，中医局也不是“中西医结合局”。其次，卫生部在管理中医、西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的同时，更需要立足于整个中医、西医的事业、学术、管理之上，把“中西医配合”的工作统筹起来。然而从50年代起，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自身的工作，统统划归于卫生部中医司或以后的中医局来管。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职能划分无异于把“西化”中医和“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对立或矛盾，把发展中医和统筹“中西医合作”的繁重任务，全部压在小小的中医司或中医局的头上，令其举步唯艰。50年代如此，90年代亦如此。结果是，既耽误了中医的健康发展，又耽误了我国在防病治病上独具优势的“中西医配合”。
第三，具体管理法规与中西医工作的大政方针相悖。比如，198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199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都看不见中医的影子。这与我国把中医、西医并列为两个主流医学的医疗卫生格局相悖，与《宪法》和卫生工作总方针相悖，也是卫生部内部“自己打自己”的怪现象。“非典”防治中的种种窘状，与这些法规把中医“规”在了“公共卫生”体系之外，有一定的直接的关系。，
第四，80年代后期正是中医工作面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而“中医西医化”的管理思路却越来越明显。中医工作的兴旺景象迅速萎缩，改革势头明显减退。有些方面，比如中医科研工作，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几乎到了“全盘西化”的程度。李今庸老教授1998年针对中医教育问题，提出“培养自己掘墓人”的强烈呼吁，2001年8月邓铁涛、焦树德二位老教授在《现代教育报》撰文，提出“中医学院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的尖锐质疑，原因就在这里。
第五，有句名言说：“在没有科学的地方，愚昧就自称为科学”。随着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滑坡，在社会上种种消极因素影响之下，中医界伪科学、假科学猖獗，学术腐败现象严重。伪气。功、伪保健品、假医、假药，甚至用意卑劣的按摩、足疗、桑拿、美容等等，都打着中医中药的旗号招摇于市。而且，理据不足的绝招特技、误导民众的专科医疗、图财害命的专方专药、夸大其辞的广告宣传、质量低劣的报刊图书、思路枯竭的科研项目、自我吹嘘的学术成就、虚假不实的文凭学历、徒有其名的技术职称、蝇营狗苟的权术官僚等等，在高等学府(包括医疗、教学、管理部门)内屡见不鲜。这一切，严重地腐烂了中医队伍的肢体，破坏着中医的科学性、严肃性、圣洁性的形象，损害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前程。
六、中医复兴的好时机
上面谈到中医许多复杂的问题及其过程，为的是分清是非、明察原因。现在看来，中医问题的解决变得比以往比较容易了。只要以《宪法》和卫生工作总方针为准绳，抓落实、改官风、正学风，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改革力度，便可势如破竹、人心大振、形势一新。所以中医复兴，仍然大有希望。谨从学术自身而言，以下几点可能是中医复兴的突破口。。
第一，按照中医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内在逻辑特点，狠抓中医教育改革，是中医复兴的首要一环。
第二，从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彻底煞住“西化”中医不归路；并把学术的正本清源，作为当代中医发展的第一步。
第三，以中医“四大经典”为主要内容，对中、青年中医进行一次大补课，以提高其“中医理论基础上的临床辨证论治能力”。
第四，在中医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近代科学主义”，反对伪科学、假科学和种种学术腐败现象。以净化中医的医药市场，重树中医的社会形象；创造严肃和谐的学术氛围，提倡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不但丧失了国家主权，也患上了严重的文化自卑感。整个近、现代史，我们都不断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文化优越感，甚至连认识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愿都似乎丧失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足够的提升，民族自信心自然会取代文化自卑感，我们才能以平常心回过头来重新拥抱自己的优秀文化，真正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层素质，而非虚假的、浮夸的某种沙文主义的心态。”
吴清辉先生的一席话，揭开了一个世纪之谜，也令当代的中国人为之汗颜。在世界上普遍呼唤传统医学的当代，“西化”中医不归路的怪现象，偏偏出现在“中国文化圈”之内。其真正的原因，还是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自卑感。我们这一代人长期背负着文化自卑感的包袱，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今天终于不同了，我国正处于“民族自信心自然会取代文化自卑感”的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有《宪法》和卫生工作总方针作保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正是中医在中国复兴的好时机!
