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体系不能脱离哲学
http://www.100md.com
2007年7月30日
王维峰 薛 聆 山西中医学院
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但目前关于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论述颇多，而且众说不一，甚至有人主张中医要脱离某些传统的经典著作和传统哲学。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医学的多学科性质和它与中国古代哲学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明确中医学所面临的问题，把握中医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具有多学科性质并与古代哲学关系密切
我们要认识中医学首先应该了解中医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学科性质，从它的成长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轨迹。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秦汉之际，其标志就是《黄帝内经》，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自身的产生背景，是医学和社会科学及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首要基础便是古代解剖知识和当时大量的医学成就及医学实践经验，《黄帝内经》认为要进行医学研究就必须重视人体的形态结构，所以在《黄帝内经》中有大量解剖知识的记载，尤其是脏腑形态的描述与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是中医藏象学说形成的基础。如果没有解剖知识，完全不了解脏腑器官的位置、形态及其相互关系，而试图确定脏腑名称，或凭空推断脏腑的生理功能及其病理变化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医学的哲学态度。同时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基于当时大量的医学实践和医疗成就，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疾病及人与疾病的斗争，当然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就会不断地积累。如在《易经》、《诗经》、《左传》、《山海经》等著作中就有大量的医学方面的记载，表明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相当深刻而广泛的认识，这些医学经验和医疗成就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单纯依据于上述医学知识，还不足以产生一种完善的医学体系，第一是由于当时条件以及认识水平的局限，人类不可能有具体和深入的认识，因此必须借助于当时较为发达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理论作为工具，从另一个角度促进自身的认识；第二从科学的结构而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不可能与其他学科完全隔离。所幸的是，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种文化学术流派、哲学学派进行了广泛的争鸣和交流，呈现出“诸子蜂起”的繁荣景象，这又为中医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和哲学学科的基础。如《周易系辞》中“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学整体观念产生的基础，老庄“阴阳调平，以平为期”的思想也恰好是中医治疗思想的理论源泉。反过来，中医学中某些理论的内涵，又远远超越了医学之囿。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等等，除了有其医学的一面外，更有其哲学和人文学方面的内涵。
此外，中医学还广泛地吸纳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天文、气象、历法、物候、兵法等多学科知识，将其有机地与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并对各学科知识进行了新的注解和发展。如中医学对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阴阳关系的认识，对五脏之间功能失调的五行乘侮的认识，对形神关系的认识等等，都对原有哲学理论进行了新的理解，对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中医学学科性质的另一层面，它是多门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由于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及其疾病，所以无疑具有自然科学的一面，但中医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都充分说明了中医学的多学科性质，我们只有把握中医学的这一特点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医学，也才能真正地明确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发展和完善了哲学并促进了哲学和医学的融合
在中医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它的影响。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哲学是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等最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想的支配。”中医学在形成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情况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化的中国古代更是如此。作为哲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起源和构成及其运动规律，如《庄子·知北游》中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吕氏春秋》又说“类同则召，气同则合，声比相应。”而中医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的起源和构成及其运动规律，于是中医学就借助于哲学对世界的认识，有意地运用了“气”的理论，即精气学说，并在“形神关系”的论述中赋予了中医独特的含义，用唯物理论对人体做出了客观的认识，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及“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而《类经》中则说“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又在吾心之神。”这在神学、玄学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我们不能苛求中医学对人体做出更具体更微观的认识，更不可能认识到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然而作为中医来讲，值得庆幸的偏偏是当时这种微观思维的认识水平不是很突出、解剖水平也不是很高，才使中医学不得不用宏观的整体思维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由于人体是一个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生命，同时又表现出无限可分性以及对立统一的辨证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运用了当时哲学理论中较为先进的阴阳学说。