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科领域辛勤耕耘的徐蔚霖
徐蔚霖，江苏吴县人，1919年生于上海。60多年来一直从事临床工作，曾任上海市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等。他创制的“茵陈冲剂”、“稚儿灵”等中成药制剂，己广泛应用于临床，疗效显著，曾获卫生部科技成果奖。他曾发表论文著述十余篇(部)，在临床上擅长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消化系统功能失调、急慢性肾炎、遗尿、性早熟等。
一场大病使他走上学习中医之路，并成为一辈子追求的事业……
徐蔚霖出生在旧上海一个从事棉纺业的企业主家庭中，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正当步入青年、在上海努力读书、为自己的学业和前程打基础的时候，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其胞妹罹患伤寒被夺去年轻生命，这使19岁的徐蔚霖受到沉重打击。不久，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他一家暂回老家居住，当地卫生条件很差，蚊蝇肆虐，使恶性疟疾、斑疹伤寒、肠伤寒等疾病流行，不幸的是徐蔚霖同时患上了这三种严重的疾病。高热、昏迷，命悬一线，家人几乎绝望。他的父亲守护床榻、数日不离，延医诊治，毫不放松。在中医诊疗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努力下，硬是把徐蔚霖从死亡边缘上给拉了回来。在生死线上挣扎时中医药所发挥的神奇功效，给徐蔚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徐蔚霖回到上海养病，在同学的介绍下去旁听中医课程，慢慢他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把自己想学中医的想法告诉父母。父母语重心长地说：“做人要像个人，做医生要像个医生。”这句话成了徐蔚霖一生遵循的为人为医准则。他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和叮咛，在中医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和理论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先生以他从事中医近60年的切身经历告诉人们：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方向，要“与时俱进、与世同乐、与人共寿”。他总结的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循序渐进、厚积薄发、淡泊名利等经验，为年轻一代中医人提供了有益借鉴。
不懂辨证论治的中医只能是半个医生。
徐蔚霖以自己的体会，认为学习中医要过好“三关”。一是正确领会中医独有的体系和丰富内容，不能用生理学、现代医学的知识去解读中医的名词术语。二是要用历史观、整体观来理解中医。三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中医的发展，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和灵魂。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徐蔚霖认为在继承中医学传统的过程中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做指导，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问题，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的基础上必须有所创新。蔚霖先生在实践中努力做到运用古方治今病时，在领会原意的前提下做到知常达变。先生同时也认为中医学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和支持，现代医学的理论与中医理论有互通之处，中西医结合的精髓在于洋为中用、衷中参西。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的、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医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医学。
二是强调“知其要者，阴阳而已”的对立统一观。
徐蔚霖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不明阴阳则无以晓医理。阴阳是辨证之总纲，查色按脉必先辨阴阳，诊病查病的每一步都涉及到对阴阳平衡的评估，不可不加以重视，治病之要在于“视其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平阳秘”是诊疗之根本，是医者、患者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之所在。他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题目为“阴阳学说与儿科临床实践体会”的论文中，对阴阳的概念有三点归纳：(1)它是客观存在且具有整体观的。(2)它是对立统一的，可运动性地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3)在不同时间、环境、条件的前提下，其含义也具有不同的内容。这些是先生实践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发展变化观点的结晶，有不少是创新思维方式所取得的成果。
三是遵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辨证观。
先生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之特点和精华。中医学的“病”是人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与结果，“症”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特征，包括患者的客观表述和医者所收集的临床资料，是外在的表现，为“标”。“证”则是将“望、问、闻、切”四诊收集到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的概括，是疾病的本质，是“本”。诊病过程即是一个由标及本的过程，应当究其本质而为之。辨证论治是中医处理疾病的程序和方法，辨证的过程也是疾病与治疗手段相抗争的过程，是动态发展的，不同的发病过程要随时辨、随时论、因时因地、随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辨证。在立方处方时既注意到人体内外环境的联系和统一性，也要注意到个体体质的差异，只有真正做到发展地辨证，才能真正体现一病多方、多病一方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先生强调同证同治、异证异治为临床立法用药之总纲，“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临证时须全面精查，灵活应用，慎密掌握，不可执一方以论病论方，儿科用药以轻灵精细为佳。(张建中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一场大病使他走上学习中医之路，并成为一辈子追求的事业……