(附 “10.11批示”：“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自治区各办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名的理论家。此事情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1958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李致重)
《中医复兴论》于2004年1月由北京的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了。这是20年来本人在中医科学学、软科学领域若干专题研究的汇集。尽管出版时一些内容不得不忍痛割爱，然而让我最感安慰的是，中医“百年困惑”的原因及其轨迹，我终于搞明白了。20年里陪伴我的，有时代的逼迫，有思考的孤独，偶尔也有以哀兵之势在夹缝中孤军奋斗的悲愤情怀。一本书出版了，思考仍在继续。这一篇文字，称为《中医复兴论》绪余，算是继续思考的一个开头。
一、人类需要复兴中医
仅就学术而言，作为中华？后记”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的中医学，今天的的确确又一次面临着兴衰存亡的危急时刻。拯救中医于既倒，并使其逐步走向复兴，意义重大。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经济领域外，文化领域将是全球化的另一个主要战场。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复兴，对我们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中医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突破口，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中医与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在《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基础上，我国把中医与西医作为两个并列的主流医学，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国独有的优势，也是世界上至今最为先进的医疗卫生模式。2003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西医理论上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在诸多疾病治疗上无法自我克服的局限性，使西方社会经过不断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声愈来愈高涨。中国的中医在人类传统医学中，理论体系最成熟，医疗方法最丰富，临床疗效最可靠。中医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策略、方法得当，“中西医并重”可望成为整个人类医学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这将是中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中医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潜力的，在国际上最具特色、无可取代的知识经济产业。如果规划、管理得宜，中医药可望成为中国独有的、足以与我国工农业并驾齐驱的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
第六，对于中医的问题，“我们的面前明显地摆着两条路：不去勇敢地担当振兴中医的历史使命，那就只好去做历史的罪人”。当前至关重要的是，中国人首先必须把自己中医的事情办好。
二、学术现状不容乐观
2002年本人在“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一文中。曾概括地列举了我国中医发展中存在的10个问题：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二是“近代科学主义”，三是方法论的扭曲与贫困，四是具体做法与大政方针相悖，五是“亦西亦中”的中医教育，六是“西体中用”的中医科研，七是“日趋西化”的中医临床，八是“以西代中”的中医管理，九是固步自封的自我保护，十是草菅人命的拜金狂潮。这些问题导致的最大后果是，中医学术滑坡，人才匮乏。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的不少老中医(包括健在的邓铁涛先生在内)就频频发出“一代完人”的惊呼。担心在他们之后，能够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技能来看病的中医将越来越少。因为当着中医学由理论医学衰落为一种治病的经验之后，科学意义上的、可以与西医并重的中医也就“完了”。 直到今天，仍然有在不少人只承认中医是一种治疗经验，而不认识其理论的科学性，正是这种危险的写照。
20世纪80年代本人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工作期间，当时担任学会主要职务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副部长胡熙明等人都曾向我们交待：要注意考察、发现、造就一批熟练掌握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技能的中年临床家。那时候在北京，如刘志明、王绵之、方药中等人，属于老一辈临床家里的少壮派；而我们视野之内的55岁以下的临床家，如刘银洲、薛伯寿、何绍奇等人，在当时的中年人里所占的比例已经不大。而这一些人才，因为现行的中医院管理的“西化”倾向，后来陆续从中医临床第一线边缘化或者流失到境外。当今，这样的人才更可谓凤毛麟角、屈指难数了。
2003年的“非典”给我们留下了同样的启示：“中医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不容质疑，中医队伍辨证论治的水平令人堪忧”。2003年1月“非典”爆发之初，广东省中医界的学术反应是不够到位的。88岁的邓铁涛老先生亲临一线并坐阵指导，才迅速转为主动。“非典”传到北京，预防“非典”的中药“验方”一夜之间满天横飞，但第一位向中央请缨参与治疗的，竟然是90岁高龄的吕炳奎老先生。由3月至5月初，中医界反应平平，治疗上乏善举措。直到5月8日国务院吴仪副总理代表中央召开中医参与“非典”治疗的座谈会后，北京的中医才活跃了起来。20世纪50年代，刘志明领队在北京、沈阳、浙江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时，年仅30岁出头。在中医大学林立的今天，“非典”肆疟首都北京，有多少位敢于横刀立马的年轻的刘志明呢!