哲学认为，阴阳是宇宙中总的法则，可以阐释自然界一切变化的规律，中医学便把这一学说贯穿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以至养生等各个方面，将阴阳学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中医主要理论体系的一个方面。为了说明这些错杂的生命现象，古代医家还有意地运用了具有系统论特点的五行学说，以获得系统的整体性，进一步认识人体自身各个部分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如将人体分成木、火、土、金、水五大系统，各系统之间除存在五行相生相胜关系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着五行胜负关系，五行的这些关系是复杂的人体系统维持正常功能的调节路线和反馈机制。尽管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还存在一些刻板机械甚至唯心主义色彩，但较之秦汉之前的五行哲学则有了明显的进步。尽管《黄帝内经》中没有明确提出“系统”、“整体”的概念，没有明确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总和”，但它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认识到事物内部结构的系统联系，反对孤立地考察事物的构成元素和个别过程，反对将人体视为“一部由零件组成的机器”式的简单思维。五行学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认识人体的诸多方法中都不失其先进性，而成为中医主要理论体系的另一个方面。
总体而言，古代医家运用这些哲学理论把零散的、原始的、初级的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通过归纳综合和分析研究，使之逐步系统化，把感性的医疗知识升华为一种理性的医学理论，并成为一种完整而系统的医学体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医学能像中医学一样和哲学结合得如此完美。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不仅把哲学作为工具运用，而且发展和完善了哲学，并促进了哲学和医学的融合。
中医学不能照搬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中医的学科性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看，中医学除其自然科学的一面外，还有其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一面。中医学作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代表，多学科性是其重要特征，如果脱离哲学，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也将失去其特有魅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不仅仅通过精气学说表现出的唯物观影响和指导着中医，并且通过阴阳学说表现出的对立统一思维及五行学说表现出的联系观而成为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体系，这些哲学思想是构成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医学认识人体和认识自然的工具与方法。古代医家正是依赖于这些哲学理论将当时零散的医学知识及医疗经验进行总结和完善，并借助哲学思想形成了自身体系。由于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了中医学的各个方面，所以将阴阳五行从中医学中剥离，中医学仍是一些零散的医学经验，不可能有系统的中药理论和治疗理论。中药的性能、功效也无以表达，疾病概念、病因求机、治则治法等理法方药均不复存在。中医学仍旧停留在某些自然药物治疗某些症状上，如常山截疟，黄连止痢、杏仁止咳之类。这样它同散落于世界各民族地区以口述形式流传下来的民间传统医学知识并无差异，也就称之为一种医学了。如果我们搬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中医的药物进行分子式的分析，对这些药物作用的原理进行细胞水平的解释，这样建立起来的药物理论，充其量不过只是西医的新药试验和开发而已，绝对不是中药研究；如果对中医学的阴阳用某些具有简单对立作用的酶进行解释和研究，对五行学说某些系统(如神经体液免疫等)的调节反馈进行研究和解释，这样建立起来的医学理论也绝对不是中医。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走过了不少类似的弯路。尽管这种新药开发式的研究，有过一些成功范例，如青蒿素治疗疟疾，但我们提取的柴胡注射无法舒肝解郁、盐酸小檗碱(黄连素)无法泻火除烦、青蒿素无法解暑凉血等等，这些所谓之“素”“碱”、“甙”、“酶”的研究，及在此基础上认识到的疾病概念、药理作用早已违背了中医学的思维规律，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一种曾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医学必然会走向灭亡，留给人类的或许仅仅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种曾经辉煌过的“医学现象”。
中医的发展之路并不是搬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模式以及西方医学还原式的、微观的、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也不再需要用动物实验模式和药理分析、药物提取的方式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应在了解自身发展过程的基础上，继承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思维，利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传统文化的成果以及宏观的整体思维完善和发展中医学理论。加强对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继承和研究，加强对《论语》、《道德经》、《庄子》，尤其是《周易》等古代经典文化论著以及《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的研究学习，探索适合中医发展的道路，而绝不是抛弃这些经典论著。中医学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医学不仅不可能发展，而且必然会走向灭亡。日本汉方医学的衰亡，除了一定的政治原因以外，与日本脱离汉文化和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存在着绝对关系。要认识中医首先应该懂得中国思想和中国思维，所以在最后笔者欲借钱穆先生《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并以此献于同道中人：“最近两百年来，又因于新科学之突飞猛进，仍是太偏发展，而与社会人文脱了节，又引生出种种毛病。更有一辈思想家，试想把自然科学方面的种种律令，来推测整个宇宙，于是唯物论哲学风行一时。若就中国思想观点来评判，那是只见了理世界，而不见有道世界。仍然只见了此宇宙之一面相，而忽略了另一面。尤其是他们试将自然科学的律令应用到人文界。…… 重视了物理，忽略了人道。……只有在中国，不纯粹讲理智，不认为纯理智的思辨，可以解答一切宇宙秘奥。”中医学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当然就不能照搬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但目前关于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论述颇多，而且众说不一，甚至有人主张中医要脱离某些传统的经典著作和传统哲学。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医学的多学科性质和它与中国古代哲学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明确中医学所面临的问题，把握中医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具有多学科性质并与古代哲学关系密切
