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认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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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
孟庆云 中国中医研究院
《黄帝内经》对生命特征的认识和疾病理论的建立，是其书作者们的认识思维观念和认识方法的体现。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象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重视“悟”的直觉思维方法和辩证的认识论。
一、象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早在先秦之际，就把“象”这个具体言动物的词义，演为形状或形于外之所见了。例如“象貌”、“画象”、“形象”、“气象”、“星象”等，这也表明，人们把感觉所见作为获得知识或认识的第一个环节。这种感觉之所见是现象。《韩非子·解老》又把意想的事物称为意象，“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这是把认识和思维联系起来，把现象发展为意象。《周易·系辞》言，“圣人立象以尽意”。《庄子·天道》以意象为形象思维的高级阶段，“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书也不可以言传也。”意象已经超越形象创造和语言描述了。它既不是现象，也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二者的综合，具有概括和形象性的特点。古人所云之意造之象、意中之象、有意之象等皆是。象还包括法象，取法于现象或取法于意象之象皆谓法象。如《周易·系辞上》之“象也者，像此者也。”
古人认识事物、探讨事物都是从“象”开始。《周易》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对“象”的阐述遂为最基本的观念和内容。《周易》言象，包括现象、意象、法象。例如在《系辞》中“天垂象”、“在天成象”、“仰则观象于天”、“见乃谓之”指的是现象；“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失得之象”、“进退之象”、“昼夜之象”等是意象；而“天垂象圣人则之”、“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以及“象也者，像此者也”是为法象。《周易》论的同时又推数，把通过观卦象以认识规律(定数)称为“象以定数”，又以数作为象的表征，即“数以征象”。这种象数之学，随着西汉经学的发展称盛一时，以至汉代人处处言象。象数的推演遂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过程理论化的一种助力。《内经》的作者们以此把象的观念和中医学的理论结合，例如和脏腑相结合便形成了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导源于脏腑之解剖所见。对脏腑器官的认识是从解剖所见的现象开始，最早是解剖了动物，中外都是如此。《韩诗外传》说人的肢节“其肢体之具，与禽兽同节”；在西方，古罗马之名医盖伦在解剖猴体之后说是“猴是人的可笑的复本”。可以说，人体解剖学与比较解剖学是同时起步的。《灵枢·经水》篇记载了八尽之士“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由是而论，对脏腑的基本认识是现象。
认识了解剖现象之后，还要进一步了解其功能，以及此脏腑与环境的关系。例如肺主呼吸，肺与秋季有密切关系；心主血脉，与夏季相联系。这就运用了意象和法象，通过想象和取类比象增益了象征功能、属性、时间、方位等，以现象为基，又有意象和法象的内容，把脏腑提升为藏象了。如《素问·刺禁论》所言“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布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旁，中有小心。”在这里“七节之旁，中有小心”，讲的是解剖位置的器官，是现象；“心布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是对四脏腑功能的意象；而“肝生于左，肝藏于右”，是以其在洛书的位置，取法于自然的升降论说肝肺功能的要害，是法象。这样，把脏腑和象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就构建了超越解剖学的理论，《内经》称此为藏象。与此相同，《内经》中的经络也是同藏象一样，援象的思维而构建的。《素问·经脉别论》直言太阳经为太阳藏，少阳经为少阳藏，分别法象三阳和一阳。
中医由象思维参与构建的藏象论与西医学以解剖学所论的脏腑器官有很大的不同。脏讲的是脏腑的象的规律，除有解剖之现象外，还有意象、法象等包括功能、时间、方位等的内容。而西医学的脏腑器官仅显示其空间结构。前者与自然整体有联系，有时间、方位等因素，是超乎形象的认识世界，后者则无。这也是中西医学之分野之一。
二、重视“意”或“悟”的认识方式