仅以近代西方传染病史为例：17-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者1.5亿多人，1918年死于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者2,500多万人。而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以后的二千多年里，中国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正是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与治疗，常常都在有限的范围与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即使像天花、麻疹、鼠疫、梅毒这一类恶性瘟疫，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像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那样，造成数千万人的重大死亡。因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历史，始终有着中医学的伴随。所以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中医不能丢”。
当代中医问题的重点在于学术。“虽有大楼，缺少大师；表面繁荣，学术萎缩；说中不中，似西非西”。“非典”中，老专家上阵、请缨的“畲太君挂帅”现象，既是当今中医界的一曲悲歌，也是中医后继乏人的真实写照。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中医学术的“百年困惑”，这当然与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科学曲折、坎坷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三、铸成“西化”中医不归路的过程
中至国中医的衰落，与明治维新时期居于日本主流医学地位一千二百多年的汉医(即中医)所遭受的命运，十分相似。甚至连中国“废止”、“改造”中医的办法，也几乎是从日本后生省负责人长与专斋那里照搬来的。然而这其中有一个铁的事实，因为投鼠忌器之虑，而长期讳莫如深。这就是困扰中医发展四十多年之久的“10.11批示”。
“10.11批示”在中医工作中出现，经过了一个复杂、曲折或者颇有戏剧性色彩的过程。
1929年，从日本留学西医回国的余云岫，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提交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全国中医界函电交驰、请愿集会、墨诛笔伐，“废止”案未敢通过。失败后，余云岫又于1950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提出了与当年日本的做法完全相同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草案”的核心还是从“近代科学主义”的观点出发--即用西方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评判中医的唯一标准。因而认为西医科学而中医不科学，中医只是治疗的经验而不承认其理论体系。当时卫生部王斌、贺诚两位副部长采纳了这个“草案”的精神，并于1952年起在全国实施。他们把“改造”换成了“中医科学化”的旗号，照样用大量西医基础医学的课程，来训练、考试(实为改造)当时的中医开业人员。在中医界一致反对声中，1954毛泽东主席说话了。
今天看来，如果当初毛泽东懂得中医和西医有着各自不同的科学标准，那就好了。而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是从行政的角度出发，把“改造”中医的做法简单地视之为西医人员的一种“宗派主义”倾向。所以他要求，今后“首先要西医学的习中医”，“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最终，还是采取行政措施，以撤销王斌、贺诚的副部长职务，宣告了“中医科学化”的收场。
可是，在医学领域的“近代科学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收场。1958年11月，卫生部将一份“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送到毛泽东的手中。这一次毛泽东看不到西医的“宗派主义”问题了，令他高兴的是“步步紧跟”。然而，毛泽东不会知道这只是“近代科学主义”另一种表现形式，背后的本质还是施原理原“改造”、“科学化”那一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这一“报告”大为称赞，动笔写下了长达二百多字的具体“批示”(即上面所称的“10.11批示”，见附件)。无可讳言，我懂得中医，不大懂政治，更没有能力或奢望去议论一位政治伟人。但是，在“批示”这一点上，不论毛泽东好心办错事，还是被“近代科学主义”所迷惑，而胜于雄辩的是，他错了。因为“批示”犹如保护“近代科学主义”的“上方宝剑”， 它使余云岫、王斌、贺诚等人想做的事，从此可以放心的付诸实践了。所以造成的客观结果是，毛泽东在中医问题上同日本当年的长与专斋起了相似的作用。与前两次的“废止”、“科学化”不同，这一次中医界除了“欢呼”，再没有别的声音。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集会反对呢，又能向谁去请愿呢!实事求是讲，“批示”的错误和危害在于：