我们要认识中医学首先应该了解中医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学科性质，从它的成长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轨迹。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秦汉之际，其标志就是《黄帝内经》，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自身的产生背景，是医学和社会科学及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首要基础便是古代解剖知识和当时大量的医学成就及医学实践经验，《黄帝内经》认为要进行医学研究就必须重视人体的形态结构，所以在《黄帝内经》中有大量解剖知识的记载，尤其是脏腑形态的描述与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是中医藏象学说形成的基础。如果没有解剖知识，完全不了解脏腑器官的位置、形态及其相互关系，而试图确定脏腑名称，或凭空推断脏腑的生理功能及其病理变化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医学的哲学态度。同时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基于当时大量的医学实践和医疗成就，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疾病及人与疾病的斗争，当然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就会不断地积累。如在《易经》、《诗经》、《左传》、《山海经》等著作中就有大量的医学方面的记载，表明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相当深刻而广泛的认识，这些医学经验和医疗成就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单纯依据于上述医学知识，还不足以产生一种完善的医学体系，第一是由于当时条件以及认识水平的局限，人类不可能有具体和深入的认识，因此必须借助于当时较为发达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理论作为工具，从另一个角度促进自身的认识；第二从科学的结构而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不可能与其他学科完全隔离。所幸的是，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种文化学术流派、哲学学派进行了广泛的争鸣和交流，呈现出“诸子蜂起”的繁荣景象，这又为中医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和哲学学科的基础。如《周易系辞》中“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学整体观念产生的基础，老庄“阴阳调平，以平为期”的思想也恰好是中医治疗思想的理论源泉。反过来，中医学中某些理论的内涵，又远远超越了医学之囿。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等等，除了有其医学的一面外，更有其哲学和人文学方面的内涵。
此外，中医学还广泛地吸纳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天文、气象、历法、物候、兵法等多学科知识，将其有机地与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并对各学科知识进行了新的注解和发展。如中医学对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阴阳关系的认识，对五脏之间功能失调的五行乘侮的认识，对形神关系的认识等等，都对原有哲学理论进行了新的理解，对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中医学学科性质的另一层面，它是多门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由于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及其疾病，所以无疑具有自然科学的一面，但中医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都充分说明了中医学的多学科性质，我们只有把握中医学的这一特点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医学，也才能真正地明确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发展和完善了哲学并促进了哲学和医学的融合
在中医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它的影响。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哲学是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等最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想的支配。”中医学在形成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情况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化的中国古代更是如此。作为哲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起源和构成及其运动规律，如《庄子·知北游》中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吕氏春秋》又说“类同则召，气同则合，声比相应。”而中医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的起源和构成及其运动规律，于是中医学就借助于哲学对世界的认识，有意地运用了“气”的理论，即精气学说，并在“形神关系”的论述中赋予了中医独特的含义，用唯物理论对人体做出了客观的认识，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及“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而《类经》中则说“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又在吾心之神。”这在神学、玄学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我们不能苛求中医学对人体做出更具体更微观的认识，更不可能认识到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然而作为中医来讲，值得庆幸的偏偏是当时这种微观思维的认识水平不是很突出、解剖水平也不是很高，才使中医学不得不用宏观的整体思维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由于人体是一个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生命，同时又表现出无限可分性以及对立统一的辨证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运用了当时哲学理论中较为先进的阴阳学说。