先秦诸子百家把灵感、顿悟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和境界。《管子·心术》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认为通过主体内省的直觉体验，可引发出有所创新的智慧。战国末期的荀子也强调 “心有征知”，“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通过“悟”的启发、觉醒来对感觉经验进行理性加工，获得认识。先秦的道家则认为靠“致虚极、守静笃”能产生灵感，进一步悟出玄妙，达到“众妙之门”。庄子把超越法度的思维称为“意”，他在《庄子·天道》中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先秦诸家在认识论上虽有强调思、悟、意的不同，甚至道家之论带有神秘色彩，但都是强调或重视直觉的认识方法。《内经》一书中，很强调或重视“意”或“悟”的认识方式。例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的“以意和之”，《素问·金匮真言论》之“藏之心意，合于心精”等皆是对庄子“意”的认识论在医学的开拓。《素问·八正神明论》用歧伯之语阐述“悟”的重要性和特征：“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失，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说高明的医生，靠其“独悟”可达到“独见”、“独明”的境界。《内经》言“意”、言“悟”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后汉书·郭玉传》记述了当时名医郭玉的话：“医之为言意也，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由此“医者意也”成为医界之名言隽语了。
三、辩证的认识论
《内经》除讲求中和及阴阳之辩证外；又以其恒动观念、讲联系、重参验展示了它辩证的认识论特征。《内经》的恒动观念是《周易》易变思想在医学中的体现。《易纬·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汉代郑玄在《易赞》及《易论》中皆言“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系辞》也多论变易为万物之恒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之为常道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内经》就是以这种变易观念认识宇宙万物和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而成为恒动观念的。它认为一切物质，包括整个自然界，人体，都是永恒地运动而无休止的。《素问·天元纪大论》说：“所以欲知天地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又认为天地永恒而有规律的运动，是宇宙变化无穷的根源，表现为动静、升降出入和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等运动形式，在人则有呼吸、脉动以及生、长、壮、老、已的相应。《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了运动的永恒性“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内经》的恒动观念，对于阐述人体健康和疾病，既是观念，也是方法。
《内经》认识论所讲的联系，不仅是五脏六腑经络与肢节器官体表联系，还与天地相联系，是天人合一的宇宙系统论在医学的体现。
战国以后，出现了多种宇宙结构的论说，如《周易·系辞》的天、地、人三才，《管子》的四时五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以五方排列的天干、地支、二十八宿、五行、五星、五色、四兽、四季、九天系列等，但其共同的一点，即天地为大系统，人为小宇宙。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横向的特点，这种特点使中国古代科学家、思想家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动作方式，偏重探查事物的形式联系，而轻视事物的形质内涵，因而以原始的方式涉及了一些横断科学的内容，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等基本原理。古代讲联系的认识传统都能在《内经》中的一些论述中反映出来。《灵枢·逆顺肥瘦》篇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启迪医生在诊治疾病时，也要重视天时地理之变。《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讲人身是一个小宇宙，与大宇宙信息有联系。这种“通应”的思想，又使《内经》的一些作者认识到人体的局部有全身的信息，如《灵枢·五色》篇，记述人的面部有五脏六腑的信息，《灵枢·大惑论》记述人的眼睛有五脏信息，《灵枢·师传》描述人的身形和脏腑的关系，在诊断上可以“以身形候脏腑”。当代称此为“全息”，这是由联系性的认识思维形成的。是祖国医学对人体科学的一大发现。
重参验是《内经》认识论的辩证特征的重要体现。“参验”一语是先秦思想家韩非用以检验认识正确性的一种方法。“参”是比较，“验”是验证。“参验”是通过考查比较，对认识进行验证。在韩非以前的《庄子·天下》篇就提出“以参为验”，《楚辞·惜往昔》也言“弗参验以考实，远迁臣而弗思”，认为参验的目的是为了考实，去伪存真。韩非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此参验是“参伍之验，是把各种情况进行分类排列，比较研究，分析验证。此参验之语在西汉初已很流行，例如，汉武帝也曾说：“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汉书·董仲舒传》)这种讲求验证，重视认识和事实的一致性被《内经》接受和发扬，并多次提及，例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对于医学来说，其理论以诊治的实践效果来检验，这是最重最合适的。《内经》的参验认识，促进了医学研究的发展