第一，“10.11批示”讲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是，“批示”把“发掘、提高”这一“伟大的宝库”的任务，全部交给了西医出身仅仅学习两年中医的毛泽东所称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联系到他在1956年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设想，他事实上把“发掘、提高”中医和创造“新医学新药学”这样两项“宏伟”使命，一并交给了“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这样一来，无疑将50万大军的中医队伍从发展中医的使命中，彻底边缘化了。其中的名老中医自然变成了被研究、被整理、被提高的对象；中医学自然被置于被解释、被验证、被改造的困境之中。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对中医学达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的中医专家们，内心深处从来不认同这种做法。
第二，“批示”设想“两年”后的“1960年或1961年春”，全国就会有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而且“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然而到今天，二十多个“两年”过去，“高明”者何在，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新药学”又何在!而“批示”更大的危害在于，王斌、贺诚“改造”开业中医人员的“大量西医基础医学课程”，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医大学前期教育的必修课。这就从大学教育一开始，便动摇了青年学生的中医专业思想，使学生处于两种医学思维方式的冲突和困惑之中，到头来却没有把中医的科学真谛和临床技能真正学到手。
第三，“批示”造成了中医界在“继承与发扬关系问题”上的长期困扰和无休止的争论。60年代出现的“继承靠中医，发扬靠西医”的论调，即是把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割裂、对立起来之后，在中医学发展上的一种奇谈怪论。而今在中医科研工作上流行的“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割裂、对立的提法，同样是这一奇谈怪论的翻板。
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在科学发展中本来是一个统一体。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的演进。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在整个科学研究的方法上，本来就包括两大类--既有分析(还原)，也有综合(系统)。西医靠的是“分析方法”，中医靠的是“综合方法”；因此中医与西医两者，各自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的含义，压根儿各不相同。“批示”要以西医的“现代分析方法”把中医“统一”过去，中医当然不会认同。中医的科学规律所认同的，只能是“现代综合方法”，而非“现代分析方法”。
人类科学是多元性的；而科学方面的是非，也不是按历史的先与后来做评判的。况且，人是世界上物质属性最复杂的动物，所以人类医学也不能是一家之言、一个标准。
当然，“争论”也是必然的，正当的。这是中医的科学原理和科学家的良心，要求冲破“批示”的禁锢而表现的一种科学精神。
第四，“批示”是在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巅峰时期，以“遵照办理”，“不可等闲视之”的指令性、强制性形式，直接下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的。于是，这一“中医西医化”的“最高指示”，不仅迅速成为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指令性原则，而且从管理体制上，即机构、领导、人事、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的固定了下来。它不是《宪法》却超过了《宪法》，像“铁板上钉钉子”，彻底把中医学术逼上了“西化”的不归路。
1965年，毛泽东在卫生工作的“6.26指示”中针对中医教育说：“中医教育用不着收什么初中生、高中生，我看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接着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持续了多年的“自采、自种、自制、自用”的“中草药群众运动”。从而进一步把中医推向了后继乏人、乏术的崩溃边缘，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有名的“重灾区”。
中医问题长期以来之所以是“老、大、难”，就难在“西化”不归路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其中的难言之隐，难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不容动摇、不可逆转的管理体制上。将近半个世纪的“西化”之路走习惯了，今天讨论这一历史是非及其过程，也许一些青年人反而觉得不可思议、没有必要了呢。其实，这就是历史!