哲学认为，阴阳是宇宙中总的法则，可以阐释自然界一切变化的规律，中医学便把这一学说贯穿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以至养生等各个方面，将阴阳学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中医主要理论体系的一个方面。为了说明这些错杂的生命现象，古代医家还有意地运用了具有系统论特点的五行学说，以获得系统的整体性，进一步认识人体自身各个部分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如将人体分成木、火、土、金、水五大系统，各系统之间除存在五行相生相胜关系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着五行胜负关系，五行的这些关系是复杂的人体系统维持正常功能的调节路线和反馈机制。尽管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还存在一些刻板机械甚至唯心主义色彩，但较之秦汉之前的五行哲学则有了明显的进步。尽管《黄帝内经》中没有明确提出“系统”、“整体”的概念，没有明确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总和”，但它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认识到事物内部结构的系统联系，反对孤立地考察事物的构成元素和个别过程，反对将人体视为“一部由零件组成的机器”式的简单思维。五行学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认识人体的诸多方法中都不失其先进性，而成为中医主要理论体系的另一个方面。
总体而言，古代医家运用这些哲学理论把零散的、原始的、初级的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通过归纳综合和分析研究，使之逐步系统化，把感性的医疗知识升华为一种理性的医学理论，并成为一种完整而系统的医学体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医学能像中医学一样和哲学结合得如此完美。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不仅把哲学作为工具运用，而且发展和完善了哲学，并促进了哲学和医学的融合。
中医学不能照搬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中医的学科性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看，中医学除其自然科学的一面外，还有其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一面。中医学作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代表，多学科性是其重要特征，如果脱离哲学，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也将失去其特有魅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不仅仅通过精气学说表现出的唯物观影响和指导着中医，并且通过阴阳学说表现出的对立统一思维及五行学说表现出的联系观而成为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体系，这些哲学思想是构成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医学认识人体和认识自然的工具与方法。古代医家正是依赖于这些哲学理论将当时零散的医学知识及医疗经验进行总结和完善，并借助哲学思想形成了自身体系。由于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了中医学的各个方面，所以将阴阳五行从中医学中剥离，中医学仍是一些零散的医学经验，不可能有系统的中药理论和治疗理论。中药的性能、功效也无以表达，疾病概念、病因求机、治则治法等理法方药均不复存在。中医学仍旧停留在某些自然药物治疗某些症状上，如常山截疟，黄连止痢、杏仁止咳之类。这样它同散落于世界各民族地区以口述形式流传下来的民间传统医学知识并无差异，也就称之为一种医学了。如果我们搬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中医的药物进行分子式的分析，对这些药物作用的原理进行细胞水平的解释，这样建立起来的药物理论，充其量不过只是西医的新药试验和开发而已，绝对不是中药研究；如果对中医学的阴阳用某些具有简单对立作用的酶进行解释和研究，对五行学说某些系统(如神经体液免疫等)的调节反馈进行研究和解释，这样建立起来的医学理论也绝对不是中医。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走过了不少类似的弯路。尽管这种新药开发式的研究，有过一些成功范例，如青蒿素治疗疟疾，但我们提取的柴胡注射无法舒肝解郁、盐酸小檗碱(黄连素)无法泻火除烦、青蒿素无法解暑凉血等等，这些所谓之“素”“碱”、“甙”、“酶”的研究，及在此基础上认识到的疾病概念、药理作用早已违背了中医学的思维规律，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一种曾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医学必然会走向灭亡，留给人类的或许仅仅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种曾经辉煌过的“医学现象”。
中医的发展之路并不是搬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模式以及西方医学还原式的、微观的、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也不再需要用动物实验模式和药理分析、药物提取的方式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应在了解自身发展过程的基础上，继承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思维，利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传统文化的成果以及宏观的整体思维完善和发展中医学理论。加强对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继承和研究，加强对《论语》、《道德经》、《庄子》，尤其是《周易》等古代经典文化论著以及《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的研究学习，探索适合中医发展的道路，而绝不是抛弃这些经典论著。中医学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医学不仅不可能发展，而且必然会走向灭亡。日本汉方医学的衰亡，除了一定的政治原因以外，与日本脱离汉文化和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存在着绝对关系。要认识中医首先应该懂得中国思想和中国思维，所以在最后笔者欲借钱穆先生《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并以此献于同道中人：“最近两百年来，又因于新科学之突飞猛进，仍是太偏发展，而与社会人文脱了节，又引生出种种毛病。更有一辈思想家，试想把自然科学方面的种种律令，来推测整个宇宙，于是唯物论哲学风行一时。若就中国思想观点来评判，那是只见了理世界，而不见有道世界。仍然只见了此宇宙之一面相，而忽略了另一面。尤其是他们试将自然科学的律令应用到人文界。…… 重视了物理，忽略了人道。……只有在中国，不纯粹讲理智，不认为纯理智的思辨，可以解答一切宇宙秘奥。”中医学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当然就不能照搬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