徐蔚霖出生在旧上海一个从事棉纺业的企业主家庭中，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正当步入青年、在上海努力读书、为自己的学业和前程打基础的时候，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其胞妹罹患伤寒被夺去年轻生命，这使19岁的徐蔚霖受到沉重打击。不久，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他一家暂回老家居住，当地卫生条件很差，蚊蝇肆虐，使恶性疟疾、斑疹伤寒、肠伤寒等疾病流行，不幸的是徐蔚霖同时患上了这三种严重的疾病。高热、昏迷，命悬一线，家人几乎绝望。他的父亲守护床榻、数日不离，延医诊治，毫不放松。在中医诊疗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努力下，硬是把徐蔚霖从死亡边缘上给拉了回来。在生死线上挣扎时中医药所发挥的神奇功效，给徐蔚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徐蔚霖回到上海养病，在同学的介绍下去旁听中医课程，慢慢他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把自己想学中医的想法告诉父母。父母语重心长地说：“做人要像个人，做医生要像个医生。”这句话成了徐蔚霖一生遵循的为人为医准则。他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和叮咛，在中医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和理论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先生以他从事中医近60年的切身经历告诉人们：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方向，要“与时俱进、与世同乐、与人共寿”。他总结的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循序渐进、厚积薄发、淡泊名利等经验，为年轻一代中医人提供了有益借鉴。
不懂辨证论治的中医只能是半个医生。
徐蔚霖以自己的体会，认为学习中医要过好“三关”。一是正确领会中医独有的体系和丰富内容，不能用生理学、现代医学的知识去解读中医的名词术语。二是要用历史观、整体观来理解中医。三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中医的发展，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和灵魂。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徐蔚霖认为在继承中医学传统的过程中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做指导，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问题，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的基础上必须有所创新。蔚霖先生在实践中努力做到运用古方治今病时，在领会原意的前提下做到知常达变。先生同时也认为中医学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和支持，现代医学的理论与中医理论有互通之处，中西医结合的精髓在于洋为中用、衷中参西。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的、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医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医学。
二是强调“知其要者，阴阳而已”的对立统一观。
徐蔚霖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不明阴阳则无以晓医理。阴阳是辨证之总纲，查色按脉必先辨阴阳，诊病查病的每一步都涉及到对阴阳平衡的评估，不可不加以重视，治病之要在于“视其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平阳秘”是诊疗之根本，是医者、患者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之所在。他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题目为“阴阳学说与儿科临床实践体会”的论文中，对阴阳的概念有三点归纳：(1)它是客观存在且具有整体观的。(2)它是对立统一的，可运动性地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3)在不同时间、环境、条件的前提下，其含义也具有不同的内容。这些是先生实践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发展变化观点的结晶，有不少是创新思维方式所取得的成果。
三是遵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辨证观。
先生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之特点和精华。中医学的“病”是人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与结果，“症”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特征，包括患者的客观表述和医者所收集的临床资料，是外在的表现，为“标”。“证”则是将“望、问、闻、切”四诊收集到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的概括，是疾病的本质，是“本”。诊病过程即是一个由标及本的过程，应当究其本质而为之。辨证论治是中医处理疾病的程序和方法，辨证的过程也是疾病与治疗手段相抗争的过程，是动态发展的，不同的发病过程要随时辨、随时论、因时因地、随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辨证。在立方处方时既注意到人体内外环境的联系和统一性，也要注意到个体体质的差异，只有真正做到发展地辨证，才能真正体现一病多方、多病一方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先生强调同证同治、异证异治为临床立法用药之总纲，“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临证时须全面精查，灵活应用，慎密掌握，不可执一方以论病论方，儿科用药以轻灵精细为佳。(张建中 上海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