铸成“西化”中医不归路，相信并非毛泽东的初衷，而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所以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二者加以澄清，不要混淆，更莫盲从。
四、“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科学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1978年中共中央率先针对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酷事实，颁发了“1978.56号文件”。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因中医问题由中共中央颁发的“红头”文件。文件下达后，中医界的士气立即为之大振。与此因时，邓小平也特别提出：“要为中医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紧接着，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医才一步步迎来了春天。以后，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拨乱返正，1982年国家《宪法》总则中写进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一百年里劫难频仍的中医，从此有了自己国家最高法规的根本保证。作为这一历史的期盼者、见证人，仅仅用“无比喜悦”、“精神焕发”这样的语言，是不足以形容中医队伍当时那种激情的。
《宪法》总则中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近代科学主义”和“10.11批示”拨乱返正的结果。至今22年过去了，它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中西医并重”这一新时期我国卫生工作的总方针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突显出它的正确性、科学性。
第一，我国有中医和西医两个医学科学体系，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医学也是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两大类。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新药学”，只不过毛泽东当年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而已。我国虽然为此付出过不小的代价，但是至今并没有、也决不会有可以与中医和西医并存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而且，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团体，提出要创造什么“现代医学与传统相结合的医学”。其实，“中西医结合医学”如果真的在中国“形成了”，现在的中医和世界各国的西医，也都自然而然地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第二，在中医和西医并存的历史条件下，我国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西医结合”时，本来的意思就是要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尊重，两种医学相互配合，以发挥优势，提高疗效，共同服务于防病治病。准确地讲，“中西医结合”其实就是“中西医配合”或者“中西医合作”。它不是“发展中医的道路”， 也不是为了“西化”中医，更不是“独立的医学体系”。世界上西医最发达的欧美诸国，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他们当地的传统医学融化为西医。他们在防治疾病中感觉到西医的局限性时，往往最希望从“原汁原味”的中医学里得到帮助或补充。况且，“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西方即使不认识中医，也没有违反常识性道理，而向中国提出“西化”中医那种愚蠢的要求。所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特色”，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需要，也是全世界整个人类的需要。
第三，我国《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以及“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定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上也逐步产生了变化。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第56次大会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提出：支持各国使用传统医学，“并根。据本国情况将其纳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可见，我国《宪法》中这一规定，不仅是正确的、科学的，而且在世界上是超前的，是其它任何国家不可企及的。
五、对宪法原则和卫生工作方针的背离
1982年4月新《宪法》刚刚颁布之时，卫生部便立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返正、振兴中医的会议，被中医界视之为中医工作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医工作从此很快出现了一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崭新局面。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医的发展偏离了我国《宪法》和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的方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5年、“衡阳会议”召开11年之后，1993年12月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纪念会议。会议的主题，实际上被改为“纪念毛泽东为中医工作的‘10.11批示’发表35周年”。当年7月在该会议筹备期间，就曾有人提出过“两个凡是”的质疑，但这一正确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熟知中医坎坷历程的中、老年中医，对这次会议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隐忧：“西化”中医的思想路线，怎么又回潮了!在《宪法》和国家卫生工作总方针确定之后，隆重纪念这样一个过时的、对中医发展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批示”，明显是对改革开放大形势的背离，是对新时期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背离。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