《黄帝内经》对生命特征的认识和疾病理论的建立，是其书作者们的认识思维观念和认识方法的体现。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象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重视“悟”的直觉思维方法和辩证的认识论。
一、象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早在先秦之际，就把“象”这个具体言动物的词义，演为形状或形于外之所见了。例如“象貌”、“画象”、“形象”、“气象”、“星象”等，这也表明，人们把感觉所见作为获得知识或认识的第一个环节。这种感觉之所见是现象。《韩非子·解老》又把意想的事物称为意象，“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这是把认识和思维联系起来，把现象发展为意象。《周易·系辞》言，“圣人立象以尽意”。《庄子·天道》以意象为形象思维的高级阶段，“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书也不可以言传也。”意象已经超越形象创造和语言描述了。它既不是现象，也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二者的综合，具有概括和形象性的特点。古人所云之意造之象、意中之象、有意之象等皆是。象还包括法象，取法于现象或取法于意象之象皆谓法象。如《周易·系辞上》之“象也者，像此者也。”
古人认识事物、探讨事物都是从“象”开始。《周易》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对“象”的阐述遂为最基本的观念和内容。《周易》言象，包括现象、意象、法象。例如在《系辞》中“天垂象”、“在天成象”、“仰则观象于天”、“见乃谓之”指的是现象；“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失得之象”、“进退之象”、“昼夜之象”等是意象；而“天垂象圣人则之”、“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以及“象也者，像此者也”是为法象。《周易》论的同时又推数，把通过观卦象以认识规律(定数)称为“象以定数”，又以数作为象的表征，即“数以征象”。这种象数之学，随着西汉经学的发展称盛一时，以至汉代人处处言象。象数的推演遂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过程理论化的一种助力。《内经》的作者们以此把象的观念和中医学的理论结合，例如和脏腑相结合便形成了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导源于脏腑之解剖所见。对脏腑器官的认识是从解剖所见的现象开始，最早是解剖了动物，中外都是如此。《韩诗外传》说人的肢节“其肢体之具，与禽兽同节”；在西方，古罗马之名医盖伦在解剖猴体之后说是“猴是人的可笑的复本”。可以说，人体解剖学与比较解剖学是同时起步的。《灵枢·经水》篇记载了八尽之士“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由是而论，对脏腑的基本认识是现象。
认识了解剖现象之后，还要进一步了解其功能，以及此脏腑与环境的关系。例如肺主呼吸，肺与秋季有密切关系；心主血脉，与夏季相联系。这就运用了意象和法象，通过想象和取类比象增益了象征功能、属性、时间、方位等，以现象为基，又有意象和法象的内容，把脏腑提升为藏象了。如《素问·刺禁论》所言“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布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旁，中有小心。”在这里“七节之旁，中有小心”，讲的是解剖位置的器官，是现象；“心布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是对四脏腑功能的意象；而“肝生于左，肝藏于右”，是以其在洛书的位置，取法于自然的升降论说肝肺功能的要害，是法象。这样，把脏腑和象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就构建了超越解剖学的理论，《内经》称此为藏象。与此相同，《内经》中的经络也是同藏象一样，援象的思维而构建的。《素问·经脉别论》直言太阳经为太阳藏，少阳经为少阳藏，分别法象三阳和一阳。
中医由象思维参与构建的藏象论与西医学以解剖学所论的脏腑器官有很大的不同。脏讲的是脏腑的象的规律，除有解剖之现象外，还有意象、法象等包括功能、时间、方位等的内容。而西医学的脏腑器官仅显示其空间结构。前者与自然整体有联系，有时间、方位等因素，是超乎形象的认识世界，后者则无。这也是中西医学之分野之一。
二、重视“意”或“悟”的认识方式
先秦诸子百家把灵感、顿悟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和境界。《管子·心术》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认为通过主体内省的直觉体验，可引发出有所创新的智慧。战国末期的荀子也强调 “心有征知”，“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通过“悟”的启发、觉醒来对感觉经验进行理性加工，获得认识。先秦的道家则认为靠“致虚极、守静笃”能产生灵感，进一步悟出玄妙，达到“众妙之门”。庄子把超越法度的思维称为“意”，他在《庄子·天道》中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先秦诸家在认识论上虽有强调思、悟、意的不同，甚至道家之论带有神秘色彩，但都是强调或重视直觉的认识方法。《内经》一书中，很强调或重视“意”或“悟”的认识方式。例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的“以意和之”，《素问·金匮真言论》之“藏之心意，合于心精”等皆是对庄子“意”的认识论在医学的开拓。《素问·八正神明论》用歧伯之语阐述“悟”的重要性和特征：“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失，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说高明的医生，靠其“独悟”可达到“独见”、“独明”的境界。《内经》言“意”、言“悟”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后汉书·郭玉传》记述了当时名医郭玉的话：“医之为言意也，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由此“医者意也”成为医界之名言隽语了。
三、辩证的认识论
《内经》除讲求中和及阴阳之辩证外；又以其恒动观念、讲联系、重参验展示了它辩证的认识论特征。《内经》的恒动观念是《周易》易变思想在医学中的体现。《易纬·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汉代郑玄在《易赞》及《易论》中皆言“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系辞》也多论变易为万物之恒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之为常道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内经》就是以这种变易观念认识宇宙万物和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而成为恒动观念的。它认为一切物质，包括整个自然界，人体，都是永恒地运动而无休止的。《素问·天元纪大论》说：“所以欲知天地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又认为天地永恒而有规律的运动，是宇宙变化无穷的根源，表现为动静、升降出入和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等运动形式，在人则有呼吸、脉动以及生、长、壮、老、已的相应。《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了运动的永恒性“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内经》的恒动观念，对于阐述人体健康和疾病，既是观念，也是方法。
《内经》认识论所讲的联系，不仅是五脏六腑经络与肢节器官体表联系，还与天地相联系，是天人合一的宇宙系统论在医学的体现。
战国以后，出现了多种宇宙结构的论说，如《周易·系辞》的天、地、人三才，《管子》的四时五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以五方排列的天干、地支、二十八宿、五行、五星、五色、四兽、四季、九天系列等，但其共同的一点，即天地为大系统，人为小宇宙。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横向的特点，这种特点使中国古代科学家、思想家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动作方式，偏重探查事物的形式联系，而轻视事物的形质内涵，因而以原始的方式涉及了一些横断科学的内容，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等基本原理。古代讲联系的认识传统都能在《内经》中的一些论述中反映出来。《灵枢·逆顺肥瘦》篇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启迪医生在诊治疾病时，也要重视天时地理之变。《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讲人身是一个小宇宙，与大宇宙信息有联系。这种“通应”的思想，又使《内经》的一些作者认识到人体的局部有全身的信息，如《灵枢·五色》篇，记述人的面部有五脏六腑的信息，《灵枢·大惑论》记述人的眼睛有五脏信息，《灵枢·师传》描述人的身形和脏腑的关系，在诊断上可以“以身形候脏腑”。当代称此为“全息”，这是由联系性的认识思维形成的。是祖国医学对人体科学的一大发现。
重参验是《内经》认识论的辩证特征的重要体现。“参验”一语是先秦思想家韩非用以检验认识正确性的一种方法。“参”是比较，“验”是验证。“参验”是通过考查比较，对认识进行验证。在韩非以前的《庄子·天下》篇就提出“以参为验”，《楚辞·惜往昔》也言“弗参验以考实，远迁臣而弗思”，认为参验的目的是为了考实，去伪存真。韩非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此参验是“参伍之验，是把各种情况进行分类排列，比较研究，分析验证。此参验之语在西汉初已很流行，例如，汉武帝也曾说：“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汉书·董仲舒传》)这种讲求验证，重视认识和事实的一致性被《内经》接受和发扬，并多次提及，例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对于医学来说，其理论以诊治的实践效果来检验，这是最重最合适的。《内经》的参验认识，促进了医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