第二，按照《宪法》和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要求，卫生部的职能早就应当调整。首先，卫生部不是“西医部”，中医局也不是“中西医结合局”。其次，卫生部在管理中医、西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的同时，更需要立足于整个中医、西医的事业、学术、管理之上，把“中西医配合”的工作统筹起来。然而从50年代起，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自身的工作，统统划归于卫生部中医司或以后的中医局来管。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职能划分无异于把“西化”中医和“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对立或矛盾，把发展中医和统筹“中西医合作”的繁重任务，全部压在小小的中医司或中医局的头上，令其举步唯艰。50年代如此，90年代亦如此。结果是，既耽误了中医的健康发展，又耽误了我国在防病治病上独具优势的“中西医配合”。
第三，具体管理法规与中西医工作的大政方针相悖。比如，198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199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都看不见中医的影子。这与我国把中医、西医并列为两个主流医学的医疗卫生格局相悖，与《宪法》和卫生工作总方针相悖，也是卫生部内部“自己打自己”的怪现象。“非典”防治中的种种窘状，与这些法规把中医“规”在了“公共卫生”体系之外，有一定的直接的关系。，
第四，80年代后期正是中医工作面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而“中医西医化”的管理思路却越来越明显。中医工作的兴旺景象迅速萎缩，改革势头明显减退。有些方面，比如中医科研工作，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几乎到了“全盘西化”的程度。李今庸老教授1998年针对中医教育问题，提出“培养自己掘墓人”的强烈呼吁，2001年8月邓铁涛、焦树德二位老教授在《现代教育报》撰文，提出“中医学院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的尖锐质疑，原因就在这里。
第五，有句名言说：“在没有科学的地方，愚昧就自称为科学”。随着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滑坡，在社会上种种消极因素影响之下，中医界伪科学、假科学猖獗，学术腐败现象严重。伪气。功、伪保健品、假医、假药，甚至用意卑劣的按摩、足疗、桑拿、美容等等，都打着中医中药的旗号招摇于市。而且，理据不足的绝招特技、误导民众的专科医疗、图财害命的专方专药、夸大其辞的广告宣传、质量低劣的报刊图书、思路枯竭的科研项目、自我吹嘘的学术成就、虚假不实的文凭学历、徒有其名的技术职称、蝇营狗苟的权术官僚等等，在高等学府(包括医疗、教学、管理部门)内屡见不鲜。这一切，严重地腐烂了中医队伍的肢体，破坏着中医的科学性、严肃性、圣洁性的形象，损害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前程。
六、中医复兴的好时机
上面谈到中医许多复杂的问题及其过程，为的是分清是非、明察原因。现在看来，中医问题的解决变得比以往比较容易了。只要以《宪法》和卫生工作总方针为准绳，抓落实、改官风、正学风，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改革力度，便可势如破竹、人心大振、形势一新。所以中医复兴，仍然大有希望。谨从学术自身而言，以下几点可能是中医复兴的突破口。。
第一，按照中医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内在逻辑特点，狠抓中医教育改革，是中医复兴的首要一环。
第二，从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彻底煞住“西化”中医不归路；并把学术的正本清源，作为当代中医发展的第一步。
第三，以中医“四大经典”为主要内容，对中、青年中医进行一次大补课，以提高其“中医理论基础上的临床辨证论治能力”。
第四，在中医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近代科学主义”，反对伪科学、假科学和种种学术腐败现象。以净化中医的医药市场，重树中医的社会形象；创造严肃和谐的学术氛围，提倡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不但丧失了国家主权，也患上了严重的文化自卑感。整个近、现代史，我们都不断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文化优越感，甚至连认识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愿都似乎丧失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足够的提升，民族自信心自然会取代文化自卑感，我们才能以平常心回过头来重新拥抱自己的优秀文化，真正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层素质，而非虚假的、浮夸的某种沙文主义的心态。”
吴清辉先生的一席话，揭开了一个世纪之谜，也令当代的中国人为之汗颜。在世界上普遍呼唤传统医学的当代，“西化”中医不归路的怪现象，偏偏出现在“中国文化圈”之内。其真正的原因，还是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自卑感。我们这一代人长期背负着文化自卑感的包袱，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今天终于不同了，我国正处于“民族自信心自然会取代文化自卑感”的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有《宪法》和卫生工作总方针作保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正是中医在中国复兴的好时机!
(附 “10.11批示”：“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自治区各办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名的理论家。此事情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1958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李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